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9日讯】“大国崛起”一片子，笔者也看了几集。谈谈看法。
许多论述见之网刊，已经有很好的见解。比如说，国本之指涉，是指向人，还是指向政权或者统治者；是以国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已有作者涉及。国之崛起历史，20世纪以来，其实，就是一个人权反对反人权的历史，大国尤其如此。同理，凡是崛起之国家，尤其是20世纪崛起之国家，已经无法和人权崛起，人格尊严的疏离切割。
人类无论在崛起和衰落中铸造的制衡统治者的樊篱已经牢固树立，成为经济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和必然条件。这个趋势，内涵在崛起前后的西方乃至东方许多国家的政治理念中。20世纪反对极权主义之历史，如果不放在应有地位加以考量，大国之大，之兴衰，之荣辱，都无从谈及。
从19世纪开始的历史，正好是对于这种人之崛起的一路铺垫——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的后革命专制，带有很多革命以后的拿破仑特色，即革命加专制——这个革命，涵盖了法国革命以后对于革命的反思；这个专制，已经多少摆脱了极端权皇权的桎梏和枷锁。我们前此一再强调夏多布里昂极为准确的时代概述：不能回到1793，也不能回到极端皇权——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革命的总结。这个总结带动了俾斯麦，梅特涅和迪斯雷理和整个欧洲进入所谓复辟时代的经济文化政治复兴。
这个时代的所谓崛起，体现了人们思考国本与人本的关系之全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发轫点还是见诸于欧洲人起源于人本和上帝的那些最初母题。这个现象，20世纪初业的中国人里之杰出者，早就注意到，并且为之加以论述和探讨。
但是，在该电视片里，这些基本论述则呈现模糊哲学的特色——和中国官方对待普世价值一一惯之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只是说出一部分事实——于是，这个说谎的方式，还停留在陈旧的极权主义语系之中，丝毫没有什么改观。拿破仑三世颁布的言论出版自由之法律，俾斯麦颁布之普选法案，财产资格之男人选举权法律等等，都是这些喉舌有意回避的重大课题。
虽然，他们举例说明了英国之宪政历史的起源，约翰王之大宪章，但是，他们对于查理和议会，议会和人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少有论及。
因为，人民，议会，国王之关系，贯穿了整个英国历史，贯穿了第一次革命和光荣革命。不解释查理王和其议会，人民乃至军队的关系，人们就无法理解何以克伦威尔这样的僭主式人物可以利用革命的历史——其利用革命之手段，和列宁，和毛氏之关系，之巧合，之共性——人们看待革命的最后一个破绽，也就得以保留和粉饰。
在此意义上说，官方喉舌现在还是在选择性地窜改历史。他们的做法，就是人们常常所言之说出一部分事实，掩盖另一部分实施。这是制造历史谎言的最佳做法！这样做，其目标何在呢？
一是，他们要争夺对于民主自由的解释权，要遮蔽历史的整体内涵，要争夺人心于历史潮流的驱使之下。我们并不恰当地引用列宁的话来加以比附。
列宁说，只是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那个主义——我们说，你们只是呈现历史上的大宪政，呈现英国的议会制度等等，却还不是呈现普世价值，只有呈现大宪政和反对之的极权主义思维及其实践者的历史，才是大宪政的真实精神的传播者和拥戴者。于是，我们看到，当他们言及大宪章的时候，关于苏俄宪政和中国宪章于兹之比较，就自然付之阙如。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他们中许多人，也许根本就是在做一种敷衍了事的应承，以便于实现这个片子的海外价值或者商业价值——这是另一码事。
二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是人民或者公民的尊严，教育和权利（义务）的实现。这里包含国民素质的训练，教养和德性，传统和现代性；而实现之的第一前提，就是教育的自由化和普及化。其实，中国人是千年历史上的礼仪之国，并不缺少其礼数和仪式，文化和教育。只是，他们的文化，在百多年来逐渐式微和凋敝，乃至被大大扭曲了。国人的尊严，只是在所谓封建社会的官僚和士阶层，知识份子阶层之中被看重和宣导。这个尊严，包涵很多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发言权——宁鸣而生，不默而死——人们是要讲话，发表和争论的。一言堂和文字狱逐渐遍及国中，遂使得国人逐渐丧失了这种尊严。
在欧洲，这个发言权，发言习惯，业已从希腊的辩论，罗马的演说，蔚为风习，承传以降，成为西方人尊严和思维的内在联系。全部崛起的成因，就是他们是可以说话的，可以思维的——不是在家里榻上窃窃私语，闷声骂街，而是公之于众，见诸报端，议会和广场——这才是崛起的全部秘密。无论是恺撒的看法，还是西塞罗的看法，和罗马雄风的崛起，罗马人民的参与和建树，无法分割，互为衬托。
