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0日讯】做深入到农民经济、思想、精神乃至信仰层面的面对面调查，是我的初衷和志愿。原先，我本打算集结成为一本书，书名就叫《中国西部贫困档案》。具体调查的路线，是从重庆的边境出发，深入到各区、县、县级市，再呈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到四川、贵州、云南，再到西藏、陕西等，用自己的脚步穿越中国西部大部分地区，并用“直接接触”的调查手段来记录状况。这个计划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财力，笔记本电脑、ＭＰ３录音器、数码相机、ＤＶ摄像机等器材的问题还可以慢慢解决，关键是行程所耗，要由我一个人来全力承担，这需要从长计议。所以，我只能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起。做到现在，有一些全然来自具体行动的体验，今特别在此做个小结。
迄今，我已调查过的重点，主要是残疾人、灾民、特困户、孤寡老人，这当中也牵扯到了很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在调查上做得很仔细的地方有六处：一是明确身份和联系方式，有很严格的证件检查程式，为的是备档和联络；二是跨越历史，用历史的长度来追问当下，又以当下的实际来追问历史，力求看到一个历史阶段之内的复杂演变；三是苛刻地深入实际真相当中最具体的问题，如医疗、教育的过程、花费，如欠债的具体数额和相关债权人，如房屋的破败、修补历史，如现今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收入状况、开支状况，越具体越佳；四是挖掘被调查者丰富而敏感的内心世界，把握其内在的认识和疑惑，有的问题十分残酷，系明知不可问而问之；五是在调查之中做对话、讲话乃至演讲，谈我自己的理念和种种实在的资讯、评论，使得这不仅属于记者类型的事务，更是社会活动当中具有普法性、思想性推广意义的事务；六是有调查、必发表，并发动捐助事宜——我自己首先带头以稿酬捐助之。
整个调查的过程，从个案来说是记录真实和交换思想的双重过程，从群体来说也是倡导公益和推进民权的双重过程。这当中，我得到了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的帮助：有的为我提供调查的人或事的线索，有的为我领路、介绍并背负调查器材，有的在种种阻挠和非议之中反复周旋，有的为我送雨伞、留床铺、留饭菜，有的为我散发名片等，这些具体的帮助都使我倍受感动。我所调查的物件也非常不错，他们这种信任感是很强烈的，而且都是竭尽全力地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一切。即使调查完了，彼此意犹未尽，对方还会打电话或者行走相当一段路程来告诉我说掉了的内容。调查，是大脑、眼睛、耳朵、嘴巴和双手双脚都要用上的全面行动，在追问与被追问之间，为的是对真相最大程度的接近。这不是在做什么文学工作，也不是代为行使民政部门的权力，而是实实在在地深入当代，做的是历史性的务实工作。
事实上，在调查之前，我对很多具体的矛盾都是模糊的。多次调查之后，也并不见得比别人更为清醒，只能说得到的材料、资讯比一般人要丰富、具体，但要真正地去总结归纳出许多规律，却需要透过层层迷雾才能得到。我可以说，我看到了这些，知道了这些，它是多么普遍、多么具体，然而还是没有解答清楚一些最致命的问题。比如：援助体系在哪里？经济如何发展？人才流失了要怎么办？有了资金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农民自身的问题是如何在长期的历史冲击下造成的？这里表面的稳定又是如何达到的？当然，我可以说，援助体系几乎没有，那是因为农民资讯缺乏，各级行政没有深入具体，又常常不作为；交通成问题，技术没过关，教育很失败，人才都跑得差不多了，连土地也荒了那麽多，而有的则是没有了土地不知如何谋生，这经济就不是他们的经济，而是少数人的经济；农民不断忍耐，无力反抗，也越发冷漠，找不到出路，只能活一天算一天，走一步算一步。然而，我还是没有解答清楚“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的底下还有许多个“为什么”。
