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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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饿死在夹边沟的“敦煌魂”毕可
２、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３、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４、1948～1950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５、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王野如是说毕可
６、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宋萍如是说毕可
７、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蓝瑛如是说毕可
８、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韩同文如是说毕可
９、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10、毕可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留下的学籍记录
11、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12、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书中记叙的毕可
13、毕可在夹边沟的难友甯里的记忆
14、莫高窟里的反右风暴
15、革命，谁革谁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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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饿死在夹边沟的“敦煌魂”毕可
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洞”。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买”走。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不惊，所长照当，经过“忠诚与老实运动”的考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解放前进所的李承先做了党支部书记。1957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并不远，敦煌千佛洞里，上演了一场摧残知识份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具有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的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是1956年进所只在敦煌工作可能只有一年稍多的画家毕可，人称“敦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沟劳改，但是20几年后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因此使毕可饿死在夹边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尽管他在敦煌工作的时间很短，但却是他的许多同事的遭遇的缩影，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罕见，却有力地反映了这个政治运动的特点。请大家阅读的时候思考：为什么毕可会打成右派？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等等人，还电话采访了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大体按照我了解毕可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宁里等人，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他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动和专制制度的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２、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1930年，卒于1960年。“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知识份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１〕我推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３、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２〕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生加封的。
４、1948～1950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青岛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路过济南，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右运动，说起毕可。高芒说，她认识毕可。这样的巧事，让我喜出望外。于是她又坐下来继续说毕可：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故事的，就问和凤鸣，“有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到了，你没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沈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那是1948年，高芒在胶东文化协会机关编辑刊物，文协还有下属组织文工团，都住在莱阳城南村，在一个大灶吃饭。毕可是胶东半岛尖端的荣成石岛人，文工团的美工，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化，会画几笔宣传画。毕可因为年龄比较小，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以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碱杀，毕可还得意地说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是在当时那些比较自由散漫的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先后在文联美术组和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年，比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解。
５、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王野如是说毕可
随后我到青岛旅游，拜访高芒，从高芒那里得到一本《胶东文协文工团建团六十周年纪念历史影集》，其中就有“毕可即毕远来”的照片，大概是他20来岁时的照片，椭圆形的长脸，长得稚嫩清秀，浓浓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没有仔细梳理，具有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都有的那种不修边幅的特点。
这本影集附录了通讯录。我先后通过电话，找到在青岛和济南的十来个人，但只有四个人和毕可同事过，并且留下了一点印象。王野说，他在文工团只有几个月，关于毕可只留下一点印象，就是作为美工，毕可还是非常好的，工作积极，待人也很热情。总之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人。
６、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宋萍如是说毕可
我打电话寻找住在济南的原胶东文工团的团长包干夫。他的夫人宋萍接的电话，说，包干夫已经年事太高，无法述说这些旧事。当时宋萍也在胶东文工团，但他那时年纪太小，只记得有个毕远来，不过她记得毕可开始和文工团的大多数人调拨到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以后又从北京转回青岛。仅此而已。他向我推荐去找蓝瑛。
７、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蓝瑛如是说毕可
蓝瑛如今是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的教授，当初是文工团的导演。她还记得毕可是一个中等个的青年，人很活跃，热情，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她完全不知道毕可后来的去向，因此当他知道我是要打听毕可的时候，很急迫地希望知道。说起反右运动，蓝瑛就激动了起来。她说，她自己差一点打了右派，弟弟打了右派，哥哥加上反革命。到了文革，一开始，她和丈夫，当时都在山东话剧团工作，就被揪了出来，父母死于文革的折磨。从心灵到肉体，他们全家都受到残酷的摧残。对于我写作毕可，她一再表示支援，希望我把历史记载下来，留给后人知道。她希望知道毕可的妻子和后人情况。当我告诉她我的电话正受到骚扰，每隔一分钟响铃一次，此时通话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杂音就可能是在监听，她说，希望他们能够监听，听到我们的通话。她越说越气愤地表示，她不害怕。
