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1日訊】李翠華是個文化不高的城鎮婦女，今年62歲，成都郊區陴縣人，2003年底被陴縣某醫院解聘回家，一次性發放解聘費三千元。
從1973年起，李翠華就在這家醫院做勤雜工，其間三十年沒有間斷過。
勤雜工的活，主要替醫院清洗器械和各種化驗用玻璃瓶。在一次工作中，李翠花被一種酸性溶液損壞了一隻眼睛，以致左眼失明。被解聘後，李翠華失去了生活來源，經申請，當地政府考察了她家，根據全家沒有一人有固定收入的實際情況，每月“補助”她生活費人民幣50元。
成都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人均生活費不能低於200元。50元人民幣根本不能維持最低生活，他們全家的生存受到極大威脅。一個爲醫院服務了整整三十年的工人，理所當然應該得到養老保險。她與醫院方面多次交涉，但醫院以“單位沒有納入社保”爲由，不予理睬。於是，她將醫院告上了法庭。按照所謂法律程式，李翠華應該在當地法院起訴。
可是，中國的“國情”太特殊了，個人狀告單位，那是比登天還難的事情。
李翠華得到了法院的回答，“不予受理”。迫于生存，她求親戚借了三千元請了律師，再次遞上了狀紙。同時，有好心人將李翠華的遭遇捅給了《四川電視臺》婦女兒童頻道。筆者看見《四川電視臺》第一次報道的最後，那位元女主持人還說，李翠華老人的遭遇，我們還將繼續關注。後來也確實作了相應報道。但遺憾的是，律師作了前期工作以後，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發現困難重重，勝訴幾乎是不可能的。加之見李翠華家徒四壁，實在弄不到多少油水，便消極怠工，接手別的案子去了。李翠華白白損失幾千元，最終一無所獲。
然後，經人指點，求助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員百般推委，提供的法律依據極不充分，導致庭外和解的可能都不存在。原來所謂法律援助中心也只是一個幌子，李翠花的告狀以失敗告終。
李翠華的遭遇絕非個別。
我的同學，1971年便回應號召到雲南橡膠園支邊的湯鳳鳴，1978年跟著知青大返城，回到了成都。循規蹈矩工作了32年，且按照規定繳納了相應的養老保險。臨到辦退休手續，才發現自己的養老金數額跟城市領取最低生活費（低保）的數額相差無幾。湯鳳鳴找到了社保局，反復查詢，被告知所在單位屬於集體所有制企業，因此，要按照全市的社保平均基數打折。湯鳳鳴沒有甘心，走訪了本單位同事，果然都在三百元以下。於是她試圖通過起訴解決問題。但法院對此表示的，也是“不予受理”。她向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寫信，最後總是回到原來的部門，至今沒有得到解決。
記得從前流行一句民謠：衙門衙門朝南開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今天的情況是立法，司法，執法都在同一個政黨同一群人手中，慢說你本身就沒錢，即便有錢你也是靠定的輸官司。所以，有辦法的人絕對不去法院打官司，更願意通過後門發揮作用。
而中國政府領導人經常挂在口邊的“人權首先是人的生存權”不知道該從何體現？弱勢群體中無數的李翠華們，如同一群沈默的羔羊，只有被任人宰割。
進入21世紀以來，成千上萬的失地農民和下崗工人在權力和金錢這兩扇磨子之間被碾壓成齏粉。
不由讓我想起，20世紀50年代的減租退押運動。那時，最激動人心的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富農的田被剝奪了，農民歡天喜地的盼望著過上“耕者有其田”的小日子。而工人們被罩上“領導階級”的光環，仿佛真的當了“國家的主人”。
然而曾幾何時，這些美麗的謊言不再有人提起。代之而起的是大款、大腕、明星美女們佔據了報紙電視電臺雜誌等所有媒體。弱勢群體的聲音被淹沒在虛假繁榮的喧囂之中。
從前我們上學的時候，被反復教育說，在中囯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半封建半殖民地三座大山，人民當家做主了。