显然，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解答。把问题看得再透，竟于现状无补，这说明连他们自己也物化了许多——没办法，逼的。我需要的是这些真相，不夸张也不隐瞒，用证据来说话，用反复核实和反复追问来求得最真实的状况。时间、地点、人物、字据、证人等，这些东西我都要包括进去，而且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我认为，一个真正对国家、对民众充满强烈责任感的人，一定应有历史性的视野，不应局限于对当下的记录和思考。我曾经说过，这里的贫困大致有三层涵义：一是经济贫困；二是思想贫困；三是信仰贫困。所以，我一向坚持的，是从根本上打动民众心灵的言行。人类至今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个从心性到物化的过程，因利益而勾结、同盟，又因利益而斗争、相残，人已找不到自己的所在，对生存没有信心，对生活也没有信心。真诚、善良、正义、良知、理想、容忍、悲悯等，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都被一个又一个无情地扼杀在了利欲熏心、勾心斗角的世界之中。这种惨局，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综合起来看，西部农民在经济上的贫穷，我认为集中地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医疗。这里的人容易生病，大多是由于常年的劳苦。贫血、风湿是普遍的，瘤子容易长，最严重的是内脏上的问题，如大脑、食道、支气管、胃、心、肺、肝、肠、肾病。大多数人的吃食很简单，“吃肉”已是一种“享受”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又加之劳累过度、精神紧张，所以精神病在这里也不鲜见。这些都是大病，而他们采取的措施大多是能拖则拖，拖得了多久就拖多久，实在拖不下去了，再到乡村小药店里随便抓点药、打点针、输点液，一般不会考虑到大医院住院。即使非进大医院不可了，他们也顶多去做检查，而拿药、打针、输液还是在花费相对比较低的乡村药店里。就这样，病越拖越严重，拖到一定程度时，干脆等死，让自己的家人少些负担。也有人在多日的焦虑之中，选择了自杀，或者精神突然混乱，成了精神病人。这些情况太严重，以至于承受家庭主要负担的人的精神也是高度紧张，有的也选择了绝望，有的也成了精神病人，有的则是一烂到底，终日烂醉、赌博，东游西荡，引发出极为严重的道德问题，例如对老人的孝养问题，常常闹得十分恐怖，人的自私、霸强、歹毒都被无意识地“训练”出来了。所以，这几年云南拍出来的反映“前娘狠后娘毒”、“多个儿子多把刀”的诸多山歌伦理片，颇受农民的疯狂追逐和喜爱。
第二，教育。医疗是不定时的，一有大病就成全家后患，历时数年也令家庭长期萎靡不振，而教育则是定时的。这里的人由于常年外出打工或者常年在家种庄稼，因“文凭”的缘故被社会隔离、践踏得刻骨铭心，所以对后代的寄望特别沉重。所寄望的，倒不是能上什么中学、什么大学，而是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挣得了钱？有的父母有强烈的恐惧感，他们担心现在的独生子女各顾各的，翅膀硬了想飞，所以又经常多出许多防范和责骂。教育的费用涨得出奇，历年改革，改革出了一大堆只有几十个学生乃至十几个学生的学校，学生被集中起来的学校又离很多学生很远，这里的学生因此面临住校和非住校的两难选择：住校，就会有住校费、伙食费；不住校，则长途跋涉，交通不便，起早摸黑，影响学业，而且危险重重。学费高只是一个方面，住校费、伙食费不便宜也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些书本费、补课费等。教师的工资标准由政府制定，大都是统一的，这意味着对学生收取高额费用完全来自政府，因而，教育产业化属于政府行政行为，罪在政府。乡村教育的艰难，不唯独是经济意义上的，更有思想水平、职业道德乃至治安管理意义上的，有的学校经常发生师生之间殴打体罚的情况，有的学生也经常发生群殴事件，民众对教育是既爱又恨且怕。