８、1948～1950年在胶东文工团的同事韩同文如是说毕可
韩同文说，他和毕可在一个分队，都是美工。本来胶东文工团都调拨到空政文工团，毕可身体不好，有很重的关节炎，所以又回了青岛，以后就到了石可手下。小伙子人很好，可能身体不好，不讲卫生，衣裳脏了挂到雨里淋。
９、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最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据之学，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为尘肺住院，长期卧床休养治疗。患这种病主要是呼吸困难，要昼夜不间断地吸氧。
今年78岁的石可，被这么一种疾病困扰，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可是当我提起50几年前的这位小同事时，使他激动不已。这对于他的疾病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医生和他的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有话以后慢慢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忆中的毕可。
青岛是1949年6月解放的。毕可从农村进到青岛后，分配到文联美术组。组长是石可──1952年后他是文联住会副主席。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从农村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的毕可，遇到象石可这样专业功底深厚的美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把原名毕远来改为毕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实意地拜石可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石可对于他，也不厌其烦地指教，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石可认为，毕可好学好问，腿脚口舌都很勤快，能讨人喜欢，但是毕竟文化底子太差，见不多识不广，因而在艺术上不是富有灵性的人。艺术在于创造，不是依样画葫芦。
毕可虽然艺术才能一般，但却是来自老解放区，根正苗红，和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种隐藏内心的优越感。有一次，石可带了荆涛、毕可两人，到沧口的国棉六厂画画。那时候国棉六厂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女劳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艺术家下厂画画，是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是和工人结合，改造思想的，厂里当然不会把他们当作上宾无微不至地接待。他们一直画到半夜，需要休息。纺织厂里到处是灰尘绒絮，工人们邋遢惯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讲究干净的石可，找了一张报纸，垫在一个条凳上坐。可是等到擡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泽东的像。毕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则问题，必须立刻向上汇报检讨。石可他们认为已经处在深夜，回到市里有30华里，可以等到第二天汇报也不迟。这位年青气盛的毕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汇报。好在那时离开文革还有十几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听了汇报的领导，劝说毕可，对这种无意差错，不必大惊小怪。这件事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后来，毕可调到文化宫，也是搞美术。文化宫主任吴杰觉得毕可好学，勤快，对他挺喜欢的，正好遇到机会，保送他进了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至于是两年制的进修班，还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记了。
10、毕可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留下的学籍记录
既然毕可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学习过，我打电话到该校档案室查询毕可的情况。一位元陈老师在查找到毕可的档案后，给我回电话，告诉了如下情况：
毕可是山东荣成沟曲（田）家村人，家庭成分中农，1930年7月29日出生，1953年10月11日入绘画系学习，1955年离开学校，因为没有当年的学习成绩，无法说明是否毕业。在家庭关系中，只有母亲和五岁的女儿，没有填妻子。至于入学前的情况和前面的介绍吻合，不赘述。
但是，7月24日我打电话到兰州敦煌研究院采访孙儒僴，他说，他记得，毕可是195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去的。这可能是因为毕可原来是在文工团做美工，后来又转到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学习了一段时间。
11、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问题是毕可在沈阳或中戏毕业之后，为什么要跑到敦煌去呢？现在，笔者，我，提供一个推测：1944～1945年间，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画家中，有三位东北人。他们是李浴和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沈阳，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2001年7月5日，我专程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拜访了李浴和乌密风先生（周绍淼去世）。我是为写作1944年在敦煌临画的美籍华人艺术家邵芳而去采访他们的。关于常书鸿，他们唯一说到的话题，是浙江女作家叶文玲写了一部文学传记《敦煌守护神》，写的时候没有访问过那些参与过敦煌研究的开创者，完全是由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办的，因此，虽然李承先给他们寄去了书，他们都觉得没有读的必要。
现在联系到毕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毕可在沈阳鲁迅美院听了这几位到过敦煌的老师的介绍，产生了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是临摹壁画的。那时，学院规模远比现在小，教师也不会太多，他们应该给毕可授过课。他们在敦煌的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因此述说起敦煌来，那还不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感动了毕可，使毕可对那个东方艺术的神秘洞窟，产生了向往，决定前去献身。既然毕可是1955年离开沈阳鲁迅美术学院，1956年再从中央戏剧学院分配去敦煌，因此他分配到敦煌才一年，就遇到反右，一筋斗就栽到了夹边沟。不过去夹边沟的时间，可能在1958年。
12、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书中记叙的毕可
《经历，我的1957年》已经上网。关于毕可，我把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的记叙，原文转述于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
“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ＸＸＸ。ＸＸＸ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ＸＸＸ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ＸＸＸ，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ＸＸＸ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ＸＸＸ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ＸＸＸ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沈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叠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沈冤大白。”〔３〕
和凤鸣行文中的“ＸＸＸ”是谁，只要略略知道一点敦煌的读者就不难悟到，不过，也许，我估计，作者遵照为尊者讳的古训不便点穿，因为这个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获得“敦煌守护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对国家，对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书鸿。