可是人民還沒有嘗過真正的“當家作主”是什麽滋味，天就變了。農民從“清匪反霸”“打土豪分田地”中得到的土地便被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共了産。繞了一個大圈，回到土地承包責任制，又被各種名目的“開發”搜刮了去。大量的失地農民只有無奈的背著簡單的行李進城打工，時間長了自然也成爲工人；而所謂的“國營”大中小型企業在“改制”的名目下，絕大部分資産流入新興資本家的腰包。一度被誇張地推到最高位置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已經等於零了。（在成都一環路水碾河十字交叉路口有座雕塑，一男一女兩個工人站在一個巨大的金屬圓圈上，故有此說）
舊的三座大山也許是推翻了。可成都民間卻廣泛流傳著，今天，我們身上又壓上了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新三座大山”。
房地産開發，吃虧的是低薪階層
近20多年，主流媒體經常向世界宣告：我國的GDP增長了多少，人均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住房條件得到了怎樣的改善。可事實如何呢。
當人們剛剛明白了，土地屬於國有資産、自己從先輩那裏繼承的房屋只有土地使用權並沒有所有權。九十年代興起的房地産開發，地方政府便將所謂國有土地的“使用權”一而再、再而三“出讓”給開發商。城市變成公園，住房價格跟繽紛的充氣氣球一樣飛速上升，靠賄賂權力、銀行貸款的開發商和相關的不法商人從中獲得巨大的利潤。而被拆遷的居民得到的“補償”距離購買同地段的住房落差巨大，只得被迫遷出市區，到缺乏必要的醫療衛生、交通教育和購物環境的城外居住。看起來房價似乎低了，事實上，更增加了這些弱勢群體的生活成本。騰籠換鳥的結果是低薪家庭搬出市區，新貴新富們住進城市公園。
我有兩位小學同學，本來在一環路以內居住，因爲拆遷分別搬家到東、西三環路附近。如果要上醫院或跟親朋好友聚會，必須騎一個多小時自行車，到地方已經累的气喘吁吁。乘坐公交車吧，不僅要花掉一天的生活費，轉車上下同樣要花一、兩個小時；孩子大學畢業找工作也就望城興歎，只能考慮在市郊。作了機關公務員的個別同學，則享受著單位提供的良好地段的住房以及其他上等公民才能享受的福利。這絕非個別，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另外一部分在電力、通訊或醫療教育行業工作，相對收入較高的年輕人，則拼命掙錢攢錢，就是爲了在市內能有自己的蝸居。
有個當了幾十年教師的人，感慨的說，年近花甲馬上要退休了，我們才有了自己一套兩居室的房子，總算推翻了住房問題這座大山。
醫療費高昂，受罪的是普通百姓
如果說住房這座大山，還可以通過長年省吃儉用積累資金搬掉它的話，醫療問題的大山就是難以撼動的了。
雪慧因面部浮腫、身體疼痛不已，上醫院看醫生，經過無數次的檢查，最終沒有得到肯定的診斷，可檢查費已經花掉了她一年辛苦掙來的稿費。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怎麽辦？醫生開出了處方，每天必須注射某種進口藥液，連續注射60天，此爲一個療程。雪慧苦不堪言：如此這般，我就是不吃不喝也付不起這筆費用啊！多方托人諮詢得知使用同類藥物，每天費用可以降到30元。
就在本月上旬，媒體披露，北方某醫院收治一病人，住院兩個多月，花費539萬。對於中國普通工人農民，這不啻是個天文數字，人們在街頭巷尾議論紛紛。雖然這是一樁絕無僅有的天價醫藥費，可醫院的費用高昂已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醫療費爲何居高不下，幾天前，本地報紙報道了一種普通消炎藥被某大型醫院趕出藥房的經過，或許我們可以稍微明白一點。被趕出的消炎藥，原來的價格是30多元，廠方宣佈將藥價調低至14元。當初，廠方醫藥代表在進入醫院藥房之前，花費了大量的門檻費。（門檻費大約是典型的中國特色不光産品上架，病人入院，孩子上幼稚園，都需要交納各種門檻費）包括醫生、藥房主管、後勤採購等等的進貢，進去以後，每銷售一盒藥品還要給醫生一定比例的回扣。
醫院除了明碼標價、高昂的醫藥費以外，還要按照潛規則跟醫生送紅包。即使一點諸如感冒之類的病症，到了醫院，必須首先去做多項費用不菲的檢查，似乎不這樣不足以論證你的病情的嚴重性。
