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缺乏反省无视规律，何以“和谐”？
【大纪元10月20日讯】【新世纪特稿2006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开过了，陈良宇案尚在审查之中，会议的焦点看来是在“和谐社会”上面。中共要社会“和谐”，这就比“稳定”要求更高了许多，那麽，中共自己的作为，是否有所进步了呢？
陶醉于长征的胜利而缺乏反省
中共避开了文革发动的40周年，避开了逮捕“四人帮”及文革结束30周年，对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也很小心，它能够纪念的，是中共自己建党85周年，以及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纪念建党，中共突出自己的“先进性”，对长达十年的“文革”及其“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思想，还是回避深入的分析，这与它回避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具体分析，一脉相承。
纪念长征胜利，中共突出它领导红军的艰苦奋斗历程，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西路军”悲剧的责任也已经比较实事求是，长征的“红色记忆”成为中共自我表扬的资本。但是，对于中共遵义会议所显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当时中共与中央红军那种面对现实而毅然转变路线的勇气，联系今天的现实，中共本来可以有所借鉴，而对于长征中所谓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中共也有必要澄清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从长征之初受压制的地位，到遵义会议中取得军事决策权力，后来一步步地发展到取得对中共的领导权，其间，他以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清除自己的对手，特别是清洗“国际派”，迫使党的资深领导人臣服于己，形成“唯我独尊”的格局──长征中开始出现的如此演变，从党内民主排除了少数人专制开始，竟然逐渐发展到以一人专制取而代之，延续至今，毛泽东身后数十年仍维持不变，其间深刻的教训，今天的中共在纪念长征胜利之际，还是本能地视而不见。
在中共的历史中，因为缺乏列宁主义的传统，只有过少数几次闪现民主光彩的反对专断或专制的行动。“富田事变”超出了中共的范围而不计，较早的一次是罗章龙等人挺身而出，再一次就是遵义会议。此后，中共“八大”试图以“集体领导”制约毛泽东独裁，毛泽东以发动“文革”反击，中共元气大伤，即使出现“四五运动”外援，它也无力振作，只能在毛泽东身后以政变方式清除其激进追随者，然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出现了一次“越出常轨”的“会议民主”，但其“解放思想”的能量终究有限，主要的还是作为邓小平独裁的铺垫，“四项基本原则”随即就对“解放思想”划定了范围。
遵义会议的民主有局限性，须依靠党的总书记的支援，和党的军事领导人的反省，才有毛泽东和其他人发表意见的空间。中共的这种传统方式，使它很容易被具有强烈个人意志的人所控制。毛泽东受到过压制，他知道应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然而也就是他，对不同意见最不能容忍，人们批评他的爪牙，他也立刻就敏感地意识到其矛头所向是他本人。这样，毛泽东从长征开始逐渐地把持中共，将中共的专断及专制发展到极致，今日之中共不能对毛泽东做深入具体的分析，不能走出毛泽东的巨大阴影，就难以真正构建出中共自身的“和谐”。
在现实矛盾中高唱“和谐”
半个世纪前，中共挟内战胜利之威，依靠工农群众的热情支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废墟上实施社会改造，迫使农民放弃刚刚到手的土地，迫使民族资本将企业交给工农干部，构建起一个缺乏社会经济依据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多少自身发展的动力，只好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提供刺激，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运动”到70年代末，终于不得不改革开放，犹犹豫豫地重新走向市场经济。
当年，经过短暂的赫鲁雪夫改革时期，苏联重新陷入保守派的控制之中，利润原则下的企业改革还在艰难地蹒跚着，支撑着这个老大帝国，而勃列日涅夫却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来包装这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一旦戈巴契夫的“新思维”改革撕裂了保守的束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露出其本来面目，导致苏联共产党败落，苏联解体。
中国共产党似乎不知道殷鉴不远
经历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以胡赵两位元总书记先后下台为标志，中共也陷入它自己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上更趋向保守，在市场化浪潮中竭力维护国有体制，在市场变化中想方设法重新恢复中央集权。
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中央计划控制水平本来就低得多，市场化改革很快地唤起了企业家的创业冲动，而城乡差别很大、公民权利残缺不全、权力漠视并打压人权的社会环境中，廉价劳动力不仅供给充足，而且薪酬提高及生产条件改善极其缓慢，于是，政治上保守专制的中国，却出现了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当然，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消耗居高不下。中国没有停滞不前，只是，它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和局限性逐渐暴露，显示出难以持续的“增长的极限”，同时，它的种种社会矛盾也逐渐表面化，显示出对抗性正在积聚之中。
这时，中共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然而，它的“以党为本”根深蒂固，以党权压抑人权的本质不变。胡锦涛上台以来，人们看到，中共所谓“科学发展观”，实际是以恢复中央集权为操作工具，对地方区域发展和企业运营，仍然维持行政控制的传统方式，而中共所谓“和谐社会”，尽管提出的是所谓“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但它同时更为简洁地强调的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在一党专制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际，中囯共产党如此描述“和谐社会”，实乃缘木求鱼，与苏联共产党将停滞的苏联社会包装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堪称绝配。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为到那“天堂”而上那“桥梁”，农民们放弃了刚刚通过土地改革而得到的土地，结果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如今，中共又把它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描绘为人间天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粉饰共产党难以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现实，回避背离宪政而假冒“民主法治”的现实，也就难怪社会对它缺乏真正的兴趣了。
中共似乎以为，它当年可以用政权的力量，依靠政治动员，无视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不顾社会主义缺乏经济必然性的现实，在“一张白纸”上，构建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它今天仍然可以故伎重施，无视客观规律，不顾矛盾的现实，就可以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共还在傲慢而又天真地以为，它的中央委员们开开会，通过它的秀才们撰写的决议，就能“率领人民”造出一个什么“社会”来。
崇拜权力之手，无视市场那“看不见的手”，是中共的顽症。中共无法克服这一顽症，它也就走不出与社会尖锐对立的“不和谐”困境。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