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銀波:民工頻頻被襲 黑社會惡果累累

——《民工的錢與命》主講系列

楊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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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10日訊】 《民工的錢與命》第十一集(週六早八點、晚八點)——臺北中央廣播電臺《展望中國》。

主講、策劃:楊銀波。

主持、製作:黃絹。

我們的節目口號是: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展望中國,我們給您在大陸聽不到的聲音,我們給您跟官方不一樣的觀點。

背景聲音:“我們一定要把工錢要回來!這錢什麼時候給?啥時候給我們?你這錢什麼時候給我們?我哪兒有工錢呢?找他們去!走!走!”

黃: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臺灣之音”,聽眾朋友,歡迎收聽《展望中國》,我是黃絹。在我們今天的主題裏,楊銀波要和我們談的是民工與黑社會。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則8月26日在《重慶晚報》的一則報導。這則報導是說:在湖北中鐵12局的一個工地打工的26名民工,他們因為辛辛苦苦打了兩個月的工,還領不到工資,眼看著就要開學了,家裏面的小孩還等著這些錢來交學費。無奈之下,這些民工就只好向施工方來討薪水。結果,施工方竟然調來了100多人,當著公安處長的面來追打這些民工,以至於最後導致三名工人受傷住院。事實上,這樣的事在大陸已經算不上是新聞了,因為無論是被討薪的一方,或者是討薪的民工,到最後往往發生暴力相向的局面,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事。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就要和我們談民工與黑社會這個特別的主題。

楊:就在你採訪我的兩小時之前,我母親已經到了重慶老家。她到家的時候,我五舅也從貴陽趕到了重慶。五舅打電話來,就說了一段話,他說:“銀波,你現在算是事業有成了,但是在外面做事情,得罪官方是必然的,因為你是為百姓說話,但是呢,千萬別得罪黑社會。”他對這個很擔心,因為他們是常年都在外面跑,在外面做包工頭,還有他手下很多人,也是民工,也經常受到這些事的威脅。所以,他就告誡我:以後這種人千萬別得罪,他們遇到問題,總是從黑道上解決。我記住了他的話,這其實也跟今天這個我早就安排好要做的“民工與黑社會”主題的關係很大。

我想說這麼一句話:中國現在確實直接面對著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近幾年的黑社會問題,在中國社會“凸現”得越來越嚴重。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4條規定,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定為新的刑事罪名。自從這個罪名產生以後,發生了很多很多更為惡劣的黑社會案例。當然,這不是由《刑法》帶來的,而是由如今中國社會的各種“質變”所決定的。中國現在確實直接面對著黑社會所帶來的治安環境的潛在威脅。但是,象義大利的黑手黨、臺灣的竹聯幫、香港的14K、新義安等,這麼大規模的黑社會組織,在中國大陸還並不存在。一般的大陸黑社會組織,能發展到幾十人就已是非常大的規模。象這樣的黑社會組織,近年以來打擊得非常多,可是越打擊,好象冒起來的越凶,這就使得這個社會的穩定和公共安全受到極度挑戰,有的甚至涉及國家安全領域。這樣就給這個社會,給這個國家增加了更多更為巨大的成本開銷。中國的社會治安,必須要考慮到黑社會的背景。我們今天就結合這麼一個主題,來談一下民工與黑社會之間的關係。確實如此,在我收集到的各種案件當中,涉及到的民工因為討薪、受工傷、和資方發生矛盾而受到的集體性的、有組織的、有戰備的襲擊,都是一些非常血腥的案件,它們頻頻爆發。

在各種媒體,不管是網路媒體,還是報紙、雜誌、電視,都有關於民工被黑社會頻頻襲擊的的報導。有的案件是上百人襲擊民工,到了“驚動國務院”的程度。我們今天擺出來的這個問題,相對於我們以前所講的,可謂是最殘酷的。它從實際上剝奪了人的生命,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最為殘酷的、令人感到非常恐怖的動向。當然,就我本人而言,在近幾年我並沒有受到直接的來自黑社會的威脅;但是對於許多只能依靠體力來過活的民工來說,這不光是使他們受到迫害和受到血腥的打壓,更使得他們形成一種惡性的迴圈,這就是我們馬上要講到的民工組建黑社會的問題。他們是由被迫害,從而轉向反過來侵略他人,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

黃:銀波剛剛跟我們談的重點是說,民工在必須要討回工資的過程當中,或者是他們遭受了工傷,想要跟他們的老闆或者工廠爭取一些補償的時候,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會遭到對方動用的黑道的威脅,最後有一些民工也被迫地成立了黑社會的組織,是不是這樣子?

