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明:黔驴计穷的官员忽然爱上暴力袭击

田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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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4日讯】2006年新年期间,曾参与广东太石村村民维权活动的唐荆陵律师在给郭飞熊拜年的时候遭到了一些人的殴打;维权人士吕邦列在太石村协助村民维权的时候也遭到过殴打。一些维权人士屡遭殴打,这说明一些官员在对付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又发明了新的打击方式。以前,一些官员在对付政治异议人士的时候,常常用法律来制裁他们,于是,一些异议人士就成了反革命犯,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现在的维权人士在维权的过程中,并不声称要改变国家现行的政治秩序,他们只关注人权状况,这样一来,尽管一些官员很讨厌他们,但是官员们不能因为维权人士关注人权状况就把他们抓起来判刑,为了遏制异己力量的活动,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一些官员只好在法律之外寻求惩治异己力量的工具,这些官员看好的工具就是暴力袭击。

暴力袭击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在现实中,这会使现实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些官员用暴力袭击来对付异己力量,在打击者和被打击者之间就有可能发生肢体冲突。当一些官员用法律来惩罚异己力量的时候,在被打击者和打击者之间不可能发生肢体冲突。一个异议人士在被警察带走的时候敢攻击警察吗?在法庭上,被打击者更没有反抗的手段和机会,即使被打击者为自己创造了反抗打击者的机会,这种反抗也不会使被打击者的处境有所改善,这种反抗只能使被打击者承受更大的打击。某官员派某人去殴打一个维权者,这种殴打发生之后,力量小、脾气温和的维权者可能会忍受殴打,力量大、脾气暴躁的维权者也会忍受殴打吗?这就不一定啦。因此打击者和被打击者就有可能互相攻击。力量小、脾气温和的维权者打不过打击者,他们也可以借助外界的力量保护自己,当他们在公共场合高喊“警察打人啦”之后,一定会吸引大批围观者,这些围观者当中一旦有好事之人,那么殴打维权者的人就可能遭受皮肉之苦。在安徽和重庆,一些小事都引起了巨大的街头骚乱,一些警车在这些骚乱中被毁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家门口遭到抢劫,这个人急忙喊“小偷打人啦、小偷打人啦”,结果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助他。当他把这个情况跟一个警察说了以后,这个警察说:“你怎么能这样喊,你应当喊’警察打人啦’,你这么喊,肯定会有人出来。”

实际上暴力袭击不一定能阻止维权者去维权,维权者受到的殴打轻了,维权者肯定不会受到殴打的影响;如果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殴打,那么打人者就应该承担责任了。现在可能有人庇护打人者,使他们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是这种庇护不可能永远伴随着打人者。因此打人者在打人的时候心理会有负担,这可能会使他们在打人的时候不下毒手。

一些官员用暴力袭击来对付异己力量,这会使政府的信誉受到严重损伤。用法律来制裁异己力量,一些旁观者不一定会支持受到法律制裁的异议人士,因为这些旁观者可能不了解、或者不理解异议人士的理念,这些旁观者就会觉得这些异议人士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些官员指使人殴打维权者,这必然会遭到所有旁观者的鄙视,官员出自政府、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政府,所以一些官员为非作歹,必然会使政府的信誉受到严重损伤。

官员用法律手段来制裁异己力量,这使受到打击的人没有机会和手段与那些官员抗衡;官员用暴力袭击来对付异己力量,这就给受到打击的人提供了反抗的机会,这种反击还是合法的。一个人在街头突然攻击你,你回手打了他,这并不违法。当形势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维权者和一些官员的较量就真正开始了,如果官员不能把维权者打倒,官员就会面临失败。当美国军队不放弃使用核武器、巡航导弹、航空母舰等高尖端武器的时候,世界上就没有一支军队有战胜美国军队的把握。当美国军队只使用步枪和刺刀的时候,世界上敢和美国军队叫板的军队就会多起来。一个无法使用法律的官员跟不使用核武器、巡航导弹、航空母舰等高尖端武器的美国军队是一样的,他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对手,他能应付得了吗?

一些官员指使人殴打维权者,这是他们丢卒保车的最后一计,真正面对危险的是殴打维权者的人,维权者的反抗和围观者的拔刀相助都可能使打人者遭受皮肉之苦。如果打人者在殴打对方的过程中触犯了法律,打人者还可能在现在或将来受到法律的制裁。每一个打人者都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这个位置的危险程度他们也是清楚的。一个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当一个走卒,这没什么危险,无论这个走卒参与多少起惩治异议人士的案子,他都不用因此而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因为他们是在执行法律,当然这个法律是恶法。但是一个人不需要为执行恶法而付出代价,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这样的。一个人去打别人,这至少违反了现在的《治安管理条例》,把人打伤了,就违反了法律,因此他当然要承担责任。总之,实行丢卒保车这个计策的人将承担很大的压力,他把自己的部下送到危险的位置上,他还因此而损伤了政府的信誉,他们能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吧。

无赖刘邦当上皇帝之后,还知道请教儒生如何治国。杀人如麻的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之后,立刻就从中原文化中吸取有益于统治的元素,丰富自己的统治手段。依靠暴力来管制社会,这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案例。看看现在的中国,硬性的管制社会的力量一样都不缺,软性的管制社会的力量一样都没有。现实是,法治没有,法制松弛,民间宗教势力受到压制、官方主导的宗教势力偏离了正常的发展方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人理,西方文明理念的传播受到官方的干扰,儒家传统与现实存在冲突(儒家不言利,现在的人们惟利是图;儒家推崇集体,现在的人重视的是个人)。前面提到的这些意识形态都不能成为官方所掌握的管制社会的软性力量,现在只有硬性的管制力量独当一面,这样的社会很容易陷入混乱。一些维权人士屡遭殴打,汕尾的农民遭到警察的武力袭击,这说明一些官员更加依赖硬性的管制力量。

(原载《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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