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8日讯】【本文英文标题为《The Social Dimension of Liberal Policy》，作者Dr. Hubertus Müller-Groeling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并曾担任副所长。本文由秋风校正。】
自由主义被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就等于以个体、他的自由权利和他的责任为核心的政策。它强调市场经济框架中的效率、竞争和经济进步，而在这样的市场框架中，国家权力被限制在无可避免的最低程度。
这些自由主义政策提倡个人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责任，因而经常被批评为缺乏社会的维度。有人指责自由主义将个人与社会、市场和道德规范，个人成就原则（achievement principle）和社会正义截然对立起来，对社会关怀冷漠无情。
只有那些把社会政策等同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士，才会得出自由主义“对社会冷漠”的错误认识。这些人士一直习惯于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社会政策的发展就等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张本身。
如果这些人士的意思是控诉自由主义者显然没有出现在为进一步扩张强制性的、集体性社会保障体系而斗争的街垒中，我们可以说那种指责没有错。然而，这样的指责实在是无的放矢。
自由主义政策内在地是社会性的
自由主义反对的正是这种强制性的保障体系、个人风险的社会化、利他主义的国家化（nationalisation of altruism）的扩张本身。它反对由一个无微不至的政府对公民进行监护，也批评源于一种应得权利心态（entitlement mentality）的发育而导致的公民行为能力的丧失。
不幸的是，人们经常忽略了，自由主义政策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模式，在这里，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在市场过程之外附加上去的，不单纯是对市场力量的矫正，也不是或多或少仅局限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内。
相反，自由主义政策所设想的是一种内在地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自由主义的原则从来就是社会的，不仅因为它提倡给予市民以自由，让他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很好的照顾自己，以免受政府的监护和他人的歧视；还因为它主张要有符合法律的经济运行规则的存在，并以此为准让市民懂得哪些行为既是有利于个人也是有利于社会的。这种自由主义主张的社会准则说明，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承担对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它也显示了这样一种“互利性影响”性质，“即人们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活动同时也会促进他人实现其目标。”（齐美尔[Simmel]）
竞争与规则体系
上述互利性影响不仅由下面的事实予以保证：在市场经济内部的交换与合作有益于所有参与者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合作与交换，而且，作为自由主义政策之社会维度的基石的法律和经济秩序，也规定着这些规则和最低限度的规范，它们确保了个人行为与公益（common good）的一致性[1]。这正是以沃尔特·奥伊根（Walter Eucken）和弗兰茨·伯姆（Franz Böhm）为中心而形成的弗赖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者”（Ordoliberals）[2]无可辩驳的贡献所在，他们认识到了法律和市场准则对于市场过程的重要意义。他们搞清楚了经济和竞争性秩序的的功能，有关这些领域之法律是在政治过程中、由社会适时地制定出来。然而，要对像经济秩序这样的制度进行解释，需要传统作为某种“内衬”（lining）[3]。市场的伦理规范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地位。它们已由市场社会自身发育出来，其中的一部分已经逐渐演变成立法，而大部分则合乎市民社会的道德规范[4]。
尽管人们都对道德的沦丧痛心不已，围绕有关经济与法律秩序的设计也争论不休，但市场是绝不能不受约束的。当然，市场也必须免受过多的政府干预和过度管制。在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政府主办的强制性保险市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类政府的干预和过度干预，并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僵化现象。但是，市场也应受到保护，避免出现卡特尔、垄断以及市场主宰，以保障其发挥其作为保障个人选择、反对歧视和——最后但不是最重要——约束权力的工具的功能。一般来讲，就防止经济权力的集中而言，开放的市场和国际性的竞争比国家的反垄断政策更为有效，尽管这样的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自由主义者必须承担其作为市场的保卫者的社会责任。
经济秩序和市场行为之间的依赖关系，也许可以用运动场上的例子给予最好的说明。尽管竞争者的行为和他们的求胜策略是重要的，但确保公平竞争和比赛成功进行下去的游戏规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并且得到了切实执行，则每一位参赛者或每一个团队的行为，都会提高其他参赛者的成绩，从而保证比赛的成功举行。
在市场过程中，如同在运动场上一样，游戏规则不排斥比所要求的更加公平的行为，相反，经验说明，在竞争中，超出规则所要求的公平，对参赛者的声誉能够产生正面作用。这也许标志着竞争的道德准则取得了进一步发展，从长远来看，甚至将趋向于使竞争规则进行调整。
