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9日讯】民以食为天，食则以粮为本，这一定律不但早被历史所证明，而且“粮”和“食”的关系本身亦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一条主干线，哪怕在汉语字汇里，它们的先后主次的格局也早早就被定型了。关于这点，广东人有一句形象的俗语:“你断我的米路!”，掷下这句话，即可划定仇恨的深度和事件的性质—-至此除了你死我活，已别无解决之途了。
“米路”关乎人之生死存亡，这的确是对繁复艰涩之大道理的最简明的抽象化。
中华民族的先人，其实和别的以吃肉为主的民族之肠胃结构是一模一样的。倘非这一饮食传统的失落，中国人是否会在广岛亚运会足球决赛中输给以吃肉为主的西域回鹄人的后裔乌孜别克?这当然都大可置疑。
总之，我们的祖先解下兽皮裙，从半坡村的母系社会部落走向田野，历史就流泻进了另一道河床。及至商朝(公元前约1600年)，已有了颇具规模的农业，但狩猎这个行当仍是先民们不可偏废的生存方式。商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都曾出土大堆的兽骨。而且商朝五百年并无“四面边声连角起”的大战乱，居然迁都多次，以至后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这或许是“逐水草而居”的渔猎民族的习性未改使然。商文化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两样东西，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今日出土的甲骨文文物，已逾十万件，那时所创造出来的象形文字已达三千个，今日的汉字虽有两万个，但最常用的也不过是三千而已。能铭刻文字的骨头当然不会是蒸田鸡、烤乳鸽或鸡鹅鸭的残骸，原先生长在骨头上的脂肪蛋白质一定具有相当可观的体积和重量，也就不由教人惊叹我们的祖先吃肉之饕殄!
至周朝，甲骨文已渐渐被竹简木简所代替。不过很少有人去注意文字的载具从动物的骨胳到草木本材料这一划时代变化的深层象征—-渔猎和游牧的生存方式已彻底终结，一个启端数千年辉煌文明的农业帝国面世了。
一、面朝黄土背朝天
在港、台乃至大陆某些边缘地区都在起劲推动文化的“本土化”的新趋势下，我再来贩卖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事实的确是: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可以考证出文化起源的遗迹。但是，我们毕竟难以否认后来成了帝国文明之主流的正是黄河流域的沉积物。
今人偶到黄土高原一游，望中一片苍黄，全无绿意。在此生存已属不易，莫论缔造一个文明大帝国!殊不知，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分布带，当年恰恰是最适合中华先民们生存的所在。此间的土壤一如作家李锐的小说的题目—-《厚土》，即便深入地下几米，仍是绵细如粉末的黄土，它的确便于耕作工具简陋原始的先民们播种农作物，更何况它当时还不象如今那般贫瘠，甚至可以说是肥沃和丰饶的。
可以断定，祖先们挥别了猎弩扶起了木犁之后，吃肉的机会就不多了，回圈于肠胃里的终年都为碳水化合物和纤维质。其实渔猎生活的主食—-肉，是很匮乏的，当总是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为果腹奔波劳碌于山林湖泽之时，他的德性已和其追杀的猎物相去无几了。而只有农户，才可能有存粮及私有财产—-不管它是多么菲薄。也只有如此，农业帝国的子民们才得以积聚上千年的功力去创造精致的文明、编织瑰丽的传说。
中外历史学家都发现了中国的长城的走向与“十五寸等雨线”惊人地吻合，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中国立志捍卫的疆域，恰恰都是在常年降雨量适合农业耕作的气象线之内。治理这样一个大帝国当然很不容易，但《四书五经》里却把国家的政治理想说的很明白，撇开全部的道德辞藻，道理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只有一条，就是让天下黎民“不饥不馁”，也就是今日执政党所说的“生存权”，在20世纪末重复几千年前的政治理想，自然难辞“动物权”之讥。然而在当年，统治者(皇帝与“士”的阶层)都得去履行之，他们只有做得好与不好之分，完全不去做，是不行的。我们切莫让林林总总的昏君传、奸臣传弄昏了头。中国的另一历史巨构—-大运河，仅是为了隋杨帝的锦帆南巡?任何一个农业帝国的执政者，都得督导粮食的生产、运输、囤积、分发等等。以当时中国商贸的低下水准，运河上除了盐铁等国家垄断物资，过往的主要都是粮船—-果是一条名符其实的“米路”。直至商业渐兴的宋代，我们从《清明上河图》和话本小说里才看到贸易及都市文化的风貌，运河舟楫的性质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又有管弦箫笙和隐约于画舫之内的青楼女子点缀其间。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想必不会在夜泊秦淮的漕粮官船上。
不过，即使在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的大宋，仍是一个以农为本的朝代。它的子民们赖以生存的仍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决不会忍把“肚皮”，换了浅斟低唱。
二、粮食的意象
“粮食”这两个汉字，在一个农本国家里，是有着永恒的“深意象”的。中国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大动荡乃至改朝换代，似乎也总跟粮食的多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仅举元末的大饥馑，已足令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人武功自废，在天下纷纷，群雄并起之际，名声并不特别显赫的朱元璋采纳了儒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诀，果然渐入佳境，大破兵多将广的张士诚、陈友谅辈，终成霸业。虽然最后明王朝仍不免倾圮于全国性的粮荒的覆辙之中，清兵入关之前，北京皇城本来已经易帜。最后断送汉人江山的，实际上是一群“吃他娘、穿他娘”的不成气候的饥民。
