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8日讯】
王怡插话：
说到占领阵地有没有可能，我想到今年五月份中宣部在成都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那个中宣部长和你的看法不一样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指着一批老总的鼻子骂，说我们现在的媒体上90％都是毒草，我们的媒体已经完全失控了。
宋仲文：
我感觉到我们今天同上帝同在，马上就要送走旧年了，要迎来新年了。我是宽巷子的民间诗人，我想给余杰送一首诗，叫《灰烬》。
“我，在黑暗中徘徊，世纪听到了喘息，此时，仿佛是一堆燃烧的火，它直接照亮原野，那点对自由的追求，即使变成灰烬，也在所不惜。就让它去吧，它，是我的慰藉”。
同志们，在谈到自由的时候我们都要赴汤蹈火。我开了个茶馆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的周围聚了很多老百姓，他们对自由这个词有点谈虎色变，我在那里很敏感，经常有人来问我拆迁问题。我说宋大哥的房子没有我的授权谁敢来动？那些人就说共产党会把我怎么样，今天大家谈了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同志们，我们要往前看，我们要看明年怎么样，对不对？今天来这前我看到了今天的《南方周末》，上面有两个资讯让我非常感动，一个是有一句话，就是你们今天谈到的假话和真话的问题，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一句真话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份量。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中间有连战先生一张笑容可掬的画面，我感到非常感动，我好象听到上帝摸着我的心口在说，孩子，到我这里来吧。我觉得就凭这句话我们中国是有希望的，相信有一天国民党会回到中国大陆，我宋先生是他们的拥护者。（鼓掌）
无慧插话：
刚才一些朋友说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知识份子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知识份子是在那个利益集团里或多或少有一些自己的利益。中共这五十多年的历史就是要把人踩到脚底下而且要把你踩得稀烂，踩到泥沙里然后把你拉起来给你点糖吃，然后你就会感激不尽，觉得今天终于把自己当成人了。我刚才没说完的就是先把你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把你当成狗，而且猪狗不如，最后再来给你平反，给你加点薪，给你点糖吃。其实这也就是这些人把自己思想禁锢起来的原因。前段时间荣经在搞这些事情的调查时，就有些人跑去证明说当时是怎么怎么一回事，还帮到说假话，而且假话说多了他自己都觉得是真话了。所以如杨老师刚才所说，知识份子的精神应该重建，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工作，是我们自己怎样把自己从这个牢笼里解脱出来。人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有这个自由的。人是生而平等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永远也不会真正地得到自由。
稻子：
我也想来说两句，刚才杨老师说的为什么东欧的知识份子非常的优秀，而中国的知识份子在五七年反右和文革中，包括现在的远不如东欧的知识份子，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老是缺钙，老是恐惧，他们无法克服这种恐惧的心理。就象刚才王怡所说，他们不敢大声的写作，就是源于这种恐惧。我们想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苏联的那两个年轻人就敢于做这样的事，在他们的后面，俄罗斯的精神是什么？是东正教精神，而东正教精神是基督的精神，整个东欧的知识份子是基督精神培养长大的，他们坚持的是基督教的精神。而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儒、释、道的精神。他们这种精神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立功立德立言，而他立功立德立言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自己。而东欧的知识份子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他们是为了上帝，上帝是什么？是真理，正义，公理。光明，至善，至爱。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他们两种不同的行为，导致了不同的勇气，也对社会做出的是不同的贡献。
俄罗斯的知识份子给世界提供了顶尖级的文化，而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做了些什么？在文学、艺术、音乐等各个领域又做出了些什么贡献。刚才我们大家说要自由，要怎样自由？在东欧国家，引起他们巨大变革的力量之一就是他们的信仰，是天主教，东正教。共产主义没有本事把这个信仰彻底摧毁。像瓦文萨说的一样，保罗教皇把自由的种子撒在了波兰的土地上。当时东欧的基督教把他们的教堂全部提供给知识份子作为演讲的会场。那些信徒们十分支持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我们再说台港，台港的陈水扁就是靠他们的长老会的支撑，当时长老会的势力是很大的，他有了这种坚不可摧的后备力量，所以他能在大选中胜出。所以我们说凡是知识份子的正义精神能得到宏扬的地方，都离不开信仰的力量。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为自己立功立德立言，包括出书等，都是为自己的，没有来自上帝的力量和智慧，你不是为了真理正义而活，你没有信仰，你的肉体是极其软弱的，是根本不可能去战胜集权专政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如果不把自己的世界观作调整，不接受来自上帝的智慧和力量，不对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行剔骨剔肉的改变，我们就是没有多少希望的。