三年前，一個朋友的母親因吃東西有反胃嘔吐現象住進醫院，每天要抽兩次血。五天之內便花掉4、5千元人民幣，下了若干次病危通知書，折騰得快90歲的老人奄奄一息，竟然還要求老人作胃鏡。我們幾個朋友去看望老人，分析了老人的情況，認爲即使是胃癌也不必手術，堅決反對作胃鏡，並主張立即出院回家。可醫院不讓，朋友好說歹說，最後簽了責任書將老人帶回家。服了幾副中藥，調養了些日子，至今活得好好的。
無論是誰，都會談醫色變。醫療費用的大山會壓你到生命的盡頭，永遠搬不掉。
教育及就業困難，難住的是弱勢群體
中國從上個世紀開始了每一對夫婦只准生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並定名爲“基本國策”。一個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似乎解決了經濟方面的某些問題。然而，卻出現了更多的問題。現今都說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傳統的觀念是接續香火。既然只准生一個，那就必須在優生之外還要優育。物質方面的放在一邊，單就教育這個方面，不管是老闆商人還是工薪階層，也甘願自己節衣縮食，想方設法，花費高價送孩子到條件較好的學校上學。
此外還需要以各種名目給老師送禮。一個年輕朋友的兒子上小學了。爲了方便接送，花掉一萬多的“門檻費”，在工作單位附近的學校就讀。開學不久，即逢教師節。孩子回家跟媽媽說，老師說了，全班同學的家長都送了老師禮物，只有我們沒有送。從此，孩子開始害怕老師。朋友夫婦兩個心驚膽戰，挖空心思討老師的好，才總算補救過來。
不少家庭貧困的農村孩子，不僅沒有條件選擇學校，連基本的受教育權利都得不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從五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就開始了九年“義務教育”，怎麽還會有許多孩子讀不上書，需要“希望工程”或別的什麽救助。
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一直以爲自己的貧窮乃是緣於沒有受過教育缺乏文化知識，於是更加迫切的希望子女通過學校教育，以求跳出農門進入主流社會。而事實恰恰是，在大學畢業以後就業困難的，往往是那些既無背景又無門路的農村青年。他們在供大於求的人才市場上擁擠拼殺，最後多數鎩羽而歸。
剛剛甩掉子女教育那座大山，卻又面臨子女就業這座新的大山。
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廣大民衆，頭上至今壓著數不清的大山小山。
爲什麽受傷的總是我們
此外還有水、電、燃氣費等跟生活密切相關卻屬於“國家”壟斷行業的費用，隨著“一等公民”公務員工資的上升而不斷漲價。
不過，無論民衆身上壓著的是三座還是更多的大山，並不包括党的幹部和政府公務員。他們不但在良好的地段擁有高質量的低價住房；每個月還可以固定報銷因等級不同而金額不等的醫療費用；子女從幼兒開始，就會進入具有優質軟硬體的機關幼稚園。選擇就讀的小學中學即使需要交高價，單位也會給予全額補助。畢業以後就業不成問題，大有挑選餘地。即使最差的都可以通過內部指標或“公開招收公務員”進入父母所在的系統，弄到一個體面的工作，拿一份充滿陽光、穩定向上的高薪。
在成都，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聽到對當今社會嚴重不公的咒駡，但真正咒駡最厲害的幾乎都是享受著很好福利的中小受益者。他們的咒駡物件，無例外的都是掌控著社會資源的更大的利益集團和成員。
真正受害的弱勢群體，已經沒有精力去咒駡，更沒有能力去抗爭。他們沒有權力背景，沒有掌握更多必要的知識，在長期的精神奴役下沒有了維護自己權利的願望和意識。他們能夠做的，只是必須日復一日的掙扎在最低生存線上。
知識界的精英們，關注的是如何維護主子的統治，最多就是替主子搔搔癢，有幾個真正關心過民衆的生活！雖然封建社會“禮不下庶人”的體制流毒千年，只有到了今天，中國的黨、政府才將它發揚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
我們看到，宣稱要消滅階級差別的共產黨，製造了世界上最實用最嚴格的等級差別。壓在民衆身上的大山小山，不知道何時才能夠推翻！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