至于毕可和常书鸿的矛盾，石可作了一点推测。他说，毕可是在青岛结的婚。妻子是纺专毕业的技术员。他后来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两地，相隔几千里。妻子去了无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岛，这大概是和所长常书鸿发生矛盾的一个关键。
笔者向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查询毕可的档案，其中他没有填妻子，却填了女儿。这是非常奇怪的表现。原因我无法揣测，如果加上石可的分析，那麽。他和常书鸿的矛盾，大概少不了妻子的问题。
2006年7月24日，我在济南打电话到兰州敦煌研究院。采访了当时也打了右派的孙儒僴先生。我把和凤鸣写到的毕可情况，原文念给了他听。他说，毕可后来强行定了坏分子。省里下文要求把毕可召回。不知为什么常书鸿没有召回他。毕可在反右前离所几个月，是为了妻子的问题，具体情况不知道，回来后，就遇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他冒犯了常书鸿则是确凿无疑的。详情因为年代久远，当时自己也自身不保，无暇它顾，所以不能说得很详细了。我想采访一下段文杰。孙儒僴先生说，段文杰已经年逾组0，年体不好，电话也不知道，最好不要打扰他了。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矛盾。关于毕可，是和凤鸣说的没有打右派对，还是孙儒僴说的，毕可也象段文杰一样，起先打了右派省里没有批，后来又定为坏分子对？这个问题，我难以断定，反正是被逼迫死在夹边沟了。不过，我倾向于和凤鸣的记载，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孙儒僴本人作为右派，对于别人已经无暇顾及了。
解放前，人员流动自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员，抗战胜利后，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后一切由组织决定，调进一个人不容易，常书鸿当然不会轻易放走毕可，矛盾也就势所必然。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登记表上，毕可没有填写妻子却填写了女儿，到石可的估计和孙儒僴的介绍，可以看出，妻子问题，可能是引起和常书鸿矛盾的焦点。毕可虽然年龄、资望等等都远在常书鸿之下，但还有一个相对优越的“老革命”本钱，为了妻子的问题，出言不逊，矛盾激化，伤害了常书鸿是完全可能的。
常书鸿虽然1957年前已经入了党，撑起了红色保护伞，但是毕竟是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这个时候，常书鸿在敦煌所长的位子上，坐了十几年，背后有了共产党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官僚架子已经养成，绝对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个谦虚平和的常书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艺术上未必很强，但在政治上优越感十足的毕可，哪里会买常书鸿的账，不知怎么触动了常书鸿的哪根神经，点着了常书鸿的死穴，所以常书鸿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运动正好逢其时，遂其志。
13、毕可在夹边沟的难友甯里的记忆
石可介绍，现在住在蓬莱的艺术家甯里曾经在夹边沟和毕可住在一个地窝里。他就听宁里说过不少关于毕可的事，因此最有资格作证。
宁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如今在烟台地区颇有名气。当初，他当八路军排长，去到东北沈阳，在大街上看到苏联红军强奸妇女，气愤难忍，鸣枪示警，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发配西藏。后来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教。夹边沟的劳教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只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好多个分场，分布在一个很大的地域里。夹边沟突然涌进了三千名右派劳教人员，连最简单的住房也难以分配，许多人只好住在地窝里。所谓地窝就是地下比较大的自然形成的岩石孔穴，可以住两三个人不等。甯里和毕可在一个地窝里住了一年。后来毕可饿毙，是宁里掩埋的。
宁里今年81岁了。在电话里他一再说记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写过一部回忆录，20年前交给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后音信杳然，连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饿死的右派，由三个难友擡去掩埋。他们看看死者身上还有肉，于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泪说：老伙计，对不起了。我们今世不报，来世报你的恩吧！三个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动刀动火，忍着心，吃下了这个同伴身上仅剩的肉，但是最后他们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手。
总之，有了宁里作证，更加可以确认毕可饿毙夹边沟，加上高芒、和凤鸣、石可等等人的介绍，我们对于毕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个相当具体的轮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攻击”、“反对”了具体单位的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肃省委“认为毕可只是对ＸＸＸ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总算表现了相当的理智和宽容。这本来为毕可留下了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却断送在常书鸿手上。
14、莫高窟里的反右风暴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高窟是一场九级地震，12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五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负这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卷到了四川老家乡下。〔４〕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全都在他的大脑里，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５〕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20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象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分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老同志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五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千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６〕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派深渊。
（3）辛普德
又据孙儒僴说，敦煌文物研究所当时总共20来个研究人员，打了右派分子五人，为孙儒僴、李其琼、史苇湘、辛普德。辛普德是我通过电话采访孙儒僴知道的。
（4）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这个人，对常书鸿太富有戏剧性了。他是继常书鸿之后，担任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1946年6月，常书鸿坐着傅斯年找陈诚调拨的十轮达卡车，离开重庆。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７〕
这是常书鸿为段文杰所作的记载，仅此而已，不过他还没有不着一字。
我真为常书鸿脸红。常先生啊，走笔至此，你怎么能够不向段文杰表示一丁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歉意呢？！
请读《敦煌百年》的记叙：
“自从1944年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段文杰便与敦煌艺术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告别家乡的妻子，一路历尽艰辛，在1946年来到了敦煌。多年以后，段文杰回忆他第一次到达莫高窟的情景时，依然记忆犹新：‘中秋节前夕，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当汽车驶入莫高窟时，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谗地扫视，象饿牛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