黄维才：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和兄弟姐妹的发言，非常激动，还是忍不住想说几句话。我觉得刚才在发言中间大家对我们的知识份子寄予了很多的希望。但我个人认为象刚才余杰先生，王怡先生和杨老师等提到的要拯救记忆，捍卫历史的真实，这个责任并不只是知识份子的责任。我们在坐的每一个公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都有这个责任。而且我觉得刚才杨老师提到的为什么俄罗斯民族会产生出那么些优秀的知识份子，这让我想起原来看过的摩罗的一篇文章，叫《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是纪念赫尔岑一百周年写的文章。读过这篇文章后你就会深刻地感觉到为什么俄罗斯会产生出这样的巨人，而在我们中国不能产生出这样的巨人。难道我们不能问一下自己，我在中国这个苦难的历史阶段中间要负些什么样的责任吗？
在我们中国从四九年以后，我就是一个出生在五O年的人，我们国家的一系列灾难，都是一步步跟着走过来的，从家庭和个人来说也是深受其害的。但是我现在并不觉得我只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灾难的制造和参与者。因为我们国家经历的每一灾难，包括六一、二年所谓的“自然灾害”和后来的文革，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我们当时作过抗争没有？当你见到这些灾难在这片大地上肆虐横行的时候，我们发出过自己凭着良知应该发出的声音没有？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应该忏悔和认罪，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灾难并不是只是因为一个人，象刚才那位老师所说是一个君王造成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都去对君王的一切罪行保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把自己保到的、独善其身的态度，没有一切对罪恶的纵容，我们国家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到这些灾难的深渊中去。而当时俄罗斯的那些十二月党人被判刑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就有少女敢在大街上去给他们献玫瑰花，就有民众敢大张其鼓地去表示对这些英雄们的崇敬。而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就敢于抛弃优裕富足的贵族生活环境，而跟着自己的丈夫去到那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过流放生活，好多人后来就默默地死在那里。而当我们国家在灾难横行的时候，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林昭，我们对这些能坚持真理的知识份子表示过自己的敬慕，表示过自己的支持没有？
所以我们不能光是遣责知识份子不说真话，我们要想一下在这种独裁专制下当他们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去声援过没有？如果人性的东西老是不到张扬，邪恶的东西当然会泛滥成灾。所以当我今天听到刚才几位老师和兄弟姐妹的发言后我更多的是有一种深深的惭愧和悔恨的心理。我原来对好多东西也看不惯，对现实和人心也感到深深地失望，所以就想像陶渊明一样去归隐田园，还到新津去搞了个“三维园”，觉得自己是“远离沉浊，自造精神家园”。觉得自己不与这个社会同流合污就行了。但现在看来这也是对罪恶的一种纵容，也是一种犯罪。实际上我们本来在心里有上帝赋予给我们的良知和正义感，但是多年的奴化教育让我们的心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壳，现在我们就是要努力把它们脱去。
今天在这个会上听到这么多，大家都很激动，而作为我自己来说，我决心要把自己曾经亲历过的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受过的灾难中的耳闻目睹的事实写出来，记得我原来下农村的时候，许多老农民给我们讲过很多“过细粮关”的时候村里饿死人的事，说许多青壮年都是走在路上走着走着一倒下就死掉了。因为那时粮食太少，一般家里都是保着给老人孩子先吃，所以饿死的反而是青壮年人居多。但当时我听到这些只是有些悲哀而已，却没有想到去把它们记录下来。我原来的记忆力好象有一个刻意的倾向，就是只想记住美好的回忆，而不想去记住那些让人要难过和悲痛的东西。但现在我想，虽然我不是一个作家，虽然我的写作能力不算好，也不能由衷地完美地表达出自己的很多观点和认识，但我至少能做这样一件事，就是用笔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写出来。而且把在自己身边能采访到的那些亲历过各种灾难而现在还没有死的人们所说的记录下来。今天在这里我突然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原本我准备在元旦去重庆玩的，我现在取消不去了，而要去我原来下乡的生产队，去找到那些还幸存的老人们，让他们给我讲述过去经历过的苦难，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把当年我没有做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做起。我也希望我们在坐的每一个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拿起你们的笔来，记录下当年你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和听到过的那些历史的真实吧。（鼓掌）
