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国:长入历史的年月(三)

党治国

【大纪元4月6日讯】四、伤心三字“贫”、“愚”、“妄”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里的“干”指的是生产性劳动。而一旦社会由和平陷入动乱,通过“革命”摆脱贫穷就远较劳动致富来得迅速而有效。“革命”在近代中国的意义就是造反,就是取而代之,就是无法无天。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至今,2200年来这种“革命”已经深入中国那些失意者和穷人们的心灵。作者如实地为我们描写了“文革”前后农民的穷苦生活。周庆福、邓锁、冯三保的贫穷可怜上面已见一斑。参加红总部的阎福来家和牛家兄弟同样贫穷可怜。

介绍周庆福到冯老太家当上门女婿的阎福来家里“穷得叮口当响”,只好入赘到东杨村的夏连山家和夏玉桂结了婚。“不久,夏连山老两口先后过世,阎福来十几里外的家中,父亲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剩下母亲和十来岁的弟弟福成,日子苦不堪言,阎福来就做玉桂的思想工作,把母亲和弟弟接来在一起相依为命。”他和周庆福一起天不明就到二三十里外的东山打柴,全靠一付扁担挑。若问他们为什么不买一辆架子车?作者告诉我们:“一辆架子车值一百来元哩。对于一年到头从生产队分不到一分钱,还当透支户欠生产队账的周庆福和阎福来而言,那简直是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望而不可及。”阎福来兄弟参加红总部,朦胧中以为这就“革命”了,而“革命”就有脱贫的希望。福成在试制炸弹时爆炸身亡,福来炸伤一条腿,注定要落个残废了。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东杨村东面的沟坡里住着牛二蛮、三蛮兄弟两家。他们不愿搬到东杨村,就图个“偷”字方便。

在农业社、公社化时代,农村为数不少社员都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毛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不偷不逮(顺手牵羊),饿死活该。”“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是个大家拿。”这便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住在村外这沟坡里进行小偷小摸,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当夜深人静,除了天上的星月耳边的清风,就是满坡地里的庄稼和柿子树。柿子可以任你去摘,谷穗和玉米棒子可以任你去掐去扳,白萝卜红萝卜可以任你去拔,洋芋可以任你去刨。这样从生产队大田偷偷拿回家的,比从生产队正式分到的不知多多少倍数。在那一年到头仅能从生产队分到半年粮的日子里,这么肥厚的营生,谁也不忍心舍弃。所以牛二蛮和牛三蛮两家被“好处”诱惑住,在沟坡里住着。

一个秋天的月夜里,二蛮的老婆柳芹“偷”包谷时被支书同振东抓了个正着。为怕挂着“盗贼”的牌子游街,柳芹“自愿”把身体献给党支书,从此却如同领到了偷庄稼的许可证,而同振东也明目张胆到白昼公然宣淫。当牛家两兄弟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支书正在糟蹋柳芹时,手持木桄桄的二蛮,竞吓得不敢吭声。直到社教运动中同振东下了台,牛三蛮才敢揭发他霸奸柳芹的丑事。在贫穷和无权的折磨下,仅仅为了“做贼”的权利,三个人格被辗作三份屈辱。但是他们心中埋下的仇恨使牛三蛮后来成为红总部坚决的武卫队员。他参加红总部是因为同振东参加了造总司并当上了东杨村的造反队长。三蛮要和同振东对着干,他要造同振东的反。同振东后来借机谋杀了牛三蛮。柳芹也在伤痛和屈辱中上吊自杀了。

贫穷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的经济原因。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一般人哪里做得到,于是穷困成了一切非分之想的沃土。但是在一个政权稳固的时代要起来造反,除了需要愚昧为贫穷壮胆,还要有权力的依仗。造总司和红总部的武斗各自依仗的是躲在背后的当权者的放纵和支持。红总部的政委马明给他的武斗队员们打气说:

“毛主席号召解放军支左,县武装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就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红总部。后来上面有人批评他们支错了,他们不敢公开支持我们,暗地里还是支持我们的。上一次我们一些人到县武装部去借枪支弹药,他们虽然不敢明给我们,那位廖参谋却把我们的人领到后院,脚在地上跺着说:‘这儿没有枪!这儿没有枪!’我们的人拿橛头把那片地挖开,果然下面埋着许多枪。这不是明明地给我们送枪么?”

