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5日讯】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有两千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并且一直是制约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低投入－产出。即以一个小农核心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并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农业工具进行农业的精耕细作；而随着农业单产的缓慢增长，小农的土地经营规模也相应缩小。
虽然，就一般意义而言，小农经济的低投入是由它的低产出决定的。但是，决定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低投入的主要因素，却在于国家（或地主）对小农的剥削过重。换言之，这所谓的低投入，主要是人为的。其如夏、商、和西周时期，统治者向农业征取的是十一税，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这个税率就被突破了，高的达百分之三十；战国时期，秦国的税收据董仲舒所言，是“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可能有所夸张，但秦朝建立后“收泰半之赋”却是不争的事实；汉朝建立之后，说是轻徭薄赋，但据王莽所说，各种名目的税收加在一起，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两汉以后的情况，古今都有人总结，一般都是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至明清亦然。
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社会对于农业的投入，主要就是劳动力的投入。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必须吃饱饭才有力气种地。农业税高达百分之五十，小农要想吃饱，就不得不寻求粮食替代品。据《管子•禁藏》估计，此类粮食替代品，约略相当于小农粮食收入的三分之二。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此类粮食替代品的生产都很重视，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以保证小农再生产的进行。此外，小农还要从事纺织原料和成品的生产。《管子•禁藏》上说，这是小农生活的“旁入奇利”。但是，除去小农自用和“布帛之征”，这个“旁入奇利”并没有多少剩余。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在国家（或地主）的高额剥削下，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只不过是劳动工具而已。其结果，就是小农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投入，用尽可能少的土地，并且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来进行农业生产；而大量的粮食替代品，实际上也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投入。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因这种低投入－产出模式而得到强化：一方面它有利于人口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小农核心家庭的再生产。中国之所以自古就形成为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从秦汉到明清，成百万，上千万，乃至几千万，甚至近亿的小农户，由于高额的剥削，他们实际的市场购买力几乎逼近于零。然而，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是商人“乘时射利”的受害者。这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工商人口微乎其微，工商规模极为狭小。对于近代以前中国的城镇人口，有学者估计为总人口的5~10%，取其中数则为7.5%。这个估计可能偏高。但是，即便如此，其中大部分人对农产品的消费，仍得自于国家财政。只有工商业者和一般城镇平民的农产品消费，才取自于市场。这就注定了农产品市场极其狭小。以粮食为例，一州、一府、一省，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小农户，遇到年景稍佳，略有丰收，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绝对量，挤在狭小的市场上会有什么出路呢？中国历来都讲“谷贱伤农”，原因就在这里。
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以及这种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当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亦即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近代工商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同样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如果要说制约中国发展的历史传统，这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就是最主要的传统。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之所以难以发展，就是因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小农根本缺乏购买力。
然而，在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对中国工商业发展的这种制约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种种原因而被忽略，反而使“耕者有其田”成为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中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最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革命以后，农业税的大大减轻，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的确是一种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和城镇的人口比例也迅速发生变化，从1949年的8.4：1，缩小为1953年的6.5: 1，然后是1956年的5.9:1。然而，农村总人口却也在迅速上升。截至1953年6月，中国农村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3800万以上。尽管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一般不是由人地矛盾决定的。但是，当农村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人地矛盾势必要加剧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无论是消灭地租剥削，还是实行轻徭薄赋，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小农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惟其如此，当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改变城乡人口结构，就应该成为改变中国农业低投入－产出问题的关键。可惜的是，1956年以后，农业的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而二十多年以后，当中国重新恢复小农经济时，据1981年的统计，当时中国农村人口已增长到约80387万，较1953年增加了28000万以上，而当年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比为3.8：1。
近代以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农村和城镇人口比例，总体上是缩小的。与之相适应的，是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市场化的程度，更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但是，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业已指出，传统时代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是在高额剥削之下，小农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投入而造成的。问题在于，这种低投入－产出一经形成，就十分有利于人口和小农核心家庭的再生产；无论是轻徭薄赋，还是医疗条件的改善，都只能是强化这两种再生产，并最终导致因人多地少而形成的人地矛盾，从而使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更趋严重。且看，1949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48402万，但是到了1981年，中国农村人口已达80387万。农业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造成农民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下降。按当时中国实际的耕地面积约21亿亩计算，平均每人约2.6亩。可以想见，对于当时已开始恢复的小农经济，即便国家不收一分一毫的税，也是绝对的低投入－产出。试想，21亿亩耕地，每亩增产10公斤，对任何一个小农户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市场上却可能因此而增加210亿公斤的粮食供应。而生产超出了实际的市场需求，势必造成粮价下跌；增产越多，价格就跌得越猛。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般是不会通过投入来增加产出的.
或谓农民可以拿这些增产的粮去养鸡养猪。按2亿农户计，每个农户多养一只鸡，市场上就会多出2亿只鸡。如果是2亿只生蛋的母鸡，市场上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只鸡蛋。那麽，如果市场上鸡和鸡蛋的需求都已经饱和，这多养的鸡和多生的鸡蛋，都只会造成鸡和鸡蛋的市场价格下降。更何况食物消费有替代性，鸡和鸡蛋吃多了，粮食消费自然会减少。1984年，中国农业全面大丰收，而且是历史上最大的丰收，结果是农民卖什么都难，收入开始下降。从那时至今，有识之士都强调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加强农业补贴。诚然，农业补贴就缓解目前的困难而言，确乎不可或缺。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国家无论如何也补贴不起。即以2亿农户计，每户补贴10元，就是20亿元，补贴100元，就是200亿元。说得大胆些，每户补1000元，那就是2000亿元。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农业，是无法进行政府补贴的。多了补贴不起，少了毫无用处。
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作为一种继续在发挥作用的历史传统，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例如，中国农民目前更多地倾向于使用化肥，实际上就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但却是以牺牲土地品质为代价的。两亿小农户，因为规模太小，数量太多，即便是在市场供求关系有利于供方的情况下，其可能增加的收入也微不足道，何况更多的情况是增产减收，所以减少投入反而成为一种“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技术难以采用，农民、农村、农业的基本问题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过去常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看成是人为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剪刀差的确有人为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农业人口规模过大、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小农经济的传统如果得不到改变，不仅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就传统而言，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也有它积极的历史作用。秦汉以来，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总是能够产生出一种“大国效益”，造成中国历史的一次又一次辉煌；而每当中国历史陷入绝境，它的低投入—产出特性，又能保证自身的迅速恢复和再生，再一次推动历史。然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它是一种限制性的生产结构，即（1）它仅仅有利于自身在数量上的扩展；而（2）这种数量上的扩展极不利于它自身的结构变迁；并且（3）极不利于农产品的市场化；一般而言（4）它在本质上也不追求产量的增加。
毫无疑问，中国的小农经济的传统，严重制约着我们的发展。我们怎么才能从制度上改变这样的传统，是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如土地产权、农业规模化经营、城市化及城市规模、节约型城市、城乡一体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居住制度，保障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总之，要研究小农经济的传统和如何改变这种传统，必须研究现实中与之有关的一切问题。研究者尽绵薄而已。
──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