余杰：
刚才黄姐谈到每一个人对历史的记忆都有责任来进行捍卫，我非常地赞同。还有刚才这位老先生也谈到了一些抗战的历史，我刚才没有讲到抗战的历史，去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官方也进行了一些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但官方的纪念活动在我看来仍然在歪曲抗战的真相。在去年几百本的抗战出版物中我注意到有一本云南腾冲这个地方出版的，上下两册，是当年中华民国政府的集团军在云南抗战这段历史经历的纪裁。但它的重点并不在抗战本身，重点是抗战之后，在国共内战、在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他那本书里大概写有几千位当年国军的官兵留在了腾冲地区，但现在还活着的有一两百位。这些人在四九年以后所遭受的，并没有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他们所付出的血和受过的伤就享有荣誉。相反因为他们是国民党一个系统的官兵，他们在历次运动中都受到了污辱和迫害。
昨天我和王怡去看望沙河老师，沙河老师说很赞扬我的一篇文章，就是我对连战的一个批评，我的文章题目叫做《连战访问大陆最应该说的一句话》，我觉得他最应该说的是作为国民党主席到大陆来访问，他应该对四九年以后遗留在大陆的国民政府的官员、士兵还有和国民政府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一些人，这些人的具体数量我不知道，但估计至少有一千万。这些人从四九年以后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其中很多人并没有深入地介入到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比如说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我的外曾祖父仅仅是一个医生，他的家乡在成都的浦江，他开了药铺，还担任了村里的一个保长，在四九年以后他的命运就非常惨，他妻子被逼跳井，他在镇上扫大街长达三十年，他本来在当地是很有声望的，对一些没钱看病的人他都是自己去采药做药丸免费地帮助他们。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他并没有深入地介入到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去，但就因为跟国民党政权有一点点关联他的一生就毁掉了。所以我在文章中说，虽然连战先生访问大陆是共产党请来的，你可以不批评共产党政权，但是对于这些人的悲惨命运请你至少应该表示一声慰问。可是连一句慰问的话都没有，这样的政客我个人是非常厌恶的。（鼓掌）
这段历史的恢复也很困难，所以虽然去年是抗战六十年，真正地恢复历史的一些著作和作品最后都不能公开的出版和发表，包括中央电视台先制作了一个六十集的大型的电视纪录片，最后被砍成十集。然后这十集里面全是共产党在抗战。所以我们天天在那里批评日本人不忏悔，批评日本人不承认侵略我们的历史，批评他们参拜靖国神社，而我们怎么不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怎么去面对历史？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拆除北京的‘靖国神社——毛纪念堂》。我们中国人仍然在这里参拜毛泽东这样的一个魔鬼、暴君，这样的一个杀死我们数千万同胞的一个暴君。他所杀害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还要多。为什么我们就只看到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而看不到被毛泽东杀害的我们的同胞呢？我每次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看到去看毛泽东纪念堂的人都在那里排队，这样的一个民族你有什么资格去指责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呢？所以我们在指责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之前，应该先折掉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毛泽东纪念堂。（鼓掌）
我们川军抗战的历史也完全被遮蔽了，在共产党这个历史的叙述里面我们川军都是地方军阀，所以象我的家乡浦江有一位李家玉将军，是国民党中抗战前线牺牲的最高级别的两个将军之一，是一个集团军的司令，他和张自忠将军是两个以上将军衔的身份在战场上战死的。但是我问了很多人，几乎都没有几个人知道有过李家玉这样的一个集团军司令死在沙场。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王怡插话：包括四川的省长刘湘，刘湘在川军出川的誓师大会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军人几十年来你打我我打你，现在我们只有出去打日本人，死在跟日本人作战的战场上，才能洗刷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耻辱。后来刘湘是病逝在战场上的。谁不想保存实力呢，借机壮大呢，但在这样的一句话面前，共产党的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感到羞耻。）
XXX：
我在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时期就亲身见到过人吃人的情景。一次我和我哥在一起的时候接到有人报说有一个人在吃死人，当时我哥他们就去了（我哥当时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干部），看到在一个破旧的房屋里的一个灶台上炖着一个烂沙锅，里面正煮着一些东西，而在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个人的大腿，上面的肉已经被割下来一些，而锅里煮的就是割下来的人肉。当时去的人要带他走，他坚持不走，说要吃过肉以后才能走，因为他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没有办法也只好让他把锅里的肉吃了一些才将他带走的。后来问他是在那里得到这个人的大腿的，他说是一个车祸发生后他去把当时死的人的大腿割下来带走的。因为确实饿得没法了。
