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節目：《民工的錢與命》第五集（週六早八點、晚八點）——臺北中央廣播電臺《展望中國》。
主講、策劃：楊銀波。
主持、製作：黃絹。
我們的節目口號是：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展望中國，我們給您在大陸聽不到的聲音，我們給您跟官方不一樣的觀點。
背景聲音：“我們一定要把工錢要回來！這錢什麼時候給？啥時候給我們？你這錢什麼時候給我們？我哪兒有工錢呢？找他們去！走！走！”
黃：今天的《民工的錢與命》節目，與以往有些不同。在過去的節目當中，楊銀波主要是從外部大環境來談民工，今天銀波要從民工的自身來談這當中的矛盾和思索，專門針對民工自己必須檢討的幾個問題，所以他選擇了一個很重要的題目——“民工的劣根性”。在過去的五集節目之中，楊銀波從“民工工資過低”這個最現實的問題談開去，揭示了民工在大陸社會各個階層之中其實是一個非常弱勢的地位、待遇和遭遇，這是就外部的大環境而言。而就民工自身呢？促成這種艱難處境的原因，是否也有民工的成分？所以，楊銀波從“民工劣根性”這個話題著手，直接觸及了這一重要問題。
楊：我們最開始的思路，是以“工資”為最基本的切入點，從這個切入點出發，透過種種現象矛盾，展示的是一副悲慘的民工畫卷。然後，直接進入“如何維權”的主題，以及這種維權的種種外在背景。在這些外在背景之外，還有一個很內在的背景，也就是我今天必須要講出來的——“民工的劣根性”。對此，之前我們有所提及的是：這確實是一個一盤散沙的群體，比較顧及私人、顧及個人，可是這畢竟還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沖突、矛盾，尚不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的這種衝突、矛盾。坦率地說，民工確實有很多矛盾，很多麻煩，很多讓你很不愉快和不可思議的地方。
當你一步又一步地感受到他們苦難的同時，你也一步又一步地看到他們自身的缺陷和弊病，猶如這個社會的任何群體一樣，他們同樣是複雜多變的。他們以他們特殊的個性、特殊的習慣、特殊的習俗，在一個規則性、程式性、秩序性比較強的陌生的地區，恰恰是把原來在農村家鄉的種種特點，幾乎是100%地照搬到了城市、郊區、外地。因而，也就與這些地區發生了衝突，也同時因為這種衝突，與自己也發生了衝突，與自己的親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老鄉發生了衝突，這種衝突甚至已經達到不可避免的悲劇性的程度。這也跟民工的“錢”與“命”有關聯，所以我才選擇這樣一個題目來講。
作為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生存、發展，你自己的主動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喪失了主動性，喪失了本身的資源——須知，這些資源將提供給你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國家相對平等的地位和機會——，如果這些資源你本身是沒有的話，那麼，這就意味著你在社會競爭之中必然處於弱勢，而且你自己就已經把自己打敗了。民工也是如此。我們經常習慣於把外部的大環境作為導致社會悲劇的主因，他們確實工資低，當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無人保護、無人援助，這些苦難是否僅僅因為政治、制度，或者是否僅僅因為無人能夠有力地保護他們，或者是否僅僅因為有人能夠做到這一切但卻沒有做出行為和其他種種努力？
我們要有這樣一個基本認識：在社會逐漸冷漠和殘酷的同時，沒有一個人是幸運的，那麼民工也不例外，他們同樣在這樣一個社會大醬缸裏受到了“薰陶”。民工自己究竟在給自己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這裏，我又要坦率地說，這種角色的悲劇性在於：民工在社會劇變的同時，缺乏了自我反省和追求進步的努力。也就是說，他們的意識趨向於保守，他們的變革意識、改革意識、革新意識，相對而言要低得多，主要是求一個安穩，求一個穩定，求一個平安。民工的流動性很大，這意味著他們生存的機會是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也同樣意味著競爭越來越激烈，在各個工廠門外排隊等候“招呼”的人，在勞動力市場，在各個招聘點，這些人尋求生存和發展的那種寄望，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那一股股強烈的求生欲望和發展願望，逼真至極。
我們試問一下：一個每月都有2000元或1500元收入的民工，當他離開這家工廠的時候，他還能不能找到一個在他看來工資並不低而且條件更加寬鬆的工作場所？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正是因為這樣一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自信心的缺乏，才使得他們的生存總是充滿了悲觀的心態和迷茫的神情。他們太急於求一個安穩和穩定的環境，這又從另一面反映了他們應變心理的缺乏，或者更乾脆地說，這是一種任何人身上都會出現的“本領恐慌”，他們缺乏這樣的應變能力來抵禦和改變這個社會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千變萬化。這是涉及“安全感”的領域，屬於第一方面的問題。