第三，居住。这里雨水多，曾发生冰雹事件，周边地区又多次发生地质滑坡事件，有的地方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地质滑坡险情，夏天温度高，又会有普遍的缺水现象——天灾的危害在这里是人所共知。这里的房屋，大多是１９４９年前后３０年的房屋，现今仍有大量的草房。草房有这样四个缺点：一是墙体不牢，泥土润湿，容易开裂、开缝、开凿，又易被风雨冲击和被老鼠啃咬，洞口比较常见；二是房梁、阁板比较简陋，因这里产竹丰盛，用楠竹、磁竹来当作梁、板的草房很多，经受不起压力和刮力；三是房盖的稻草每年必换，否则就会“天窗”无数，漏雨入屋，然而换草成本也不低，一间房屋便须２００元左右才能拿得下来，平常家庭是四间或者五间，这笔开支对于他们而言已属不小；四是天灾隐患太多。即使从草房换到瓦房，多数家庭用的仍是小青瓦，而不是石棉瓦或磁砖瓦，小青瓦制作粗糙，易碎，需要经常翻捡和更换。而从草房换到平房或楼房，材料、运输、人工、伙食、烟酒的开支乃是很大的。现在的石子、石灰、沙、水泥、火砖、玉制板等普遍涨价，做墙脚和做院坝基石的石头也要请石匠来打，这当中也需要１０００元左右的开支。运输也是很大的问题，这里的“村村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社社路”特别成问题，大多是普通的山路，只能用马来驼载。人工工资也涨了，过去一个小工２０元/天就开得过去的，现在起码要２５元/天才说得过去。伙食与烟酒的开支几乎相等，最起码的，要一天豆花、一天肉才过得了关。这一笔一笔地算起来，修一栋占地１００平米的一楼一顶的楼房主体，加上安装窗、门、玻璃、电线、电灯等，起码需要３５０００元，更不要说外装饰、内装饰、吊顶、刷瓷粉、买家具电器、做花园了。
第四，就业。目前，这里许多土地已经退耕还林，倘若严格执行政策，那麽，在规定年限之内农民有每年２４５元/亩的补助费。这样，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来了，而且比以往更为严重，外出打工就是第一个选择。家乡的工资普遍很低，但也有两个好处，一是人比较熟，二是工资扎实，不易被拖欠。外出打工则不然，年龄小的多是进厂，连初中也没毕业的年轻人则会去搞建筑，做基本的打杂、粉糊工作，手艺学起来比较慢，工资来得也慢。除了打工，其他的职业都成问题，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缘，四无经验，做什么事情都感到很艰难。他们几乎自觉地接受被当地人隔离的现实，又没有进入职业学院或成人学校进修技术的习惯和资金，所以一直都在过着一种靠惯性过生活的日子。有的遇上贵人，抓住了机会，那还好办些。有的去学车了，花上三四千块钱，考个驾照，帮别人开车，这种人的情况要好一点。但大多数人都过着普通的打工生活，即使是大学毕业后没有什么人缘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的就业问题，会被视为“眼高手低”、“小事不想做，大事又做不了”。对于城市，它的管理秩序、它的生活规则，这里的人对之依然陌生。人们普遍缺少法律感，资讯缺乏，性情浮躁而又无奈，自卑、失落、焦虑、恐慌，人在外，心在内，实在是忍辱负重。最近几年，这里５０岁到７０岁外出打工的人依然屡见不鲜，这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休闲”、“养身”（事实上，退耕还林之后他们有大把的空余时间），而是经济来源甚少，因生活所逼，他们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