王怡：
这里有个纸条问，怎样看现在学校里边开设公民课的问题。请我和余杰回答。我还真不知道哪些学校开得有公民课啊，因为中学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就谈一下大学的情况。我知道这些年有一些朋友在做公民读本，公民课教材，和公民课的尝试，但都进不了学校，学校是个黑社会。在我所教的大学里面是没有公民课的，只有各种政治课，三个代表、邓小平思想乱七八糟的，我们学校作过统计，本科生四年加起来，政治课的课程竟然有四百多将近五百个学时。尤其是在大一，几乎占了一半。在最近这些年，中共他的说服力在全社会是在急速的下降中。但是在高校中，他的努力是在加强当中，不管是学生入党还是别的方面。我今年每一次到学校里去，看见学生的入党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每天在黑板上，用海报、粉笔写着让他们去开会什么的通知啦，还有积极分子的名单啦，还有保鲜的运动啦，等等。。。。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高校，象他妈的集中营。然后再就是在课堂上，据说去年在政治局的会上就提过，不能给象我们这样的“反动思想”站讲台的机会。最近高校里边正在开展一个叫什么“三项教育”。其中一个核心内容事实上就是要清查大学教师的政治立场。就是不能在课堂上宣讲他认为是反动的、自由的思想。要全部排查，要写报告，要甄别、整顿和学习，把一些人清除出教师队伍。这个运动据说最近要在全国的高校全面展开。这个趋势是非常恶劣的。
余杰：
在学校里边开展公民课的事，我记得是李慎之先生生前很大的一个愿望。他就谈到过在学校里边开设公民课的教育，而且他还谈到在民国时代，他所接受到的民国时期公民课的教育。还有我们成都的作家冉云飞他研究教育问题，他也收集了很多民国时代公民课的教材。据我所知现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还没有那个地方真正开设了公民课，只有政治教育。而且我的观察和王怡是一样的，近两年以来，在大学对政治课的教育是大大地加强了。去年十一月份胡锦涛亲自出席一个高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会议，而且还发表了讲话。要把政治课的数量大大地增加，要把老师的数量大大地增加。还有利用网路办这种政治课教育的网站。提出了很多这样的措施。
还有象对这些大学教师的思想控制，王怡刚才所说的对大学教师的这种甑别，把有错误观点的教师清除出大学，不能让他们的占据大学的讲台。这是北大的党委书记闵维方向教育部提出的建议。而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来批评他。他原来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我在这里也想提醒一下诸位朋友，不能因为一个人有过在西方留学的经历或是获得过很高的学位，就认为他就会成为一个赞同民主自由的知识份子，相反他会比原来的老左派更加聪明，更加有才华。他所做的这些建议对打击这些异己思想更加有效力。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一点。所以这个朋友提的公民教育问题我觉得在一个不是公民社会的时代是不太可能的。但即使是不太可能，对于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来说，我们来关心公民教育甚至准备一些公民教育的教材也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工作完全可以开始作了。
杨远宏：
因为我是在学校里面，所以关于公民教育我来说两句，第一，我们这块土地上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公民教育，所以那些所谓的公民教育肯定是假的。我个人认为要搞公民教育，涉及道德的问题，那就首先要从道德的底线的建设开始。第二，真正的公民教育应该是讲明在这个社会里关于公民的身份，公民的地位，公民的权益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公民教育。也只有在这样的公民自由的启蒙上，我们说的公民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王怡：
补充一句话，现在高校里边除了把政治课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单元来渗透，在很多其他的专业课里边，最近这方面的加强也非常严重。最近我知道教育部在编一个文艺学理论教材，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就是晓波以前的导师。他们编的文艺学应该跟政治没什么关系了，但这个大纲拿下来后，前五章不归专家委员会负责，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理论”，由党校来负责。这就是现在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趋势。我们的公民启蒙目前就是在校园外才可能有一点声音，才可能争取一点空间。但是在校园内，针对那些未成年人，针对我们的孩子，现在是一个非常可悲的、非常无力的状态。共产党把持学校，比把持全社会有力得多。真是一个黑社会，你变成卧底都很难进去，给那些孩子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就是一个卧底，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被甄别了。(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