第二方面，也就是我剛才所講的，他們從窮鄉僻壤的農村來到一個可供他們謀生和發展的地區，這不是一列普通火車、一輛普通汽車就能完成的過程。他們湧入這樣一個在文化、語言、交通、氣候、習俗、秩序乃至於地方政策、制度等多方面都有明顯差異的地區，不但地點發生了變化，而且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從傳統的農民變成了實際上的工人。可是，他們沒有變化的東西仍然在大規模地阻撓著更積極的變化。
黃：是的，銀波所說的這樣一種身份的轉變，本是一個積極的變化，但是民工們或許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轉變將同時伴隨著思想、觀念、行為、習慣的轉變，而這就導致了許多問題的發生。接下來，楊銀波談到的民工的劣根性，第一個就是：賭。
楊：在進入“賭”這個話題之前，我想說明一下：我接觸的許多民工，有這樣一種特性，既有奴性，也有皇性，更有令人感動的人性光輝。你若比他強勢，他百依百順；你若比他弱勢，你就成了他的侵略對象。當然，這並不是絕對。我想，任何一個並沒有看清自己位置的人和瞭解社會大勢的人，都會存在這樣的性格，因為這確實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常常使人不可理喻的特殊國度的一種“變態心理”。
下面談賭。在農村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人們一般是如何休閒呢？沒有農活的時候，看看朋友，走走親戚，然後坐下來打打牌。嗯，這個“打牌”啊，常常是賭的代言詞，農村的賭風很盛啊，越窮的地方越愛賭。那麼，在外地怎麼打牌呢？經常是這樣的：賭小錢的話，那可真是趨之若騖；賭大錢的話，反而沒幾個人敢去。到這邊賭博，一般是怎麼賭博呢？
我跟你講一個我身邊的例子。在離我住處不足10分鐘路程的地方，有一個老鄉，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這個老鄉原來也是一個民工，同我父母是在同一個廠裏面幹，這個民工非常聰明，他先找了一個當地人，開了一個店。這個店原來的生意呢，就是接電話。因為那個時候（大約是2003年之前），民工的身上一般是沒有手機的，他們要打電話只能到店裏面去打。那麼，如果家裏打電話給這邊的民工呢？這個工作，就是店老版的考慮了。這時候，店老闆就跑到廠裏面去叫人：“喂，陳某某，接電話！”這麼一叫，手續費就是兩塊錢。
可是後來民工慢慢有了錢，加上手機降價，他們開始買手機了，手機大量普及，這個時候這個店老闆就沒有生意了。怎麼辦呢？這個時候他想到另一個辦法：開賭場。這種“賭場”是比較隱形的，你怎麼看也像是完全搞娛樂的，不是那種澳門賭場式的氣派、設置和牌具，按他們的說法，就是老鄉之間“聚聚、樂樂、玩玩”。可是就是這種“聚聚、樂樂、玩玩”，看上去雖然普普通通，但是只要有空閒的時間，每天起碼都有兩三桌，多則七八桌。要是過節，尤其是過新年，那更是大賭特賭，從臘月二十五、六賭到大年十五、六，說不定還沒完。
這個店老闆賺的主要是抽“牌頭錢”，一般每天有幾十塊，稍好一點有一兩百、兩三百，過新年每天有一千多。我們就要問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民工要在這裏賭，而且賭得很爛很爛？光是從我手頭上借出去的錢，有多少呢？起碼有七八個人了，有的是一兩年都沒還我錢。我說這個，不是說要這些人還錢，而是要指出這些人的基本品性問題。老是這樣一種習慣：昨天沒錢了，有人逼他還賭債。然後就是這種：“銀波，借我點錢。”多少？“50塊。”幹嘛？“我那邊有點急事，需要用點錢。”什麼急事？“哎呀，反正你甭管了，你幫個忙。”他不告訴你是為了什麼。
那我就說：好，這樣，這錢什麼時候還我？“明天！”明天什麼時候？“明天中午！”好，反正你和我父母關係不錯，再說咱們認識這麼長時間了，這錢就借給你吧。第二天中午，這人又來了，我以為是來還錢，沒曾想：“銀波，再借100塊！”那一套又來了，實在推不過去，我只好說：那就打個欠條吧。“哎呀，打什麼欠條？我保證今天晚上還你！”這時間一過去就是半年，人影都不見了。有的民工啊，在這邊真是輸得一蹋糊塗。在他們當中，有的是1993年、1994年就到這邊打工了，有的是1989年、1990年就來了，打工打到現在是個什麼情況呢？家裏的房子還是那個房子，孩子呢，是初中沒有畢業就被逼著出來打工。
關於賭博，最近我旁邊還發生了一件事，也是我的一個老鄉幹的。這個民工有兩個孩子，其中男孩是我同學，女孩是我校友。這個男孩今年24歲了，他原來在重慶一個摩托車廠做工，然後又到我這邊來，找不到工作，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個女孩呢，20歲，她非常討厭她的父親，因為這個父親是一次又一次地賭，在外邊欠了一屁股債，沒錢了就逼著他女兒的工資，等於是讓他女兒替他還賭債。這個女兒就非常討厭：“這是我自己打工掙的血汗錢啊，我孝敬你可以，但是你總得給我一個數目限制吧，我也得生存啊。”結果一到這個女兒發工資的，她父親就又要去逼她的錢了。她實在是忍受不了這種來自父親的壓榨和剝削，最後離家出走，到現在也沒有和家裏聯繫，也不知道走到哪裏去了。這樣一個發生我身邊的真實的案例，說明這種來自個人的一些問題，導致了家庭的破裂、家庭的分裂。
注：本文系《大紀元》首寄[首發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