第五，务农。这主要是个成本问题，因为务农成本大，所以干了等于没干，甚至干了还不如不干，那麽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把农业做起来呢？是为了吃饱饭，而不是为了挣钱。我先说成本大的问题。做庄稼，要化学肥料，比如尿素、碳氨、复合肥，肥料价格很贵，也要种子、农药等，还要人工、伙食。插秧、播种、耕耘、除草、施肥、收割、晒干，这些都是务农，有的还必须请人帮忙，那是要开工资的。好不容易把粮食（稻谷、玉米、红苕、大豆等）装进粮仓，问题来了，你这粮食人要吃、猪要吃、狗猫鸡鸭鹅都要吃，你没有什么剩余，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粮食价格那麽低，也卖不到什么好价钱。你再拿去喂猪、喂家禽，猪可不仅仅要吃这些，你还得到山上割猪草、割菜给它吃，还得买饲料。它一旦生病，你要请兽医来；它可以被拉去杀了，这时你还得请人帮你擡猪，你又得付钱。等你把卖猪的钱拿到手，你又得抽出一部分来买小猪，并且用最好的饲料来喂它。算来算去，除开成本，你什么剩余都没有了，只剩下对农民很重要的东西：猪粪——用于施肥。我就调查到几个家庭出现了猪集体死亡的事情，这种损失对他们的打击不压于死掉一个亲人。这里地势陡峭、坎坷，农用机械只有电动机、抽水机才进得来，其他统统不适用。只有靠近集场的农民稍稍好些，因为他们有条件成为菜农，而其他大多数农民只能是耕农和民工。这些人即使把菜做好了，光是菜的运输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钱，没办法，公路没修好，交通影响大了，再说菜的价格也不高。
第六，国家负担。农业税确实免除了，但农业之外的许多税却依然存在，有的还是国家三令五申地要予以坚决废除的税。举个简单的例子，一般的农民修房屋只知道要“批地基”，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说，先批后建，涉及到工本费、土地管理费、耕地占有税和建安税。建安税应由持有《施工证》的工匠或建筑队缴纳，但事实上在这里很可能全村几千人只有两三个人持有《施工证》，农民缴费时多是四种都由自己负责。而４元/平方米的有关建筑面积的建安税，乃是必须被废除的！以占地１００平方米的一楼一顶的楼房主体而论，那就是２００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单是建安税就是８００元！除此以外，有的地方对于超生、土葬等的收费简直就是乱整，一是收费数额的不合理，二是动用专政手段的野蛮。行政者并不是以真正深入的普法和思想教育为主要手段，大多数时候他们不管不问，所在乎的仅是利益而已。在民众心中，钱在这里成了代表行政的唯一目的。很多贫困户申请不到特殊救济不说，由于政策所限的“特殊标准”太特殊，这里真正的穷人仍然被当作没有任何特权的普通农民来承受国家负担。党员、军人是略有特权的，民众似乎被当作更低的阶级在承受着，难怪有那麽多农村青年争取当兵入伍。我不得不承受，当兵也是一条谋生的出路，然而究其原因，我不认为仅仅是因为“把青春献给军营，把生命献给祖国”那麽激动和宏伟。
长期调查的我，永远没有低估现实的严峻。在愤怒和失落之余，我甚至认为这是有人在故意导演着这些悲剧！是谁？谁在制造严峻的现实？那仿佛是一双双反复操纵的黑手，在这血泪斑斑的伤口上洒盐。我不会放弃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是因为我喜欢让大家知道这些让你们有个谈资和观察物件的新闻，电影《惊爆内幕》中的那位制片人说：“有新闻，没新闻，去他妈的新闻！”现在，我算是知道这句话的份量了。我曾向大家保证过：杨银波对中国的调查，具有持久性、持续性、广泛性和纪实性。调查就是力量！我会不断努力下去，因而本文只是《小结》，而非《总结》。最后，我特别感谢山东省一位未留名的朋友，昨天我刚刚收到这位朋友寄来的６００元人民币捐款，我已将该捐款转交给了由其指定的捐助物件——８８岁高龄的孤寡老人罗太成。昨天，这里的雨很大，是父亲、堂弟跟我一路，特意把这６００元钱送过去的，这笔钱够这位节俭的老人家用上两年了。对此，我很欣慰，这说明我没有白白调查一通，而是真正感动到了一些人。最近，也有一些报社的记者和基金会的朋友打来电话问候我，对于他们力所能及的关注，我也在此致以诚挚的敬意和期待。
──转自《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