“哈哈哈!”

大家开心地大笑起来,满场欢跃。

“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斗争、武斗,都逃不出当权势力允许的范围和有效的控制。当时虽曾一再批判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但真正可怕的却不是“思潮”,而是当权者设计的无政府空城计的陷阱在导民为非,陷民入罪。这是又一次“引蛇出洞”。不过1957年的“引蛇出洞”是让知识分子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政府的自由,“文革”中的“引蛇出洞”却是引诱无知的愚民去干以身试法的造反游戏。一旦运动收口,周卫东、马明他们还不是瓮中之鳖,打杀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可怜这些精力充沛血气方刚善良正派的老百姓,他们不光不懂得罪与非罪的界限,更无从知道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从来就是陷阱密布的阴谋政治。

但只要人们还保留着善良的本性,贫穷加愚昧所造成的破坏和灾难还是有限的。推波助澜,足以陷社会于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的是那个“妄”字,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妄诞和悖谬。这种妄诞和悖谬不但要把所有的错误推向极端使之变成灾难,而且还要把一切正确也推向极端使之变为错误。我们看一看周卫东是怎样被毫无缘由地推向“敌人”境地的。

“地主分子”冯光轩的儿子冯三保驾牛磨地时因强牛使性乱蹿,毁了十来棵包谷苗,被驻队干部赵国梁作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抓住不放,组织群众批斗冯三保。“在他的引导和带动下,会场上发言的人一个比一个深刻,一个比一个调子高,把冯三保的罪行上纲上线越说越严重。”

赵国梁听着听着,觉得还不够味。他要把群众的斗争情绪煽得更高,要把冯三保的反动程度说得更令人惊骇,便走到台前声色俱厉地说:“冯三保的罪行远远不止这些!他还日思夜想地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盼望美帝国主义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累了一天的男女社员,被这阶级斗争的烈火把疲劳烧得一干二净,发言争先恐后,口号声震夜空。而且发言的人一个比一个激烈,打击的面越来越广:

“冯三保这罪行不会是他一个人干的,肯定有黑后台有同谋。他大冯光轩是地主分子,心中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所以冯三保干这反动勾当,肯定有他那反动老子作指使!……”“天下乌鸦一般黑。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都是黑心肠。以后开会无论批斗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他们那些全伙人都得站在台前陪桩,接受教育!”

“对那一伙人必须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要叫他们每天打扫村道!”

…………

结果,赵国梁宣布以后作陪桩和扫村道的人名单,大大超过了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范围,把冯三保、周庆福等人也列进去了。周庆福急忙站起申辩:“我没戴任何帽子,不属于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专政对像”

“不用狡辩!你是前科犯,犯就是犯人,就是专政对象!”赵国梁一锤定音。“我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周庆福还想作最后一搏。

“地富反坏右的罪行,有许多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老账新账一起算!”

从此,批斗会上当陪桩的牛鬼蛇神行列中就有周庆福,在打扫村道的牛鬼蛇神群中有周庆福,在水利工地上被监督着进行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们当中也有周庆福。

赵国良热衷于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们可以理解。但“可以理解”绝非可以原谅。我们“理解”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恶云翻滚中,赵国梁作为一个吃政治饭的政府工作人员,为了向上爬,他就要使自身的动物性向下延伸恶化他的人性使之蜕变为彻头彻尾的魔性。仅仅通过他组织煽动的这场批斗会,人们便“可以理解”他是一个地道的恶人和魔鬼。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仅仅是他人性中的恶在膨胀。

