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特稿）清晨六点半，天还不是很亮，交通车就把采访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迎接非洲元首仪式的记者送去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安全检查，然后就待在定点等一、两个小时，只为了在九时九分，看着胡锦涛站在红地毯中央，迎候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非洲国家元首。
花这么长的时间采访一则新闻，看起来很惨，其实这名得以入场的记者还是幸运儿。台湾、香港、澳门的众多媒体，在中非论坛的主要领导人接见活动，能分到的入场证件数量少之又少，不是三张，就是四张，大部分的台湾媒体记者根本不得其门而入。
一名台湾记者庆幸说道，“还好台湾五个非洲邦交国都没来，这个新闻要不要都无所谓。”
这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十足把它当成是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的预演。不过，多次参与“两会”等重大活动的一名人士说，政府现在还是很有权力，活动行程安排要怎样就怎样，根本是可以做到按秒计算，不太需要什么演练。
北京一名官员透露，北京确实还在摸索如何面对采访奥运涌入的三万多名记者，这部分在当时申请奥运时已经向世界承诺，保证“采访自由”，但是北京过去完全没有这种经验，怎么做实在“心里没底”。
中国今年在全球新闻自由排名倒数第六。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网路的管制都加强，记者被殴打、记者坐牢，维权异议人士屡遭逮捕，禁止与记者接触，网路采实名管理，著名搜寻引擎Google几乎没办法动弹，一点到新闻资料，网页立即无法显示。
一名驻北京的外国记者说，“奥运会使北京更自由？我看恰好相反，管制更多了。”
在中国大陆记者要主动访问部会首长非常困难，只有被动等上级领导交代才有可能，即使是司处长级的官员也是难以访问，官员没有接受记者访问的习惯。
这形成一种怪现象，很多外国记者只好什么问题都拿去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农业、经济、医药卫生，甚至台湾总统夫人吴淑珍被起诉的事情，各种问题都有人问，反正不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知道还能问谁。
北京本地的记者比外国记者的处境更差，写个稿子都得经过领导层层审批，负面的新闻采访，人还没有到，消息就早已传到地方官员耳里。“又是安排饭店，又请吃大餐，最后塞了钱请记者回去”。就算是记者采访成功，写出的负面报导，领导也总是按下不表，怕祸延己身。
听到中国企图藉中非论坛演练如何接待大批外国记者，一名外国记者说，“奥运有奥运的规定，中国的想法太简单了，奥运的记者数量比中非论坛多太多了，西方记者到处跑，不会听他的，到时候冲突、矛盾一定会非常多。”
为了办好北京奥运，中国想要练习如何面对新闻记者，例如举办例行记者会的中央政府部会，就增加了教育部等，而且，尽管遭到外界质疑，中国草拟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新闻发布的规定，目的之一在使政府统一、及时、准确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增加透明度。
但是中国官员不甚了解，需要面对的不是新闻记者，真正需要面对的关键是“新闻自由”。
中国官员长期不习惯新闻开放，面对奥运的透明开放的高标准，心里没什么底，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一直过着和记者隔绝的例行生活。这种矛盾，变成是目前观察北京奥运走向的一个有趣面向，一场奥运是否会真的让中国走出象牙塔，或是中国将使新闻自由在奥运显得黯淡？
身在北京的记者，毋宁是比较悲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