在另一个方面，谈论崛起，而不谈论源自古代希腊罗马之文化，之政治，之民主，之思想，就无法知道所有这些占据思维先知地位的人物，究竟如何影响了近，现代所谓大国之崛起。也不会知道，即便就是帝王将相，他们，也是这个自由欧洲文化的血脉承传者。被克伦威尔断头以处的查理王，他的心目中，法制观念和人民责任的思维，不知道要比毛氏和列宁氏多几百倍，就不要说那些民主和专制的接合者们的意识了。
在此意义上，俾斯麦和拿破仑，也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文化极权主义者——这是欧洲思想崛起和政治崛起之因——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的话。一句话，欧洲帝王本身涵带的文化涵养，是和其源自希腊罗马之血脉相称的。这种欧式帝王的人文涵养，在毛氏这里则是丝毫不见踪影的。
于是，欧洲崛起的另外一种秘诀，其实，就是隐含在希腊罗马民主建设的哲学文本之中。经过多少个世纪的杀杀打打，人们还是会巡回他们的母体。如果没有这个溯本求源，巡回古道的思维，一切西方崛起之梦就会变得无根无缘，岂有此理。而在“崛起”一片中，人们对于这个寻根意识的单薄和淡薄，说明了，他们的解释文本的是似是而非。
反之，一个到处是言罪，文祸和宗教裁判所的国度，何谈崛起呢？（当然，中世纪也是存在宽容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些烧死在火型柱上的英雄，与其说是在思想，不如说是在号召人们反对禁锢思维。而反对思维禁锢，其实是崛起的序曲——对于一切正当的崛起，莫不如此。
共产党国家崛起的根本原因，与之完全相反。他们的假崛起，是动用新时代奴隶制度中工，农的非人劳动，廉价人本，以及对于资源和生态掠夺和破坏，一部分人吃掉另一部分——百分之几的人，占据百分之七，八十的财富，等等。人的彻底异化，成为他们转变人为螺丝钉的经济建设秘诀。这样的“人类工具”，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果然，起到了极有效率的作用。合格的共党人统治下的崛起，却是在牺牲人格，人性的可悲前提下实现的。这种人性缺失的崛起，预示着崛起的本质就是衰落——因为，人的人文基因，已经被大大修改。蜕化的人种，因其父辈和祖父辈的人文基因的蜕化，而变得岌岌可危。
这种蜕化，人们甚至在战败的德国和日本，也未发现。那里的文化，没有被炸弹消灭——敌国的军队，也没有要他们进行新一轮的“文革”。甚至，麦克亚瑟和美国政府，还承认了日本天皇，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象征继续存在。这个对于日本人亚宗教的承认，成为美日文化和解的序幕，是无法回避的。
可是，在毛氏文革前后，那种对于中国人的人种进行摧残的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所谓人格尊严的实现，教育素质的培养，道德继承的仪轨，全部被一种文革基因改造了。这个时代前后的国人，既无俾斯麦赋予德国人的普选权，也无拿破仑三世赋予法国人的文化权和出版自由。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暴力工具，成为迫害者和牺牲者。他们的国家崛起，实在要等待他们的人格唤醒和基因复兴。
几乎百年以来，专制走向极权的国人之路漫长而黑暗。毛氏，含蒋氏之一部分，这些新式僭主，他们根本不谈让国人具备尊严和人格，言论和思辨，民主和自由——这些西方人崛起的主导性力量，人格力量和思维力量，完全被忽略了。这样，西方人所谓“趾高气昂”的人格形象，被毛氏“要夹着尾巴做人”之国人形象，取代了——国人，就这样“站起来了”。
这个问题，迄今没有解决。现在，问题的提法，出现了蹊跷之改变。人们只能在虚无飘渺的价值否定论之“恶”搞声中，窥探他们发言的“许可证”——这张似有似无的云中保票。
三，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探询历史上各国崛起的先机何在？何人，何国，何时，何地，能抓住这个先机，以成契机——换言之，拽住这个机会的思想家，往往成为国人，国家改革思维的先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无须一一举证。反面的例子何在，倒是值得一提——没有任何先知先觉的思想启蒙，甚至倚仗一种陈腐不堪的旧有思维，或者其他已错思维（我们不想用证伪一词，但是意思是，历史证明为失效和错误的思维，如毛氏思维，马氏思维等），期待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崛起，而枉顾普世皆知的人文学养和政治涵义。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乎！