楊:對,是這樣。中國流動人口是非常龐大的,這個數字是一億多人,而所謂“流動人口”,它更多是指“外省流動”、“跨省流動”的人口,如果再算上本省省內流動人口,離開家鄉的人就是2.5億人,“跨省流動”的人是1.4億。據統計:整個中國,外來人口犯罪率占總犯罪人口的三分之一;深圳、廣州、東莞、虎門、南京、海口等經濟較發達城市,更是高達80%左右。近年以來,黑社會更多的是根據這樣的社會環境的變化,從而產生了很多“變種”。比方說,真正達到一定規模的,他們不僅大量地設立各種堂口,在各地設立分點,而且更多的是他們已經開始做一些合法化的經營,中國的黑社會就帶有這樣的影子。很多黑社會分子以及頭目,更多時候是以一種“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現在公眾群體、公眾媒體和公眾場合之中,比如政協委員、集團公司的老闆、總裁、總經理、職員代理人等,而隱藏在這樣的公眾面目之後的,卻是一個更大的幕後犯罪網絡的操縱者。

黃:你剛剛說政協委員也有黑道分子是不是?

楊:對,深圳最近破獲的“冠豐華集團案”,其老總就是政協委員。

黃:那麼黑道的勢力是怎麼樣的呢?

楊:黑道在很多時候是一種雇傭形態。民工的資本是很少的,對於黑社會來說,最吸引他們的當然是錢了,正是因為民工沒有多餘資本,所以,包工頭雇傭黑社會就成了一種“必然”。黑社會在處理很多事情的時候,收費其實並不高,但效率卻非常高。我舉一個案例來說,有一個民工,他要到包工頭那裏要錢,包工頭無論他怎麼說,就是不給他。他跑了很多次都有不見效果,最後這個民工就找黑道人物。這個黑道人物去找包工頭,他拿著一把刀,“啪”的一下拍到桌上,說:“看著辦。如果不給錢,留下一隻手!”

這個包工頭沒去在意來的這個人,就說:“這樣吧,我不想自己動手,你來吧。”這個黑道人物連眼睛都不眨,“劃”的一下,刀砍了下來。包工頭看到刀下來的一刻,被嚇得滿頭大汗,但沒受傷。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黑道人物用的是“刀背”來砍他。之後,對包工頭說:“你呀,忒膽小,還不適合我拿刀刃來砍你,只佩我用刀背來剁你。”就這樣,順利地討回了工錢。在這方面,黑社會分子表現出做事情非常果斷、冷靜,也非常能夠看穿一個人能量的大小、背景的大小,以及準確判斷風險的大小,顯而易見,具備職業性。

黃:是。銀波剛剛跟我們提到的討薪的方式,就是你好好地跟你的老闆、你的工頭說,卻拿不到工資,可是動用黑社會時就可以很輕而易舉地把錢給拿到了。如果這樣子可以把錢拿到,那麼大家不都會用這種方式了嗎?

楊:關於這個問題,我要給你交代一下背景:中國的黑社會和香港的那種囂張的蠱惑仔是有所不同的。他們在做事情的時候,更多地傾向於一種“要把事情完成”的務實的、目的性很強的原則,而且在社會上有很多面目、幌子。比方說,有這樣一種黑社會,就是“討債公司”,或者叫“物流清欠公司”,說白了就是黑社會性質的討債公司。他們在司法成本過高的時候,或者即便你打贏了官司,作為一個普通百姓,你得到的也只是一紙空文,而得不到有效執行,那麼這個時候,一般的民工就會選擇出售判決書,或者直接雇傭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黑社會去討債。在利益的得與失、途徑的合法與非法之間,弱勢者更多的是考慮如何捍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捍衛法律的尊嚴。通過非法的黑社會去解決,目的卻比較容易實現;而通過法院的執行庭呢,這個目標就不那麼容易實現。

黃:對,曠日費時啊。

楊:沒錯,曠日費時。用合法的程式,導致的卻是一個非法的結果。所謂“非法的結果”,就是他得不到自己應該得到的利益,而把他逼到了非要動用非法手段的局面。但是非法的程式卻能得到合法的結果,這兩者是很矛盾的。通過合法的步驟得到的卻是一紙空文,而通過非法的程式得到的卻是合法的利益,在這兩者之間,百姓選擇的不是一種“法律的正義”,而是一種“實體的正義”,也就是現實的利益,因為這個東西是“我應該得”的。

黃:是,他可以解決問題,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楊:所以說,黑社會能產生、發展,並形成它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這是由這種現實關係所決定的。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現在民工討工資,想到了好多“方法”,有跳樓的,有臥軌的,有跑到汽車下麵去的,有綁架的,有殺人的,等等,正在此時,突然出現了根本不用他們親自出面就可以幫他們要回工資的組織,這就形成一個“地下市場”,黑社會寄生其中。比如,河南省鄭州火車站已經有人貼出告示,殺手開價:5000塊,想弄哪裡弄哪裡,但是不把人弄死。在廣州,《南方都市報》也曾經多次報導過這樣的例子,在地上,在牆上,有時也能看到類似的“殺手告示”。

黃:真是囂張!

楊:可也不算多大的新聞,中國確實有這樣的殺手。我記得河南省鄭州市的報導是這樣講的,有人在上面寫了一個可以聯繫的手機號,一個記者打電話過去了,壓低聲音問:“我有點麻煩,我想把他按住,不是要把他做掉,是要搞他個殘廢,你說多少錢?”然後,這個黑道人物馬上就把手機關了。

黃:為什麼?