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劳累了一天的男女社员”,也都“发言争先恐后,口号声震夜空”。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又有谁给了他们什么应允,使他们表现得如此充满了恶毒的意向?有人把中国人的这种表现叫做“集体无意识”,认为这“无意识”的一群可以被引导去干任何事情。但能否举出一个事例,“无意识”的群体被引导到高尚的道德境界?而且这种具有破坏性的“无意识”为什么就中国的老百姓2000多年来表现得那么突出和不可救药?仅仅用愚昧无知是不能解释的。当蒋玉霞的两个孩子大闯和小黑被造总司武卫队误打惨死后,红总部的人极大地幸灾乐祸了一番,他们对无辜的孩子的生命竟没有一丝的同情怜悯,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随时都会表露出来的荒谬的妄念究竟是什么?

退休老教师冯承耀的表现也令人百思不解,他已经平安“到站”,而且孤身一人,却热心地要油印散发“文革”中满天飞的“北京来电”之类的传单。他早知文字狱和言者有罪的厉害,生性小心谨慎,却偏要借个丧事之类的机会舞文弄墨,卖弄几句酸腐的文章。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真正“改造好了”的老学究,他的残年余生就是要彻底消灭自己的独立思想、个性和人格。他那可怜巴巴的形象人们并不陌生。

朝阳还没有从东山顶上露脸,它的第一缕红光还没有照到东杨村南边不远处的小土岗上,而这个独庄院落的单身主人已经起床了。现在虽然没在学校里住不跟学生们一起上早操,他还是跟以往一样早早起床,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他这个单身汉生活内容并不单调,倒还是很充实哩。除了有时候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以外,一个是拾粪,一个是忙于搞运动。对于拾粪他有自己的认识,觉得干这最脏的活儿能改造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他看过林副统帅一篇讲话,说一筐粪是往集体的大田里上还是往自留地里上,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嗯,还是副统帅头脑敏锐无产阶级觉悟高,把这一筐粪的问题提到了这样的高度!我冯承耀拾粪决不是为了上自己那片自留地,而是为了改造思想。所以他每拾一筐粪,总是就近倒在生产队的粪堆上,或是撒在生产队的大田里。而且他在倒粪撒粪的时候,总是要选身旁没有别人的时候。要是身旁有别人,那不是有意让别人看的吗?不是有意沽名钓誉吗?那不是他冯承耀拾粪的本意和目的,他要默默无闻地干,默默无闻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对于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也有自己的投入法。他觉得自己作为国家干部人民教师,拿国家的工资(虽然因武斗混乱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了,但他知道以后国家是会给补发的),要是不投身文化大革命当个逍遥派,实在问心有愧良心不安。于是他自造了一个不沾染派性的投入办法每日只转抄、油印从全国各个渠道纷至沓来的中央首长讲话、北京来讯、外地快讯等等,拿到本村本镇和附近的村落里去张贴散发。学校尽管瘫痪了,但纸张墨汁油印机还是有人管着,可以领可以借,这给冯承耀的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在抄写那些传单的时候,他内心还存在着一个自私的想法借这练练毛笔字也是好事嘛。就这点自私心理,他也是控制着稳秘着,不让它有所发展,因为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嘛。他往外张贴的宣传品都不署自己的姓名,而署成“关心国家大事司令部”,或者把“司令部”几个字换成“大队”、“纵队”、“战斗队”等等。尽管名称繁多,看起来热闹红火,其实只是他冯承耀光杆一身而已。

这是一个行规步矩彻底奴化了的文化人形象,和那些油嘴滑舌谄媚的文人表现虽异,骨子里却是一样可怜。他们头脑里的“妄念”是企盼着主人的一句“你不错”,但他们的表现却连主子也感到厌烦。正因为如此,冯承耀反而成为作者塑造最为成功的一个典型形象。

