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1日讯】李翠华是个文化不高的城镇妇女，今年62岁，成都郊区陴县人，2003年底被陴县某医院解聘回家，一次性发放解聘费三千元。
从1973年起，李翠华就在这家医院做勤杂工，其间三十年没有间断过。
勤杂工的活，主要替医院清洗器械和各种化验用玻璃瓶。在一次工作中，李翠花被一种酸性溶液损坏了一只眼睛，以致左眼失明。被解聘后，李翠华失去了生活来源，经申请，当地政府考察了她家，根据全家没有一人有固定收入的实际情况，每月“补助”她生活费人民币50元。
成都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人均生活费不能低于200元。50元人民币根本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他们全家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一个为医院服务了整整三十年的工人，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养老保险。她与医院方面多次交涉，但医院以“单位没有纳入社保”为由，不予理睬。于是，她将医院告上了法庭。按照所谓法律程式，李翠华应该在当地法院起诉。
可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个人状告单位，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李翠华得到了法院的回答，“不予受理”。迫于生存，她求亲戚借了三千元请了律师，再次递上了状纸。同时，有好心人将李翠华的遭遇捅给了《四川电视台》妇女儿童频道。笔者看见《四川电视台》第一次报道的最后，那位元女主持人还说，李翠华老人的遭遇，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后来也确实作了相应报道。但遗憾的是，律师作了前期工作以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发现困难重重，胜诉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之见李翠华家徒四壁，实在弄不到多少油水，便消极怠工，接手别的案子去了。李翠华白白损失几千元，最终一无所获。
然后，经人指点，求助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百般推委，提供的法律依据极不充分，导致庭外和解的可能都不存在。原来所谓法律援助中心也只是一个幌子，李翠花的告状以失败告终。
李翠华的遭遇绝非个别。
我的同学，1971年便回应号召到云南橡胶园支边的汤凤鸣，1978年跟着知青大返城，回到了成都。循规蹈矩工作了32年，且按照规定缴纳了相应的养老保险。临到办退休手续，才发现自己的养老金数额跟城市领取最低生活费（低保）的数额相差无几。汤凤鸣找到了社保局，反复查询，被告知所在单位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要按照全市的社保平均基数打折。汤凤鸣没有甘心，走访了本单位同事，果然都在三百元以下。于是她试图通过起诉解决问题。但法院对此表示的，也是“不予受理”。她向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最后总是回到原来的部门，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记得从前流行一句民谣：衙门衙门朝南开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今天的情况是立法，司法，执法都在同一个政党同一群人手中，慢说你本身就没钱，即便有钱你也是靠定的输官司。所以，有办法的人绝对不去法院打官司，更愿意通过后门发挥作用。
而中国政府领导人经常挂在口边的“人权首先是人的生存权”不知道该从何体现？弱势群体中无数的李翠华们，如同一群沉默的羔羊，只有被任人宰割。
进入21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在权力和金钱这两扇磨子之间被碾压成齑粉。
不由让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减租退押运动。那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富农的田被剥夺了，农民欢天喜地的盼望着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小日子。而工人们被罩上“领导阶级”的光环，仿佛真的当了“国家的主人”。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美丽的谎言不再有人提起。代之而起的是大款、大腕、明星美女们占据了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等所有媒体。弱势群体的声音被淹没在虚假繁荣的喧嚣之中。
从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被反复教育说，在中囯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主了。
可是人民还没有尝过真正的“当家作主”是什么滋味，天就变了。农民从“清匪反霸”“打土豪分田地”中得到的土地便被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共了产。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土地承包责任制，又被各种名目的“开发”搜刮了去。大量的失地农民只有无奈的背着简单的行李进城打工，时间长了自然也成为工人；而所谓的“国营”大中小型企业在“改制”的名目下，绝大部分资产流入新兴资本家的腰包。一度被夸张地推到最高位置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已经等于零了。（在成都一环路水碾河十字交叉路口有座雕塑，一男一女两个工人站在一个巨大的金属圆圈上，故有此说）
旧的三座大山也许是推翻了。可成都民间却广泛流传着，今天，我们身上又压上了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新三座大山”。
房地产开发，吃亏的是低薪阶层
近20多年，主流媒体经常向世界宣告：我国的GDP增长了多少，人均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住房条件得到了怎样的改善。可事实如何呢。
当人们刚刚明白了，土地属于国有资产、自己从先辈那里继承的房屋只有土地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九十年代兴起的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便将所谓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而再、再而三“出让”给开发商。城市变成公园，住房价格跟缤纷的充气气球一样飞速上升，靠贿赂权力、银行贷款的开发商和相关的不法商人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而被拆迁的居民得到的“补偿”距离购买同地段的住房落差巨大，只得被迫迁出市区，到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交通教育和购物环境的城外居住。看起来房价似乎低了，事实上，更增加了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成本。腾笼换鸟的结果是低薪家庭搬出市区，新贵新富们住进城市公园。
