【大纪元9月10日讯】 《民工的钱与命》第十一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杨银波要和我们谈的是民工与黑社会。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8月26日在《重庆晚报》的一则报导。这则报导是说：在湖北中铁12局的一个工地打工的26名民工，他们因为辛辛苦苦打了两个月的工，还领不到工资，眼看着就要开学了，家里面的小孩还等着这些钱来交学费。无奈之下，这些民工就只好向施工方来讨薪水。结果，施工方竟然调来了100多人，当着公安处长的面来追打这些民工，以至于最后导致三名工人受伤住院。事实上，这样的事在大陆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因为无论是被讨薪的一方，或者是讨薪的民工，到最后往往发生暴力相向的局面，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就要和我们谈民工与黑社会这个特别的主题。
杨：就在你采访我的两小时之前，我母亲已经到了重庆老家。她到家的时候，我五舅也从贵阳赶到了重庆。五舅打电话来，就说了一段话，他说：“银波，你现在算是事业有成了，但是在外面做事情，得罪官方是必然的，因为你是为百姓说话，但是呢，千万别得罪黑社会。”他对这个很担心，因为他们是常年都在外面跑，在外面做包工头，还有他手下很多人，也是民工，也经常受到这些事的威胁。所以，他就告诫我：以后这种人千万别得罪，他们遇到问题，总是从黑道上解决。我记住了他的话，这其实也跟今天这个我早就安排好要做的“民工与黑社会”主题的关系很大。
我想说这么一句话：中国现在确实直接面对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近几年的黑社会问题，在中国社会“凸现”得越来越严重。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规定，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为新的刑事罪名。自从这个罪名产生以后，发生了很多很多更为恶劣的黑社会案例。当然，这不是由《刑法》带来的，而是由如今中国社会的各种“质变”所决定的。中国现在确实直接面对着黑社会所带来的治安环境的潜在威胁。但是，象意大利的黑手党、台湾的竹联帮、香港的14K、新义安等，这么大规模的黑社会组织，在中国大陆还并不存在。一般的大陆黑社会组织，能发展到几十人就已是非常大的规模。象这样的黑社会组织，近年以来打击得非常多，可是越打击，好象冒起来的越凶，这就使得这个社会的稳定和公共安全受到极度挑战，有的甚至涉及国家安全领域。这样就给这个社会，给这个国家增加了更多更为巨大的成本开销。中国的社会治安，必须要考虑到黑社会的背景。我们今天就结合这么一个主题，来谈一下民工与黑社会之间的关系。确实如此，在我收集到的各种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民工因为讨薪、受工伤、和资方发生矛盾而受到的集体性的、有组织的、有战备的袭击，都是一些非常血腥的案件，它们频频爆发。
在各种媒体，不管是网路媒体，还是报纸、杂志、电视，都有关于民工被黑社会频频袭击的的报导。有的案件是上百人袭击民工，到了“惊动国务院”的程度。我们今天摆出来的这个问题，相对于我们以前所讲的，可谓是最残酷的。它从实际上剥夺了人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最为残酷的、令人感到非常恐怖的动向。当然，就我本人而言，在近几年我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来自黑社会的威胁；但是对于许多只能依靠体力来过活的民工来说，这不光是使他们受到迫害和受到血腥的打压，更使得他们形成一种恶性的回圈，这就是我们马上要讲到的民工组建黑社会的问题。他们是由被迫害，从而转向反过来侵略他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黄：银波刚刚跟我们谈的重点是说，民工在必须要讨回工资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他们遭受了工伤，想要跟他们的老板或者工厂争取一些补偿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遭到对方动用的黑道的威胁，最后有一些民工也被迫地成立了黑社会的组织，是不是这样子？
杨：对，是这样。中国流动人口是非常庞大的，这个数字是一亿多人，而所谓“流动人口”，它更多是指“外省流动”、“跨省流动”的人口，如果再算上本省省内流动人口，离开家乡的人就是2.5亿人，“跨省流动”的人是1.4亿。据统计：整个中国，外来人口犯罪率占总犯罪人口的三分之一；深圳、广州、东莞、虎门、南京、海口等经济较发达城市，更是高达80%左右。近年以来，黑社会更多的是根据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产生了很多“变种”。比方说，真正达到一定规模的，他们不仅大量地设立各种堂口，在各地设立分点，而且更多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做一些合法化的经营，中国的黑社会就带有这样的影子。很多黑社会分子以及头目，更多时候是以一种“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群体、公众媒体和公众场合之中，比如政协委员、集团公司的老板、总裁、总经理、职员代理人等，而隐藏在这样的公众面目之后的，却是一个更大的幕后犯罪网络的操纵者。