共产党能得天下，与此也大有关系。毛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能让农民提着脑袋效死，秘诀在于许诺解决“土地”问题。土地的多重象征意义里，“粮食”当然是最主要的。诚然，中国农民并没有从革命那里得到所期待的好处，反而领受了一场空间惨烈的大饥荒!他们不但失去了土地，还失去了他们的祖先揭竿而起的血性，这是因为被粮食的咒语禁制住了—-1953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了它，新中国居然迭经惊涛骇浪而屹立不倒……
60年代的大饥荒，对全体大陆中国人来说，都是一场梦魇。我应该庆幸自己曾经游离于那段黑暗岁月的边缘，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她是侨眷，大饥荒那几年，我仅为小学低年级学生，记忆相当浅淡。那时国家特别珍视外汇，故设有华侨特供商店，可凭侨汇卷购买粮油商品。我倒是记得学校里课余在砸一种叫“黄狗头”的坚硬的野生薯类，然后经过复杂的工序让它变成可供食用的物质;再有是用大大小小的水缸盛满人尿繁殖“小球藻”—-一种据说能提供蛋白质和热量的菌类。至于其最后的成品是什么滋味，我已记不得了。
我倒记得两件小事。当时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才取消)，和郊区的某个指定的公社“城乡结合”成互助联盟，该乡农民偶尔会到外婆家清马桶(那时还未有居民化粪池和相应的下水道系统)，将有机肥拉回他们的生产队，用之于农田。我记得某次外婆给他们炒了些剩饭，那俩农民的的吃相简直可以用激动至极来形容!我不能明白，耕田者怎会没粮食吃?另一件是外婆的一个远房亲戚突然造访，目的是借米，当时正是中饭时分，亲戚看着餐桌上那几碗米饭，眼中放出异样的光来。外婆给她盛了一些粮食，送客后叹气说:她是特地在这时候来的，要看看我们家吃的是什么?我不懂外婆的话，但印象很深刻，记得当时那顿午餐其实并没有下饭的菜，只是在饭锅里撒了点盐—-有饭吃才是最根本的!
后来，再后来，我到了农村当知青，在穷乡僻壤淬炼过若干年，哪怕别的收获都没有，也至少晓得了粮食的意义。
三、挣脱“农本”之茧?
五十年代初有一部电影叫《粮食》，我曾觉得这名字很乏味。后来又有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苏童的小说《米》，听来就不再有那种感觉了，我已经捉摸到了在它背后的种种意象。不过，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粮食似乎渐渐不那么重要了。首先是城市居民都拿粮票去跟四乡农民换鸡蛋或什么时新农副产品;其后全国城乡的饮食业先后废止收粮票;至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先后取消了粮票和购粮本。专家甚至在一再鼓吹“白色革命”(乳制品)、“绿色革命”(畜牧业)，以期在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领域中来一场“破四旧，立四新”。对这种豪迈奔放的想像力，当然应给予高度的尊敬。但它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却是要仔细测量一下的。
当下中国诚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还是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本社会?我尚未听到专家的高论。显然这个问题有点棘手，要界定不太容易。在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中，农业一直在急剧下降。欲指中国已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前夜，似也不无道理，但其国情又限定了它必须维系农业大国的地位。且莫说《四书五经》里起码的政治理想尚未彻底实现，就算全民的温饱解决了，也必定十分脆弱。中国已无可回避地面临这一世纪性的大问题—-粮食自给自足的历史记录已经终结。尽管连年丰收，但中国已成为一个缺粮国，现时每年需进口大批的粮食。据统计：中国人民每天消费粮食7亿5千万公斤;消费猪肉6千万公斤;消费食用油一千多万公斤……而每天增加人口多达6万!
能把中国人蠕动于肠胃里的碳水化合物彻底革了命去，当然极好，可惜“小球藻”的生产及其深加工的科研未能继续下去。毕竟，那些白色或绿色的革命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是相去无几的。
因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之有限度的成效，已被一场更深刻的危机所取代。仅举这一畸形的事实—-中国大陆的粮、棉、油的收购价格实际上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小麦早已超标，棉油于1994年也高出了国际价格)，靠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来刺激生产及“富民”，实际上已达到了极限。何况大陆要“入关”，关贸协定对签约国给予保护和津贴的行业限制的很严，空间很少。官定的农产品价格体系自然也就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换言之，已实行了十几年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潜力也已发挥至极限，尽管分田到户的“责任制”又延长了30年，但它比之北魏及初唐的“均田制”还不如远甚。那时的耕地名义上同样归国家所有，农户耕种的土地20%为父传子承的世业;80%在年老时须退还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再行分配。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真正意义的土地改革还是没有影儿的事!
看来，吾国的“米路”尚为崎岖，粮食和国运之间的壮烈故事仍在演进，我们只好在未来的史册中“留白”，准备好足够的篇章来记叙它了。(写于1995年)
转自‘关天茶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