在市场经济中，情况非常类似：如果法律和经济秩序符合自由主义的要求，则遵循公平竞争之法律的公民会就可以设想，他们的行为具有社会价值，即使他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从较广的意义上讲），也是有利于社会的。作为自由主义政策之伦理和社会维度的基本内容，已经包含在影响着市民之行为的法律和经济秩序之中了[5]。不管是体育活动中的竞争，还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竞争，都要考察其规则和激励体系。这并不排除习惯和市民道德会对社会行为提出比那些秩序框架中的规则内在具有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伦理——更严格的要求。相反，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人们对社会行为的期望值也会随着其他的要求不断提高。当然，自由主义政策也注意到，有责任心的个体正积极地、自愿地参与到市民社会的小社区中，及更大范围的国家舞台中。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之一正是要通过赋予个人的自治，来强化公民接受这种社会责任。
因此，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主要地并不存在于在社会过程的维修站中，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在那里，政府的社会政策能够矫正竞争和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将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降格为这样的维修站，认为社会关怀与市场政策之间彼此矛盾，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又被下面的事实所强化：绝大多数被片面地指为所谓的“市场失灵”——这成为要求国家干预的借口——的例子，通常都没有考虑到更为严重的“国家失灵”问题。自由主义的社会维度绝不仅仅意味着进行一些修补，相反，它从一开始就内在于社会的模型之中，内在于社会的法律和经济秩序中，它确保了财产权，并通过规则引导竞争有益于公益[6]。
自由主义政策首先是通过市场、通过市场导向的政策、通过利用作为经济秩序之组成部分的激励，证明了自己的功效。自由主义政策包含在法律和经济秩序之中，这种法律和经济秩序反映着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和道德关怀。因而，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的看法，对于自由主义政策来说，是不公平的，它忽视了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功效的基本原理。
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
公民自由是自由主义政策的根本关注点所在。自由能够限制政府和社会相对于个人的权力。当然，自由也意味着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对他的家庭、对社会所带来的后果。
但是，自由并不只是“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的问题，也即最大限度地免于国家的强制和社团的监护，尽管这是一种重要的自由。自由也涉及到“得到什么的自由”(freedom for…)。在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选择的自由，每个公民都有按照自己的偏好，根据自己在法律和经济秩序的框架内的责任，在考虑到他人的自由、并接受他人的竞争的情况下，安排组织自己生活的自由。
为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可选择的对象（alternatives）。要参与公共领域，当然就需要政治上的选项。但是，自由主义所关心的不只是在投票箱前的选择自由及扩展公民投票的范围，也关心组织自己的个人生活时的自由选择。选择的自由不应被理解为仅限定在其经济性维度中，必须以全面地理解它的价值。
为了保证这种选择的自由，为了提供多样的选项，市场与市场经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工具，尽管它经常被人误解。市场经济政策的基础是从根本上保证产权，及在法律和经济秩序的框架内运行的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允许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自由的竞争和自由的合作。这也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支柱。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存在市场，在那里——在法律的框架内——不仅存在着交换自由，而且存在着竞争，它不仅是经济权力的激励，也是其制约性力量。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要求自由的合作，对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而言，它的重要性经常被人忽略，而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
我们也不能低估自由交换的重要性。在市场过程中，作为经济进步的核心问题，需要解决信息问题。集中的计划经济不成功的试验说明了，信息问题只能以分权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分权，通过市场经济的激励和竞争性过程——这同时也就是一个发现信息的过程[7]，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高水平的效率和技术与经济的进步。这些政策带来了惊人的财富增长，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但不仅仅在那里）。令人奇怪的是，进步的幅度经常没有被人注意到，这特别是因为，这种进步的绝大部分成就被休闲时间的延长和工作时间的缩短所掩盖了。最后但并不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财富大大地提到了人们的预期寿命。从更广的意义来讲，预期寿命的提高也构成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市场的概念被局限于消费品市场，因为市场经济的政策经常被看作仅仅是满足物质的需求，因此，这种政策的作用经常遭人误解。这些形成误解的人没有看到下面的事实：像音乐会、戏剧、展览会、演讲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也属于市场交易的范畴，因此，文化对市场的傲慢，更多地表现的是一种无知，而不是道德优越感。
人们也经常没有看到，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决策也与市场有关。劳动力、住房和金融市场上的选择都证明，市场对一个人的自主权是多么的重要，没有任何理由对于在市场中得到信任的自由主义政策抱有偏见。【未完】
－－原载：《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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