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3日讯】“反对者？就像英国的那样，行吗？拿破仑泡在浴盆里，懒洋洋地问道：“我还没有发现，反对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应该理智的维持异议者保留合法的地位。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合法的反对这着一观念一直困扰法国人。让他们感到既费解又陌生。
徐明从“将革命进行到底”变为“理解足协”、“不要把11年的问题都希望在一个晚上解决”，这种变脸不是专利。古今往来大凡革命派和保皇派从来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革命派一开始激流急下，一泻千里，但一遭遇上阻碍和挫折，就立马转为保皇派。 徐明从革命派转为保皇派让我想起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刺秦剑客，顾全“天下”让他们放弃了革命暗杀。徐明的心中也有一个“天下”不成？
刺秦剑客的“天下”是朝向和平和秩序的，是经过战乱以后人心思定的“天下”。可是徐明的“天下”确是相反，中国足球是人心思变，尽可能变革才是大局。看来徐明的大变脸搞错了。
作为一个商人，在商言商。七君子之所以敢革中国足协的命，是这样下去他们没有办法活了。原来他们能够容忍，甚至参与同流合污，是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成本低于效益，还有利可图。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过了心理临界点，彻底绝望，这时候是铁下心来闹革命。
革命肯定是你死我活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场革命中，革命者和被革命者是不可能一致的。
这11年的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体制的变革并不是天大的难事，造成体制变革的原因是“全中国皆知的秘密”——既得利益集团中国足协和官员不肯放弃。作为一个行业协会，也食人间烟火，脱离不了利益二字。中国足协和官员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对他们进行说理肯定是秀才遇兵，只有让他们认为不改革会造成利益受损，不改革的也就是说成本高于收益时，他们才会像挤牙膏那样改革一点点，或者做出虚假的改革姿态。中国足协就是一只病入膏肓的老马，你不用辫子抽它他肯定不动，如何拉动中超这辆破车？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有对立，才能推动改革。只有革命者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样道义资源才从中国足协转移到革命者手上，让革命者成为民意，如果被革命不尊重民意，不顺从民意，就没有了合法性。这样才能让中国足协和官员觉得政治上的亏损将超过经济上的利益。
宁可少要一点安宁，宁多要一些革命，甯要不太平的自由，而不要专制下的秩序，不要作稳的奴隶，甯要患难中的主人，与其在腐败官员面前弯腰低头，不如容忍可与之作斗争的强盗。
马基雅维里在《罗马史论》中认为，一个共和国因为冲突而获得活力，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与自由，罗马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甚至要求了罗马共和国内部的争执。中国足球要想翻身，就要有内斗，必须有对中国足协的可持续性革命。如果改革不是由革命者像马虻一样不停地叮咬，26日的四点意见恐怕就成了革命者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们只能继续往黑洞里烧钱，退又不能退出，结果耗尽家财，中国足球社会还是一团漆黑，要大白天打灯笼。
或许有人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假设说足球改革确实有个过程，可是并不能说中国足协的四点意见就是当下最好的，没有其他选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国足协提出的方案肯定是有利于他们，而最佳方案至少应该是按照目前的现实可能，让革命者利益最大化，所以中国足协提出的方案肯定不能要求“理解足协”。
不管徐明的初衷如何，他的变脸作用是负面的，抵消了革命的动力。这样会让中国足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减缓了革命的进程，让中国足协心中轻松，更倾向不改革，或者改革力度不够，所以徐明的大局感还不如不要好，这样会造成放弃对中国足协方案的理性审查：到底是不是当下最佳的。
难道中国足协拿出的方案就天然是最合适的吗？要知道最佳的改革方案的形成，类似于市场买菜，是双方对立，一直讨价还价的结果。中国足协的大白菜实际价格只要两毛钱，徐明才刚开始讨价还价，就说中国足协1块钱很公道。其实没有必要替中国足协去担心，做好商人的本分，把这次革命当作商场竞争好了。最佳的方案不一定是革命者的，而是经过搏奕的结果，所以革命者只管在底线以上坚持自己好了，没有必要杞人忧天。站在卖方立场为卖方说话实属不该。
在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要想找到中庸立场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站在了中庸立场，实际上就有利于了中国足协。 美国建国先贤麦迪森认为，在不同利益的争吵中，希望有一个中立的、不带感情色情的仲裁人是徒劳的。只有“偏执”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改革。冲突的存在并非取消了改革，冲突本身就是改革，而与中国足协一致客观上的效果就是阻碍改革。 徐明的“保皇”可以被美曰其名“渐进”，但是他的“渐进”其实是“不进”或“慢进”。
其他人要求有一个时间表，这一点值得赞赏。徐明的“保皇” 就取消了这种要求。没有把中超改革纳入理性的视界之内，而是置于希望的未来，是极度危险的。中国足协的意图在于把改革抛出的地平线之下。如果监视着，被置于地平线之下的改革进程会被抹掉。不将改革交由理性监理，而必然交给历史的偶然和暴力，也就是说会造成崩盘，崩盘再来重建。
徐明可能担心一味激进下去，可能造成崩盘。但是激进和崩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在激进和保皇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如果担心目前过于激进，可以调整一下，变为温和点或理性点，没有必要转向保皇。
这11年的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只有不停地挤牙膏，体制才能尽可能快地变革。让“天下”观念支配的徐明，确实不像个商人。要活命，要改革，就别学《英雄》。
一个健康的社会秩序需要秩序，需要有思想、想像和利益的冲突才能和谐。这种和谐是动态的，运动中的。这样把秩序和冲突罪和的结合在一起，将冲突纳入制度之中，把握住冲突的脉络，让制度来容纳驾驭。只有让制度容纳冲突，才能经受考验，减缓避免社会震荡。这样的政府在其他地方处于动荡不安时，能够稳稳的把握住船舵，依旧保持沉稳、有序的作风。而偏面追求秩序， 把冲突扼杀在摇篮中，或者不西一切后果撵出，是怯懦和无能的体现，其结果谁巨大的社会动荡。(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