“十年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龙时英为了支援丈夫的事业，带着儿子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来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员的孩子念书。然而等待她的不仅仅是清贫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段文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
“‘文革’风暴一起，段文杰成为第一批遭打击的物件。十年的两地分居，十年的患难与共，面对又一轮的政治风暴，龙时英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赶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带着患病的妻子向农村走去。段文杰将自己省吃俭用购置的书籍中的精华部分捐献给了研究所资料室，将另一部分书籍拉到废品收购站，便赶着牛车，离开大路，曲曲折折地驶向了远在戈壁边缘的墩湾大队。此后的两年里，这位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的专家开始了农民的生涯：拉土、垫圈、喂猪、做土肥料，给乡亲们理发、写信，去公社里写标语、画宣传画……”〔８〕
《血泪铸敦煌》（王家达）则对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运”记叙比较详细：
“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报了上去，他即将被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推进‘右派’的深渊。但是上面没有在他的材料上签字。他除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言论──因为他的心里只装着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来，低能儿们就另谋良策。恰好有人揭发了他的一桩令人发噱的‘隐私’：有位厨师的老婆在帮段文杰洗衣服时，从裤兜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当作工资发给他的，一直在裤兜里装着。他一心扑在艺术上，竟忘了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周张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反馈到运动领导小组。太及时了！不容多辩，‘勾引良家妇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顶现成的‘坏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头上。取消了副研究员的资格，工资降到40元，内部控制使用，不准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９〕
段文杰的问题关键在反右。段文杰是常书鸿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对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书鸿手下已经工作了11年。你常书鸿对他还不了解？特别是上报的右派材料已经被拒批的情况下，还要罗织罪名，打成“坏分子”，这就太不仗义了。这个责任该谁承担？常书鸿？李承先？“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低能儿们”显然是暗指常氏夫妇。
当我初次读到高尔泰的记叙云：“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把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对于段文杰的凶态有点疑惑，现在知道了前因后果，不免感到悲哀！为段文杰，也为李承先、为常书鸿……”〔10〕
这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段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长之后，常书鸿去了北京背景。
不过，我觉得段文杰的心胸还比较豁达。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悼念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发表在《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上，而常书鸿在自传中却毫无表示。难道这也要“留给后人去写”吗？
15、革命，谁革谁的命？
据高尔泰介绍，文革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个人，那麽，反右时期人员要少得多，还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据段文杰记载，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员，坚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专业人员只有七人。
那麽，这七个专业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命运如何？这里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孙儒僩、史苇湘以及段文杰三个，李其琼和毕可是解放去的，他们都是是主动投奔常书鸿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干、中坚，和常书鸿风雨同舟过，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没有打成右派，却坚决打成了坏分子。因此，解放前进所的专业人员七个人，除了常李夫妇大概只有两个人没有打右派。这样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国也少到极点。常书鸿呀，你竟然下得了这个狠心。
这个僻处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单位，它打右派的人数，其比例，绝对属于“上游”水平。你常书鸿“参加”革命是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手下跑来，他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到底谁“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绝！
搞政治运动几乎有个铁律：某些自己有某种问题的领导，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简直是令人胆战，令人齿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对知识份子反而还要仁慈一些，手轻一些。
关于反右，常书鸿在自传中无只言片语。一字不着，尽得风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因为这个原因，常书鸿在自传中，对于抗战胜利前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涉笔，不过主要是记叙他们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记叙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对抗战胜利后的工作人员情况，几乎没有记叙。好象从1944年元旦挂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书鸿一个人做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很少为属下评功摆好，其实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属下的心血结晶，常书鸿是学油画的，国画他不在行。
一个所长，如此贪功，已经够黑心了，再把别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达的文章称他是“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
从毕可的冤案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教训呢？第一，一党专制的制度加上政治运动，可以把一个热情、纯真、积极、追求进步、追求美好人生的革命青年，葬送于一旦。第二，一党专制的制度加上政治运动，可以使一个本来不坏的知识份子领导人，为了维护私利权力而丧失良知，丧失人性，挟私报复，直至致人死地而心安理得，毫无忏悔。
(2004～2006年7月于山东大学附中)
【附注】
１、中国青年报记者徐百柯写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
２、９、王家达《血泪铸敦煌》
３、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
４、５、８、《敦煌百年──一个民族心灵的历程》，刘诗平、孟宪实着，广东教育出版社
６、敦煌研究，1992年第二期
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着，甘肃文化出版社
10、高尔泰《寻找家园──天空地白》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