最得心应手悠哉游哉的就数同振东了。他充分利用村党支部书记所拥有的权势,在全国范围饥饿难挨的“困难时期”独能山吃海喝,把集体的财产看得如同他个人的财产一样。他还把每个有求于他的年轻而又稍有姿色的妇女都看做他的老婆。“社教运动”中他成了下台的“四不清”干部被开除党籍,他自然不服输。为了东山再起,“文革”他参加了造反组织,成了村上造反队的大队长。但他凭自己的政治经验,却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绝不插手武斗。虽然他在半夜三更人不知鬼不觉地谋杀了曾经揭发过他的牛三蛮,但时过境迁,只要他不说,谁又能侦破这个无头迷案?县革委会成立后,造反派的武卫大队长周卫东枪毙了,红总部武卫大队的政委马明在监狱中发疯了。两派武斗人员和良民百姓死伤了那么多人,独有他周振东却没有损失一根毫毛,还当了东杨村的革委会主任。他既关心为周卫东搬尸安葬,又为邓锁说成了一房媳妇,还亲自为夫妻都残废的邓锁家绞水以示关怀。同振东真是左右逢源,应付裕如,谈笑生风。看来只要他顺此前行,恢复党籍只在指顾之间。他的一言一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他只是善于利用社会和情势给他提供的机会罢了。谁又能说他是一个坏人呢?退一步讲,如果现行体制没有给他这位支部书记那些个特殊的权力,他想多吃多占也不可能,那么多女人也不可能就奔着他同振东“送货上门”。他的魔性不过是他处身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罢了。他所做的最坏的事情不过就是损人利己,另外还做一些小有利于人而大有利于己的事情。从小说中还看不到他做了什么损人不利己的阴损事。

周振东是一个比较清醒的利己主义者,只要有良好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及监督体系,这样的人并不可怕,他的利己动机完全能够限定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只要侵犯公众利益和他人权利的行为必然受到惩罚,利己主义者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所谓权利,它的实质乃是自己和他人权利的界限。只有明确了这个界限,一个人才能谈到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权利。没有明确界限的权利是抽像的权利。权利抽像化导致一部分人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对于普遍权利的肆意侵夺。而这就是附着在许多中国人头脑中比之利己主义更加荒唐的妄念。这种妄念的核心仍然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当他处在无权地位,他崇拜当权者的无限权力,视自身为附首贴耳的奴才,为非人的虫豸。为什么那么多人虚心下气地要为当权者大唱颂歌,尽管他那蹩脚的赞歌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奖赏?为什么那么多人只要看到了权势者的眼色就会凶恶地扑向任何无辜者,尽管他对被捕猎的对象一无所知而且他的“无情斗争”也不会得到任何奖赏,而如果他置身事外也不会有人找他“算账”?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围观街头的罪恶,欣赏他人的痛苦不幸,甚至对于“9.11”发生在美国的反人类恐怖事件也有那么多人公然表示阴损的幸灾乐祸?

这种妄念使人但逢适合的空气和土壤就会轻易地成为反人类的恨世主义者。被这种妄念控制的人一旦掌握了某些权力,就把自己当成了奴隶总管,就会无限地侵夺弱势者的一切权利。这种妄念仇视一切秩序、公正、平等和民主的制度;他们推崇强权就是公理,因而仇视真理、科学和独立思想。试问冯承耀的信封上贴的两张邮票,肩扛刺刀的解放军纪念邮票贴在有毛泽东像的邮票上下还是左右和你邮局的人有什么相干,为什么硬要捏造一个“刺刀对准毛主席”的“反革命”罪名必欲置冯承耀于死地?

如果没有这一类妄念作祟,就不会有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一系列荒唐盖世的运动和惨绝人寰的后果,就不会使这一切直到21世纪初还得不到彻底的批判和清理。

我们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比之欧美国家落后了300多年。这当然不是说中国需要300多年才能有人家今天的理念,而是说,中国人如今的人文理念比欧美300多年前的许多基本理念还要落后。这显然是最大的最令人焦心的问题。彻底清理“文革”遗产,并利用这些中国独有的资源进行深刻的反思,才有可能使我们在21世纪的一百年间,消除对于世界发达国家300年的差距,而加入全人类共建的和谐的“地球村”。只有这时,姜子扬先生的大作才真正讲的是“那年那月”的过去了的故事。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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