黄：你刚刚说政协委员也有黑道分子是不是？
杨：对，深圳最近破获的“冠丰华集团案”，其老总就是政协委员。
黄：那么黑道的势力是怎么样的呢？
杨：黑道在很多时候是一种雇佣形态。民工的资本是很少的，对于黑社会来说，最吸引他们的当然是钱了，正是因为民工没有多余资本，所以，包工头雇佣黑社会就成了一种“必然”。黑社会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收费其实并不高，但效率却非常高。我举一个案例来说，有一个民工，他要到包工头那里要钱，包工头无论他怎么说，就是不给他。他跑了很多次都有不见效果，最后这个民工就找黑道人物。这个黑道人物去找包工头，他拿着一把刀，“啪”的一下拍到桌上，说：“看着办。如果不给钱，留下一只手！”
这个包工头没去在意来的这个人，就说：“这样吧，我不想自己动手，你来吧。”这个黑道人物连眼睛都不眨，“划”的一下，刀砍了下来。包工头看到刀下来的一刻，被吓得满头大汗，但没受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黑道人物用的是“刀背”来砍他。之后，对包工头说：“你呀，忒胆小，还不适合我拿刀刃来砍你，只佩我用刀背来剁你。”就这样，顺利地讨回了工钱。在这方面，黑社会分子表现出做事情非常果断、冷静，也非常能够看穿一个人能量的大小、背景的大小，以及准确判断风险的大小，显而易见，具备职业性。
黄：是。银波刚刚跟我们提到的讨薪的方式，就是你好好地跟你的老板、你的工头说，却拿不到工资，可是动用黑社会时就可以很轻而易举地把钱给拿到了。如果这样子可以把钱拿到，那么大家不都会用这种方式了吗？
杨：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你交代一下背景：中国的黑社会和香港的那种嚣张的蛊惑仔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更多地倾向于一种“要把事情完成”的务实的、目的性很强的原则，而且在社会上有很多面目、幌子。比方说，有这样一种黑社会，就是“讨债公司”，或者叫“物流清欠公司”，说白了就是黑社会性质的讨债公司。他们在司法成本过高的时候，或者即便你打赢了官司，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你得到的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得不到有效执行，那么这个时候，一般的民工就会选择出售判决书，或者直接雇佣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黑社会去讨债。在利益的得与失、途径的合法与非法之间，弱势者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捍卫法律的尊严。通过非法的黑社会去解决，目的却比较容易实现；而通过法院的执行庭呢，这个目标就不那么容易实现。
黄：对，旷日费时啊。
杨：没错，旷日费时。用合法的程式，导致的却是一个非法的结果。所谓“非法的结果”，就是他得不到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而把他逼到了非要动用非法手段的局面。但是非法的程式却能得到合法的结果，这两者是很矛盾的。通过合法的步骤得到的却是一纸空文，而通过非法的程式得到的却是合法的利益，在这两者之间，百姓选择的不是一种“法律的正义”，而是一种“实体的正义”，也就是现实的利益，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应该得”的。
黄：是，他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杨：所以说，黑社会能产生、发展，并形成它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这是由这种现实关系所决定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现在民工讨工资，想到了好多“方法”，有跳楼的，有卧轨的，有跑到汽车下面去的，有绑架的，有杀人的，等等，正在此时，突然出现了根本不用他们亲自出面就可以帮他们要回工资的组织，这就形成一个“地下市场”，黑社会寄生其中。比如，河南省郑州火车站已经有人贴出告示，杀手开价：5000块，想弄哪里弄哪里，但是不把人弄死。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也曾经多次报导过这样的例子，在地上，在墙上，有时也能看到类似的“杀手告示”。
黄：真是嚣张！
杨：可也不算多大的新闻，中国确实有这样的杀手。我记得河南省郑州市的报导是这样讲的，有人在上面写了一个可以联系的手机号，一个记者打电话过去了，压低声音问：“我有点麻烦，我想把他按住，不是要把他做掉，是要搞他个残废，你说多少钱？”然后，这个黑道人物马上就把手机关了。
黄：为什么？
杨：因为他们要寻找的目标不是一次就可以谈成的，他是要你“想来和我谈”的，绝对不是试探。
黄：他们很有经验呀。
杨：所以你第一次打，他关了；第二次打，他还是关了。第三次再打，对方说：“不要废话，我给你提供账号，钱到了再说。”就是这样。
黄：非常的专业。
杨：你可以想一下，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大量的出现，靠“杀人”为生的杀手却不是奇间，一想到这些，任何人都会觉得不寒而栗。然而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社会，有几千年的“帮会”历史的存在，人称“江湖”。