楊:因為他們要尋找的目標不是一次就可以談成的,他是要你“想來和我談”的,絕對不是試探。

黃:他們很有經驗呀。

楊:所以你第一次打,他關了;第二次打,他還是關了。第三次再打,對方說:“不要廢話,我給你提供帳號,錢到了再說。”就是這樣。

黃:非常的專業。

楊:你可以想一下,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大量的出現,靠“殺人”為生的殺手卻不是奇間,一想到這些,任何人都會覺得不寒而慄。然而我們也知道,在中國社會,有幾千年的“幫會”歷史的存在,人稱“江湖”。

黃:是。銀波我想,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當然在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每個社會,都會有幫派或者是黑社會的組織,但是你要找殺手或者是找黑社會的人幫你出頭,其實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幫你找殺手幫你去傷害對方,甚至要他的命,像你剛剛提到的例子,隨便都可以找到電話打過去,我想這已經到了一種非常嚴重的地步。

楊:在這個報導之中,警方的表示是:這個人完全是在“嘩眾取寵”。當然警方這麼說,我覺得這是“安撫民心”的手法,但是現在一些確定玩命的人,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亡命之徒”,這些人是不把員警放在眼裏的。他公然地以這樣一種面目出現,就是說:說白了,我就是報復社會的,要給社會一個嚴重的警告。

黃:其實說來說去都是為了錢。當民工沒有辦法用合法的手段拿到他們的工資的時候,他們就只有去訴諸於黑社會,或者是訴諸於暴力了。楊銀波接著給我們談到,最後民工怎樣被逼成自己組建黑社會的暴力討薪組織。

楊:剛才我們已經講到,就是一般的民工,在遇到問題的時候,從合法的程式解決不了,而非法程式呢,是很快就能夠解決的。但是,他們也怕得罪這些人,也不想沾染到這些人。那麼他就乾脆自己做,你想啊,哪有黑社會分子公開說自己是黑社會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民工可能會作出一種選擇:自己組建暴力討薪組織。最開始,他們只是程序不合法(包括去找黑社會幫忙),他們為了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而去威脅人,找別人幫忙威脅人,採用暴力、綁架,這些都還只是針對某一個人或者某幾個人,頂多只是違法、犯罪,還構不成“反社會”。但是,如果他威脅不成功,比如民工親自去找人幫忙,還沒解決問題,找清官也沒把事兒辦成,同時他們又沒有那麼多錢去雇傭黑社會——“要去討薪的民工”能有幾個錢?!他們本來就是困為沒錢才去討薪——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民工就很有可能自己組建以討薪為目地的具有黑社會性質的暴力討薪組織。

黃:也就是民工自己組建黑社會。

楊:實際上,近年以來,就有這樣的案例大量出現。比如,曾經報導出來的一個案子,就是說,幾個從四川到深圳去打工的民工,他們是一家人,男人去做打手,女人打扮得很漂亮,以做“色情交易”為誘餌,專門引誘比較年輕的開比較好的車的司機。很多人都被騙進去了,剛走進屋去,就被背後跳出來的打手活活打死,然後像農村殺豬的流水線一樣,剖屍、分屍,非常乾淨利索,一點痕跡都不留。這也是一個黑社會組織,到案發時,受害者的數目已經相當驚人。

黃:那麼,他們殺人圖的是什麼?圖的是那些司機的車子嗎?

楊:是錢,還有就是倒賣車,一輛計程車他們能倒賣40000多塊錢,這是發生在深圳的比較血腥的案例。當然,在近幾年的案例中,有許多黑社會分子確實就是民工出身。比如,搞建築覺得天太熱,又經常被欺負,包工頭、黑社會、政府,這些都有問題,甚至出現老鄉迫害老鄉的,正是由於他們看到了人情冷暖和自己走到了困境,沒辦法了,就去搶劫、盜竊,大多是兩人或兩人以上的團夥作案。他們這些人都存在僥倖心理,老是想:“這一次做了就再也不做了,我們要收手了。”其實他自己根本克制不了,他得到了一次好處,會覺得:“怎麼這麼容易就得手了?對方連一點反抗都沒有。”覺的得到太容易,所以還想幹一票。那麼,一票又一票,越幹越大,越幹越猛。當他們的原始積累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欲望就會瘋狂增長,不管是一個普通的犯案人員,還是一個黑社會組織、集團,或者說是一個龐大到在世界各地都有聯絡點的大型犯罪集團組織,都一概逃不出這個法則。而在此時,他們除了有“經濟利益訴求”之外,還會產生更大的“政治利益訴求”,這是一條必然的道路。

黃:沒錯,這是必然的道路,這更是一條惡性循環的道路。好,我們謝謝銀波今天為我們主講的這一集《民工的錢與命》。今天的節目進行到這裏,已經是尾聲了。祝福大家週末愉快,我是黃絹,我們下週末同一時間空中再會,拜拜。

注:本文系《大紀元》首寄[首發稿](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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