我有两位小学同学，本来在一环路以内居住，因为拆迁分别搬家到东、西三环路附近。如果要上医院或跟亲朋好友聚会，必须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到地方已经累的气喘吁吁。乘坐公交车吧，不仅要花掉一天的生活费，转车上下同样要花一、两个小时；孩子大学毕业找工作也就望城兴叹，只能考虑在市郊。作了机关公务员的个别同学，则享受着单位提供的良好地段的住房以及其他上等公民才能享受的福利。这绝非个别，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另外一部分在电力、通讯或医疗教育行业工作，相对收入较高的年轻人，则拼命挣钱攒钱，就是为了在市内能有自己的蜗居。
有个当了几十年教师的人，感慨的说，年近花甲马上要退休了，我们才有了自己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总算推翻了住房问题这座大山。
医疗费高昂，受罪的是普通百姓
如果说住房这座大山，还可以通过长年省吃俭用积累资金搬掉它的话，医疗问题的大山就是难以撼动的了。
雪慧因面部浮肿、身体疼痛不已，上医院看医生，经过无数次的检查，最终没有得到肯定的诊断，可检查费已经花掉了她一年辛苦挣来的稿费。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怎么办？医生开出了处方，每天必须注射某种进口药液，连续注射60天，此为一个疗程。雪慧苦不堪言：如此这般，我就是不吃不喝也付不起这笔费用啊！多方托人咨询得知使用同类药物，每天费用可以降到30元。
就在本月上旬，媒体披露，北方某医院收治一病人，住院两个多月，花费539万。对于中国普通工人农民，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虽然这是一桩绝无仅有的天价医药费，可医院的费用高昂已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医疗费为何居高不下，几天前，本地报纸报道了一种普通消炎药被某大型医院赶出药房的经过，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明白一点。被赶出的消炎药，原来的价格是30多元，厂方宣布将药价调低至14元。当初，厂方医药代表在进入医院药房之前，花费了大量的门槛费。（门槛费大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不光产品上架，病人入院，孩子上幼稚园，都需要交纳各种门槛费）包括医生、药房主管、后勤采购等等的进贡，进去以后，每销售一盒药品还要给医生一定比例的回扣。
医院除了明码标价、高昂的医药费以外，还要按照潜规则跟医生送红包。即使一点诸如感冒之类的病症，到了医院，必须首先去做多项费用不菲的检查，似乎不这样不足以论证你的病情的严重性。
三年前，一个朋友的母亲因吃东西有反胃呕吐现象住进医院，每天要抽两次血。五天之内便花掉4、5千元人民币，下了若干次病危通知书，折腾得快90岁的老人奄奄一息，竟然还要求老人作胃镜。我们几个朋友去看望老人，分析了老人的情况，认为即使是胃癌也不必手术，坚决反对作胃镜，并主张立即出院回家。可医院不让，朋友好说歹说，最后签了责任书将老人带回家。服了几副中药，调养了些日子，至今活得好好的。
无论是谁，都会谈医色变。医疗费用的大山会压你到生命的尽头，永远搬不掉。
教育及就业困难，难住的是弱势群体
中国从上个世纪开始了每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定名为“基本国策”。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似乎解决了经济方面的某些问题。然而，却出现了更多的问题。现今都说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传统的观念是接续香火。既然只准生一个，那就必须在优生之外还要优育。物质方面的放在一边，单就教育这个方面，不管是老板商人还是工薪阶层，也甘愿自己节衣缩食，想方设法，花费高价送孩子到条件较好的学校上学。
此外还需要以各种名目给老师送礼。一个年轻朋友的儿子上小学了。为了方便接送，花掉一万多的“门槛费”，在工作单位附近的学校就读。开学不久，即逢教师节。孩子回家跟妈妈说，老师说了，全班同学的家长都送了老师礼物，只有我们没有送。从此，孩子开始害怕老师。朋友夫妇两个心惊胆战，挖空心思讨老师的好，才总算补救过来。
不少家庭贫困的农村孩子，不仅没有条件选择学校，连基本的受教育权利都得不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就开始了九年“义务教育”，怎么还会有许多孩子读不上书，需要“希望工程”或别的什么救助。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直以为自己的贫穷乃是缘于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文化知识，于是更加迫切的希望子女通过学校教育，以求跳出农门进入主流社会。而事实恰恰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就业困难的，往往是那些既无背景又无门路的农村青年。他们在供大于求的人才市场上拥挤拼杀，最后多数铩羽而归。
刚刚甩掉子女教育那座大山，却又面临子女就业这座新的大山。
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民众，头上至今压着数不清的大山小山。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
此外还有水、电、燃气费等跟生活密切相关却属于“国家”垄断行业的费用，随着“一等公民”公务员工资的上升而不断涨价。
不过，无论民众身上压着的是三座还是更多的大山，并不包括党的干部和政府公务员。他们不但在良好的地段拥有高质量的低价住房；每个月还可以固定报销因等级不同而金额不等的医疗费用；子女从幼儿开始，就会进入具有优质软硬体的机关幼稚园。选择就读的小学中学即使需要交高价，单位也会给予全额补助。毕业以后就业不成问题，大有挑选余地。即使最差的都可以通过内部指标或“公开招收公务员”进入父母所在的系统，弄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拿一份充满阳光、稳定向上的高薪。
在成都，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听到对当今社会严重不公的咒骂，但真正咒骂最厉害的几乎都是享受着很好福利的中小受益者。他们的咒骂物件，无例外的都是掌控着社会资源的更大的利益集团和成员。
真正受害的弱势群体，已经没有精力去咒骂，更没有能力去抗争。他们没有权力背景，没有掌握更多必要的知识，在长期的精神奴役下没有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愿望和意识。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必须日复一日的挣扎在最低生存线上。
知识界的精英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护主子的统治，最多就是替主子搔搔痒，有几个真正关心过民众的生活！虽然封建社会“礼不下庶人”的体制流毒千年，只有到了今天，中国的党、政府才将它发扬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我们看到，宣称要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党，制造了世界上最实用最严格的等级差别。压在民众身上的大山小山，不知道何时才能够推翻！
──转自《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