黄：是。银波我想，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然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社会，都会有帮派或者是黑社会的组织，但是你要找杀手或者是找黑社会的人帮你出头，其实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帮你找杀手帮你去伤害对方，甚至要他的命，像你刚刚提到的例子，随便都可以找到电话打过去，我想这已经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地步。
杨：在这个报导之中，警方的表示是：这个人完全是在“哗众取宠”。当然警方这么说，我觉得这是“安抚民心”的手法，但是现在一些确定玩命的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亡命之徒”，这些人是不把员警放在眼里的。他公然地以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就是说：说白了，我就是报复社会的，要给社会一个严重的警告。
黄：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为了钱。当民工没有办法用合法的手段拿到他们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就只有去诉诸于黑社会，或者是诉诸于暴力了。杨银波接着给我们谈到，最后民工怎样被逼成自己组建黑社会的暴力讨薪组织。
杨：刚才我们已经讲到，就是一般的民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从合法的程式解决不了，而非法程式呢，是很快就能够解决的。但是，他们也怕得罪这些人，也不想沾染到这些人。那么他就干脆自己做，你想啊，哪有黑社会分子公开说自己是黑社会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民工可能会作出一种选择：自己组建暴力讨薪组织。最开始，他们只是程序不合法（包括去找黑社会帮忙），他们为了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去威胁人，找别人帮忙威胁人，采用暴力、绑架，这些都还只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顶多只是违法、犯罪，还构不成“反社会”。但是，如果他威胁不成功，比如民工亲自去找人帮忙，还没解决问题，找清官也没把事儿办成，同时他们又没有那么多钱去雇佣黑社会——“要去讨薪的民工”能有几个钱？！他们本来就是困为没钱才去讨薪——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民工就很有可能自己组建以讨薪为目地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讨薪组织。
黄：也就是民工自己组建黑社会。
杨：实际上，近年以来，就有这样的案例大量出现。比如，曾经报导出来的一个案子，就是说，几个从四川到深圳去打工的民工，他们是一家人，男人去做打手，女人打扮得很漂亮，以做“色情交易”为诱饵，专门引诱比较年轻的开比较好的车的司机。很多人都被骗进去了，刚走进屋去，就被背后跳出来的打手活活打死，然后像农村杀猪的流水线一样，剖尸、分尸，非常干净利索，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到案发时，受害者的数目已经相当惊人。
黄：那么，他们杀人图的是什么？图的是那些司机的车子吗？
杨：是钱，还有就是倒卖车，一辆计程车他们能倒卖40000多块钱，这是发生在深圳的比较血腥的案例。当然，在近几年的案例中，有许多黑社会分子确实就是民工出身。比如，搞建筑觉得天太热，又经常被欺负，包工头、黑社会、政府，这些都有问题，甚至出现老乡迫害老乡的，正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人情冷暖和自己走到了困境，没办法了，就去抢劫、盗窃，大多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团伙作案。他们这些人都存在侥幸心理，老是想：“这一次做了就再也不做了，我们要收手了。”其实他自己根本克制不了，他得到了一次好处，会觉得：“怎么这么容易就得手了？对方连一点反抗都没有。”觉的得到太容易，所以还想干一票。那么，一票又一票，越干越大，越干越猛。当他们的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欲望就会疯狂增长，不管是一个普通的犯案人员，还是一个黑社会组织、集团，或者说是一个庞大到在世界各地都有联络点的大型犯罪集团组织，都一概逃不出这个法则。而在此时，他们除了有“经济利益诉求”之外，还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利益诉求”，这是一条必然的道路。
黄：没错，这是必然的道路，这更是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好，我们谢谢银波今天为我们主讲的这一集《民工的钱与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是尾声了。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黄绢，我们下周末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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