直言而论，至少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里，不存在对于普世法则之取消之，忽略之，戏谑之，也可以复兴现代国家的妄说（也许在印度也是如此）；如，取消民主自由，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人权法则等普世价值，也可以实现复兴的说法——这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抱残守缺地，坚持西方国家抛弃的各种极权主义哲学和理论，而籍此实行这些原则之下的所谓复兴和崛起——如，坚守列宁主义，毛氏思维等。如果我们象学擘吴宓大师宣导的那样，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希腊政治学的普世原理，我们的崛起之梦，就会变得较为健康。反之，如果我们还要坚守那些不是普世价值的种种反面思维，或者，简直就形成一种不要思维，文化和判断的“猫论”，而行文化侏儒的崛起论，那么，只有鬼知道，这样的崛起究为何物！
我们就是这样，依赖这些价值虚无主义，来换得明日的崛起吗？
俾斯麦说，李鸿章们没有政治改革，只知船坚炮利，所以，输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见萧公权）。现在，人们不但不行政改，连日本的教育改革也不施行，教育经费连年世界倒排名。请问，你们究竟要何人崛起，何种人种崛起，何种民族崛起——你们不是让国人成为新的崛起中，新甲午海战的，新亡灵吧！
换言之，先知先觉的思维路数，往往是国家走向崛起的要素。否认和无知于兹，就是把崛起和思想的历史，先知先觉的历史，正确选择的历史，丢掉了。
那么，衡量先知先觉的标准何在？标准就在这里——也就是孙文说的，世界潮流问题。凡是“当时”，“当世”崛起的国家，都是那个时代，走在思维，思想，哲学思想最为前沿之国家，之民族。我们承认，那部片子呈现了那样一些客观景致——荷兰的重商主义；英国的殖民主义；德国的民族主义；日本的脱亚主义……都是当时极为先知先觉之选项——当然，先知先觉，当然包括了现在判断其“不正确”之可能性。
但是，在所有这些选项中，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以枉顾当时世界前沿的思潮和哲学，反而却异乎寻常地崛起。反之，落后于兹的所有反动之国度，都是注定要走向衰落的；即便他一时得逞。进而言之，当世界进入民主自由思潮为其主导模型和范式时，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最终，都会碰碎在逆潮流而动的所谓崛起梦中，成其为一枕黄粱。
不出所料，我们看到，几乎枉顾普世思潮和普世潮流的该电视片，很少意识到这些现象。
1，他们不知道任何商业和科技崛起之中，人文的，人道的，科学而非科技之力量的关键因素，起到如何一种作用。
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掉的，正是这些崛起的思想因素，精神因素乃至宗教因素。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含某种宗教因素——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和经济秩序说/哈耶克的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说，迎合了逻辑实证论和经验实证论的反本质主义和“人”之不可知论；等等）恰恰是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和人性前提。
这个普世的前提，在和所有商业和科技领域接轨中，产生了人道尊严，学术争论和科学新知。反之，在毛氏和史达林式的极权主义政治环境里，也许一小批被其政权裹胁的科学家，会为政权作出某些贡献，但是，大量的公众和市民，却是处在不得启动思维的尴尬处境，这时候，人类的创新思维被几乎窒息而死，思想的国有化和人群的犬儒主义合为一股，窒息了动物庄园里的形形色色之存在，人在，于是，牲畜饲养人及其饲养物之间产生唯一的互动。
请问，这样的畜栏里何谈什么崛起和“创新”呢？
2，所有做出贡献于本国崛起之人物，都是那个时代的前沿思维者。政权和知识份子的合一，正好表明了法国复辟时代和后神圣同盟时代之欧洲的开明专制和文化复兴。俄国女皇和法国知识份子的直接或者间接沟通，使得思维中人，带动了政权中人，甚至官员和帝王。所有这些传闻轶事，传为美谈，是因为，专制者和自由者的有限接轨。这也是他们可以多少受到前沿哲学思维影响之所在。
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像是，专制主义并非文化剿灭的刽子手——而现代极权主义，却恰恰是要杀死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反对派。这个历史说明，即便是某种政权的崛起，那种血型庄园的血腥味道，仍然驱之不去。
3，是不是可以设想，当今时代的独裁者，可以和前沿伟大思想者之思维接轨呢？
他们有无幸运，成为伏尔泰和俄国女皇，互通模式属下的，另一波党阀，官员甚至帝王兼自由主义者呢？
毛氏和那些民主思维者接轨的历史究竟如何呢？是黄炎培说服了毛氏，还是毛氏欺罔之，耍弄之呢？
我们想起孟子说过，“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之道”。
毛氏欺罔，迄今，还是霸于一方，却无效于普世价值之知者也！
