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天:屠刀是怎样磨成的

—— 从“纳粹医学”看活摘器官

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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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8日讯】当护士平静地把一针毒济注射到残疾人的体内,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当她任凭智障儿童在啼哭中饿死的时候,她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而是在忠实地做着她的工作。当医生计算出毒气用量,监督着毒气室的操作,杀害无数犹太人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而是在医治着一个国家。这就是第三帝国医务人员的心态。然而数年后,他们中的二十三人被送上纽伦堡的战争法庭,以反人类罪等罪名被起诉。医学伦理的警钟在全世界被敲响。纽伦堡审判首次确立了反人类罪。由此而生的纽伦堡宣言(Nuremberg code)首次明确了人体实验的伦理规范。

是什么使这些本应救治生命的医生沦为屠杀无辜的工具,让他们心安理得地干着全人类所唾弃的罪恶?John J. Michalczyk 制作的记录片“帝国阴影下的纳粹医学”从科学,法律和政治的角度叙述了纳粹医生如何一步步地在伦理的道路上下滑, 直至沦为种族灭绝屠杀的执行人。分析透彻,全面。然而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历史的重蹈复辄。半个多世纪前曾经让人类刻骨铭心的悲剧正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重新上演。数万计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活体摘除器官,用以牟取暴利的器官移植。而执行人正是被称为 “白衣天使”的医生。

正如当年纳粹帝国下的医生,中国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也许并不认为自己在犯罪。反而认为他们救治了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甚至在执行政府对法轮功政策的同时又为国家创汇。事实上,他们已经不知不觉中滑下了医学伦理的滑坡,正在协助着人类史上又一场血腥屠杀。让我们试析中共统治下这一悲剧的形成。

纳粹医学的科学基础是优生学。当时世界各国都在展开基因方面的研究。按照社会进化论,适者生存,不适基因应被淘汰。科学似乎成为种族优越者的依据。他们把贫穷,犯罪等社会问题归咎于基因。为了一个健康的社会,为了一个“纯净的欧洲”,应终止“不良基因”的延续。同时,传媒强烈歧视犹太人,把他们描述成各种罪恶的根源。被这种偏见充斥着头脑的年轻医生把“犹太病”视为国家民族的疾病之一。个人的野心也在驱使着他们加入纳粹。彼此的需要使他们一拍即合。

中共统治下的医学翻版又何其相似。在毛泽东“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政策下,中国古老医学的精随逐渐丧失。传统中医视人体为整体系统。阴阳平衡,经络畅通,人体才能健康。而这种理念随着西医的逐步强盛走向淡漠。“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哪个器官坏了换个好的。邯郸学步的中国医学急于赶上世界医学的潮流。在一党专制下,医疗,司法,执法系统的密切配合保障了源源不断的器官供体。至少在器官移植数量上中国已成为世界领先大国。正如加入国家社会党是当时德国医生唯一的晋升途径,在当今的中国,又有哪个医学界的“精英”不是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呢?

思想观念上的改造更加彻底。行医者本应尊重生命–神的创造,而共产党推行无神论,“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经过中共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和其挑起的残酷斗争,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已经跌入低谷。中共统治造成的八百万非正常死亡在中国人心目中显得正常。政治上的异己也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已不被当成平等的生命看待,何况被摘取器官的是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和被扣上“疯子”,“反党”,“敛财”,“害命”等无数高帽的法轮功修炼者?当今社会,不乏医院因病人没钱,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而不救治的例子。当我们发出悲叹时,是否想到这不是一个医生,一个医院的个案,而是反映出医疗界整体已丧失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惜?

参与屠杀的纳粹医生辩解说他们是奉命做事。的确,纳粹不仅给他们提供法律依据,而且一步步把他们带到种族灭绝的罪行上。1933年的绝育法每年使五万残疾人失去生育权。开始只限于精神病人,然后范围迅速扩大到其他遗传病人。几年后,它便演化成更残酷的法律:既然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任何价值,他们活着只是在消耗社会资源,法律便赐他们安乐死。同样由医务人员执行。经过这步步升级,当犹太人从疾病蔓延,肮脏,悲惨的贫民窟被运到集中营杀害的时候,医生们自然接受了。他们认为是在治疗一个国家的疾病。他们计算毒气室的毒气用量,监督毒气室操作,甚至充分利用这些反正也要死去的人残忍地做人体实验,收集科学数据。令人法指的罪恶就这样在十年的步步升级中酿成。

同样,被大卫乔高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并非一朝一夕酿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更加漫长,更加隐蔽的过程。一向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中共也会匆匆制定禁止器官买卖的法令作遮羞布,但它从来没有因为缺乏法律依据收敛过任何荒唐的罪恶。“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的计划生育政策,“打死算自杀”迫害法轮功政策虽然见不得人,却都比法律更严格地层层落实。一边在电视上用“春风化雨”的镜头制造挽救迷失者的假象,一边用暴力逼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当暴力无法使这些人屈服时,肉体上的消灭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中国的医务人员并没有参与抓捕,监禁,但他们直接参与验血,配型和手术。他们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是抢手的器官供体,但他们的医学伦理已经在几十年的服从党的安排中消失或淡忘了。党安排他们强行绝育,强行堕胎,给政治犯强制精神病治疗,他们都照做了。服从党对他们这种职业的安排已经成为自然。更何况器官移植既救了接受移植的病人,又大幅增加收入和资历。这种无风险,无成本的买卖又是在国家机器的保护下进行的。既然从死刑犯身上摘器官已经做了,从那些绝不可能被释放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又能怎样?何况死刑犯还有家属要尸身,而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不连累别人,大多上访时不报姓名。他们的安危无人过问。就这样,手术刀被一步步磨成了屠刀。虽然有些医生刚开始并不知情,但他们一旦卷入,就难以退出了。

偏见的灌输,国家政策的纵容和一步步的前奏引导终于升级成令人发指的罪恶。当医生们抛弃医学伦理和人性伦理,对无辜的同胞犯罪时,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因为独裁统治的阴影既压抑着他们,也庇护着他们。他们并没想到当这把保护伞消失的时候,他们将被暴露于正义之下,以个人的身份承担他们的罪行。

在举世闻名的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医生遭到惩罚,不仅是因为战争罪行,也因为他们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无论这些罪行是否违反了他们本国的法律,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

正如罗伯特 杰克逊大法官所说,“我们所谴责和惩罚的罪恶是如此精心策划,如此恶毒,如此具有毁灭性,以至于文明不能容忍它被忘却,因为文明无法承受它的重蹈复辄。”1

“The wrong which se seek to condemn and punish have been so calculated, so malignant, and so devastating that civilization cannot tolerate their being ignored because it cannot survive their being repeated.”

— Justice Robert J. Jackson

当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当罪恶又一次嘲弄地挑衅文明,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肩负着一个使命:揭露它,谴责它,制止它!@

参考资料:

1. Nazi Medicine in the Shadow of the Reich — By John J. Michalczyk (1997, First Fun Features)(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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