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1日讯】 醒醒吧！高唱忠党、爱国、及民族主义的女士先生们！
古今中外很多政党及政治人物，都喜欢操弄文字游戏，要人民相信：领导人(皇帝、总统、主席) = 政党 (皇室) = 政权 (朝代) = 国家 = 民族。
三国时代诸葛亮留下两篇有名的《出师表》，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激励了多少后代精英！有些政党及政治人物为了淹盖他们虚假、邪恶、及争斗的本质，常将忠君、爱党、爱国、爱民族列为社会最高道德标准。但从更高层次的法理观之，这个理其实“不一定”是对的。
诸葛亮在失去荆州并折损了关羽一名大将后，为了生存自保退入蜀国；先放一把火把进出蜀道的栈道烧了，再象征性地派少数几个工人用“明修栈道”的慢动作，暗示放弃逐鹿中原的企图，做战略性撤退，以保存复国的命本，才有日后“暗渡陈仓”的本钱。后来因年老体衰等不及了，不顾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强行六出祁山，而导致身亡国灭的命运。如果我们仔细审查诸葛亮效忠的君王(现代叫总统、总理、或主席)，不但是个不能“亲贤臣、远小人”的扶不起阿斗，而且还是个亡国投降后“乐不思蜀”的昏君，就不难明白诸葛亮的忠是愚忠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的故事，固然感人；诸葛亮要为昏君躬鞠尽瘁死而后已，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一将成功万骨枯，多少官兵陪他葬身战场、为他妻离子散；城春草小深，多少百姓为他流离失所、曝尸荒野，生灵涂炭的牺牲值得吗？这种愚忠的理对吗？值得提倡推广吗？
文天祥及史可法都是宋明两代未朝皇帝的重臣，效忠的皇室也都是“天数该尽”的朝代。他们要效忠先王或追随先帝于地下，尽可退隐山林或用武士道的精神切腹自杀；实在不必在围城之下，明知不可而为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让城里无辜的官兵百姓和他共亡。西方的争战原理，比较重视人性，在“大势已去、明知不可”的不得已情况下，为了避免无济于事的不必要牺牲，都允许指挥官率队投降。
因此，从政党的层次看，忠君或忠于领导人的理有时是错的；从政权的层次看，忠于政党的理有时也是错的；从国家的层次看，忠于政权的理有可能也是不对的。可见，忠于领导人、政党、或政权，绝非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那么，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是否就是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从高层次的理视之，爱国家、爱民族的理，如果违反道德的原则，也是大错特错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开始产生了很多小国家，经过长期争战后剩下七国，最后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中原只剩下秦国。在战国时代忠于燕、晋、魏、赵、或楚国的理，到秦国时代就全错了！后来中国历经汉、三国、晋、随、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面对暴秦为何不能助汉？面对清国昏君为何不能匡助孙中山？可见常人社会爱国这个理，还得看是爱那一国的国或那一种国！
有人会说：如果爱国不算，那爱民族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高道德标准吧，其实不然。从更高层次的理视之，爱民族的理，有时也会大错特错。因为民族这个概念随时随地在改变中，汉族的国曾亡于胡人、蒙古人、及满洲人，后来经通婚同化后成为新的民族。同理，台湾人也由多种不同的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及中国各省多种新住民混合而成，美国人也是由世界多种民族混合而成，在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新认同出现前，讲民族主义只会治丝愈棼，徒增困扰！
从旧约摩西五经鉴古知今，也可以了解民族主义的问题。摩西及约书亚率领犹太人到巴勒斯坦人居住了几百年的迦南地，在建国过程中，以赶尽杀绝的方式对付仇敌及异教徒(申命记20)；后来仇敌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手段，报复吞灭以色列(耶利米哀歌2)，往返屠杀造成世仇。后来的回教徒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可兰经，屠杀基督及佛教徒，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二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助以色列复国，中东冲突，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及反恐战争等，直接间接都与犹太人及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新“仇”旧恨有关。再看看历史上各种民族之间的战争，输的赢的都有很多人死在刀下，赢的是真赢吗？往返屠杀、后代要付出什么代价？真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世人能否领悟冤宜解不宜结的道理？
简言之，没有道德基础的民族主义，永远不可能成为人类的最高道德标准。不顾公平、公正、公义原则的爱国及民族主义，从更高的层次视之，可谓幼稚可笑之至。醒醒吧！高唱忠党、爱国、及民族主义的女士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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