四，反动国家，反动政权，是不是也会崛起呢？答案是肯定的。史达林和希特勒的崛起，如此。这个崛起，证明了人类无力归纳真理和范式的非理性层面。这个邪恶的崛起，当下，是不是还会借尸还魂呢？答案，也是几乎是肯定的。
一位法国学者新近推出的新书，就是想说明这个新实例实现的新的可能性。他的原则论述是，当下世界，市场原则，已经走在民主原则之前。当美国衰落，几极崛起，游戏规则怆然失效，新的世界大战即会来临——在经受了新一次的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以后，人类，才追回民主的游戏规则，并成立世界政府，使得主权国家就此消亡。云云。（见“法广”介绍该书的广播）
这个估计是不是要应验，笔者无从知晓。但是，从现在看，确实是，世界各国政府枉顾民主原则，对于市场趋之若骛；民主原则大大落后于市场导向原则，似乎已成定居——这个严峻的事实，人们有目共睹。可以说，那位作家的预言不是空穴来风。
呈示这个市场导向抢先于民主导向的反例，就是中共现在鼓吹的崛起论——这是他们企望在枉顾民主人权和法治之前提下，枉顾历史上所有民族崛起时，走在世界观念之先的明显事实，枉顾思想自由，是科学自由之前提的基本认知，而后，做出的，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范式。这个范式，带来的实际结果，并非完全是痴人说梦，他使得世界，有可能变成历史倒退和人权丧失式的新极权主义之新崛起。这个崛起，会囊括所有，其实和科学创新，人文继承和道义彰现，完全相反的，一种古拉格经济效应。
这个崛起，确实是极其可怖和残忍的。
制衡如此崛起的对应之道，现在，还处在繈褓之中。欧，美惟利是图的商人和官员，政府和公司，正在极力鼓吹中国的崛起之正面作用——他们内心深处，感受到中国市场为他们带来的巨大好处——而红色系列，正中下怀地拥抱这些赞扬崛起的外来拥护者。他们正在以一种未经描述和证明的语调，大谈中国政权的合理合法性，优越性和全球化——一种“全球中国化”的狂妄野心，正在取代世界老全球化的理论和说辞——我们回忆起，在20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也正是这些苏联合法合理论者，拥戴了和证明着苏俄的民主和自由（他们中有李普曼，拉铁摩尔等人）。
美国民主党中期选举胜出的现状，使得许多失望于对华政策的改革者，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不知道，原则上，新时代“重商主义”者落后于民主原则的选项，正在突破美国两党的价值选项，走向和他们的祖辈一样古老而笨拙的，但是，却是极为必要的实用主义选择——把新的重商主义原则，改革为一种接轨于非普世原则的中国式经济原则和政治原则。看得见的迹象表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和六四时期邓氏对美国做出的估计，相抗衡——他们把这个猫论者，称为英雄——相对于邓氏的中国特色，所有美国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是虚以尾蛇，左右言他。而这个现实，成为中共崛起的全部可乘之机！
五，在此很难用同一性逻辑判断的诡谲观念游戏中，中共之所以产生和美国一样的价值混乱，原因之一，就是要把正，负两面的论证攫为己有，从而杜绝欧美知识份子或者其他人权集团，籍此发出的责难。也就是说，新一波李普曼和新一波中国官方“民主派”，正在合拢，以占据导致未来世界大乱的绥靖主义局面。
占据口舌优势的做法，在历史上无独有偶。中共在1940年代－1950年代，也操控自身的媒体，大谈民主，自由，宪政。他们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堪称大功告成的实绩。现在，这个大谈崛起，同样，极为慷慨地囊括了和他们这个体制丝毫无关的约翰王，俾斯麦和大宪章。这样，他们就可以至少在语言上面，对西方人产生新民主，新自由的混乱的价值判断，排除包含西方政治学ABC的那些历史观念和基本常识。在时代所需面前，他们就会处于拿来主义的优势地位，而不被诟病为民主之敌，老落后和外星人（象金正日那样）。
现在，忘怀或者无知于历史的人们，开始为共党鼓吹约翰王和大宪章而额首称庆，说，看来他们真他妈要政改了！
然而，只要仔细观察他们在1940年代的文本，就和现在仔细观察他们的电视片“崛起”一样，你会发现，焦大学习林妹妹，总是枉然。他们在一系列历史事实面前无地自容——他们无法面对史达林的古拉格，眼下暴露的乌克兰大饥荒，苏维埃清洗——他们无法应对东，西柏林的生死时速，柏林墙的倒塌——他们无法面对自身犯下的崛起之反——文革，反右，六四……经济政治的几乎崩溃；那些社会主义的草，无产阶级的尸骨，国人的血债……直到今天的矿难，圈地，腐败。所以，他们呈现“一部分事实”的惯技重演，为的是，让其进入对于青年一代人的再一次掩饰和欺罔。
我们前不久读到吴宓大师日记中，给中共统治做出的一针见血的总结。他引述说——史记，李斯援赵高，曰，贱而贵之，贫而富之，远而近之，上下而集之而使国安矣！
我们说，这个思想国有化的国家是不是可以崛起，就看其思想，是不是可以国有化了！
──转自《自由圣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