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5日讯】（《前哨月刊》记者梁挥报导）二００五年八月，出生于一九四０年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退休，改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在此之前，赵启正已被聘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名誉教授。
当大陆最高新闻学府院长
十一月十九日，赵启正被聘为全大陆高校新闻专业中排名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人大新闻学院原院长高钢教授上任刚半年，为了“让贤”，屈居常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
让我们先看看新华网公布的赵启正履历：
赵启正出生于一九四０年一月，北京市人。一九七九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工程师。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赵启正在中国科学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学习。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任职于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技术员。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任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车间副主任、设计科副科长。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任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副厂长。一九八四年五月至十一月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九一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一九九二年十月兼任浦东新区（筹）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同年十二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一九九三年一月起任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一九九三年二月至一九九八年二月任上海市副市长。历任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九八年一月后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九八年四月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新闻龄”只有七年七个月
从以上可以看到，赵启正理工出身，一九八四年之前从事技术工作。一九八四年步入政界，一九九八年窜升为上海市副市长。一九九八年才转到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工作，算是正式入新闻这一行。从一九九八年一月到二００五年八月，从事新闻工作七年七个月。赵先生的“新闻龄”还不到笔者的一半！赵先生七年“新闻龄”能当院长，无人请新闻科班出身的老子当教授实在是有眼不识泰山！
一个非新闻科班出身、“喉舌”履历只有七年多的人，居然当上中共最高新闻学府的院长，这不是开玩笑是什么？
赵启正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主管对外宣传，也就是把妖魔化的中共包装得不那么挣拧。但在赵启正七年七个月的的任内，完全达不到这个目标。翻开外国的主流报刊杂志，仍然是对中共践踏人权和自由民主、掠夺国资和人民的房地产口诛笔伐。
主攻法轮功的“败军之将”
赵启正甚至做得比他的前任还不如。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结果，法轮功现在在海外设立了电视台、电台、网站，办了报纸，成为海外揭批中共的重要舆论力量。这刚刚撞上赵启正的任期（而赵启正的前任没有法轮功的问题），但赵启正对此束手无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法轮功和中共在海外的舆论较量中，中共打了败仗，但“败军之将”的赵启正，居然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退休时反而得到一个“院长”职务。
赵启正在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任内的“杰作”，是出版了替江泽民涂脂抹粉的《江泽民传》。这本书在大陆由于大部片是用公款买的，我们无法估计他的销量，但在海外销售是彻底失败。这本书从来没有上海外的畅销榜，而和这本书几乎同时出版的、访问过赵紫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却在刚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居香港畅销榜前列。至今，连左派书店也不见《江泽民传》的踪迹。赵启正拍江泽民的马屁拍不响，他教出的学生又如何替中共的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拍马屁呢？
高官“捞过界”
中共高干退休前享有特权，退休后仍然享有特权。别人退休后要回家抱孙子，他们退休后却“捞过界”，大肆到高校“霸位”，破坏中国的教育事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二００二年四月成立，立刻聘请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为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只比清华大学早近一年，但一年间院长席位一直空缺。二００二年五月，北大邀得同样是部级干部的前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届主席邵华泽出任院长职位。
不仅如此，北大新闻学院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其委员大多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电总局、教育部、新闻出版署和北京市委等单位的主要领导。
新闻学院聘请高官任院长并非新闻学院的专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退休高官入高校执教鞭已成常事，而一些在任官员也纷纷兼任大举教授。
比赵启正稍早进作高校的是前中共驻法国大使、副部级高官吴建民。二００四年七月，他刚刚从法国卸任回国，即出任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院长，同时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二００三年十二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复旦大学的邀请下，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二００三年二月，前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接受河南大学聘任，成为客座教授并同时出任博士生导师。
在清华大学，一九八四年经济管理学院成立，朱镕基教授任首任院长。二００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他在压力下辞去院长职务。而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自二００一年起受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首届院长。
北京大学许多学院的院长都是高官。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于一九九六年成立，二０００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受邀兼任院长，二００三年三月，钱退休后改任名誉院长至今。二００一年十二月，北京大学成立政府管理学院，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出任第一任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知名心血管病专家韩启德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至今仍然担任医学部主任职务。
二００四年九月，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被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赵启正的继任者、国务院新闻办现任主任蔡武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现在，身居部级干部的他同时兼任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占着茅坑不拉屎
高官或退休高官任职高校都是挂名性质。他们不用上班，大部分都不讲课，到校只是蜻蜓点水。
二００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两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记者节系列活动在这里举行，学生们才见到了院长邵华泽。邵华泽任院长以来，主要出现在开学典礼等场合，他没有带课，每学期给学生们作一两次讲座。
龙永图受聘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后，每年只在学校呆一小时时间，和副院长商讨学院发展思路，同时给学生们做讲座，学院具体事务仍由常务副院长处理。“我们看重的是龙永图的名人效应与他广泛的人脉资源，有助于学院‘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学院的社会影响力。”学院一位消息人士曾这样对媒体说。
钱其琛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时，只能每年到学校作上几次形势报告。每次作报告有时只有半小时，多则也才两小时。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立丹说：“人大看重赵启正，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资源，而不是物质资源。”看来，赵启正也是准备只占茅坑不拉屎的。
学者很不以为然
高官到高校霸位，学者很不以为然。“这是中国官本位造成的，为什么那么多大学争着请官员，就是看中他们手上的资源，而美国高官退休之后，很多大学还不要。”一位人大的知名学者说。
反对者还提出，学术成就应是大学选才用人的唯一的出发点。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前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国务卿想回哈佛当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不上课的要求。假如我们为这些基本不上课的卸任高官开辟从教的“绿色通道”，是否也会让大学面临相似的尴尬？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同理，大学也并不是有大官之谓也。无论如何，只看重卸任高官的‘关系资源价值’而非学术价值，并不是对卸任官员的真正尊重。”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常务副院长杨凤春说，官学商三界，就像人鬼神三界，一定要分清楚，中国的现象是官既可以为学，又可以为商；学，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学，这就造成基本社会分工体系的紊乱。
“不能强化中国能者通吃的格局，对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来说进入学界特别容易，而这在另一些人，可能要穷一生之力，学问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杨凤春表示。
有人举出境外的例子替中共高官“霸位”辩护，但境外聘请政府高官出任校领导和教授，对其学术背景要进行严格审查，官员职位并非重要条件，如克林顿落选哈佛大学校长，而比他职位低的萨默斯却得以当选。马英九被李登辉撤法务部长职务时，到大学教书只能当副教授。
而在大陆，除知名高校的一些院系能做到严格审查外，一些地方高校聘请高官做领导或教授，“经党委、行政研究，征得领导本人同意”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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