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7日讯】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布殊举行了日美峰会。会谈结束后，发表了题为《新世纪的日美同盟》的共同声明，宣称日美关系作为“历史上最成熟的两国关系”，要在“自由、人权、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等“普遍价值观”和“反恐胜利、市场经济推进、人权维护、能源安全”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建立超越安全保障的、在国际事务的所有问题上全面合作的“日美全球同盟”。所谓“日美全球同盟”乃二○○三年五月两位首脑在德州布殊的牧场会谈时的表述，此为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明文化、明晰化。
“小泉外交的总决算”
两国首脑呼吁朝鲜在弹道导弹发射问题上“自制”，敦促其尽快无条件回归六方会谈的框架，做“国际社会有责任的一员”；对于伊朗核问题，双方同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说服伊接受六国一揽子优惠方案；对于在经济、军事两方面同时崛起的中国，声明宣称要通过美日合作的强化，激发中国的活力，以资维持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定。尽管两国从各自角度重弹“利益攸关者”与“中国的经济成长不是威胁是机遇”的调子，但声明中依然不乏诸如“促成、支持亚洲的历史性变革”等泛指中国的牵制性措辞。
此为两国首脑第十三次会晤，也是小泉在首相任内最后一次访问美国。对这位即将于九月“下野”的首相来说，此次访问不啻为“小泉外交的总决算”（安倍晋三语）。五年多的时间，对内，开放美国牛肉市场，从基地到预算，全面协力驻日美军整编；对外，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不仅把海上自卫队派到了印度洋、陆上自卫队派到了伊拉克，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有关驻日美军整编的协议中，日本还进一步承诺对美在海外军事行动将提供更大的帮助。小泉政权五年，日美同盟逾越了“区域”的藩篱，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作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柱石，被坐实做大，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定位的军事同盟。以此为后盾，日本不再满足于此前的角色，开始频频对国际社会出重牌、出狠牌，追求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富“责任感”、“自我实现感”的“卓越”表现。尽管挫折不断（如“入常”工作、对亚外交等），但不可否认，日本已然在“普通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也是坚实的几步，其迈向二十一世纪国家战略目标的方向性已经确立，且不可逆转。
“小泉—布殊体制”现高潮
正是在这种“继往开来”的时候，小泉踏上了他的访美“谢幕”之旅。日美同盟的空前强化，无疑是“全身而退”的小泉留给其政治继任者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如何把在某种程度上以两国首脑的私人友情维系的“蜜月同盟”进行到底，并链接“后小泉”时代政治资源图谱，确保其作为日本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总保守化”的国家战略转型的恒久支撑，是小泉本人在“小泉—布殊体制”行将落幕的时候，留给“后小泉”时代日本政治掌舵者的一份考卷。
为迎接盟国领袖在任内最后一次“沙哟娜啦”（日语“再见”）来访，美国不惜以“国宾”待遇款待贵宾，礼数之周详甚至超越了传统东方人待人接物的古风。三十日，总统夫妇亲自陪同这位猫王“超级粉丝”的客人乘总统座机“空军一号”，参观了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的故居，把“蜜月”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对布殊来说，在如何接待小泉的问题上，的确拿出了其对于别国领导人所能做到的最温柔、最个人化的身段，可谓给足了面子，与四月接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访问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对此，美《华盛顿邮报》破例发表长篇报道，称此为“与武士与牛仔的罕见关系相匹配的收场”。但同时却不忘指出，两位首脑彼此有一个“共同点”，即“固执己见，绝不认错”。
“后小泉”时代日美关系空洞化？
美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反恐战争，尤其是伊战爆发三年以来，世界局势为之大变。当时以所谓“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为出发点，集合在布殊麾下的国际亲美核心存在，已纷纷谢幕：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纳尔、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克尼的身影已在政权交替中消失。继小泉九月引退之后，英首相布莱尔也将在明年面临“退阵”。对于一向背对着国际协调的美国外交而言，曾承担重要角色的坚定“盟友”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凸显并深化了布殊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孤立。
而与此同时，对日本来说，“小泉—布殊体制”的终结及最近一段时间以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为代表的华府“知日派”的集体退场，永田町已经在担心“后小泉”时代日美关系空洞化的问题。
据美议会方面透露，今年四月，日方曾向美方打探、确认过小泉访美之际，在美众院大厅，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正式演讲的可能性。而围绕小泉究竟是否会在引退前、“八‧一五”（日本战败日）前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美方的态度越发严峻，甚至作出了牵制日本的姿态。五月十二日，美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亨利‧海德曾致函众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尔特，作为实现日相在美国会演讲的条件，要求小泉明确表态“不参拜”：如其在美国会演讲的数周后，复去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参拜的话，那不啻是对在珍珠港被袭后于同一个地点举行了罗斯福总统著名抗战演说（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翌日，罗斯福总统发表的“屈辱日”宣战演说）的美国国会的羞辱。此事看似偶然，却构成了导致小泉国会演说计划流产的直接动因。
“靖国神社问题也是美国问题”
事实上，在上述亨利‧海德信函被披露之前，美国确不曾参与过有关靖国神社问题的争论。但随着小泉“将靖国参拜进行到底”的姿态的日益僵硬化及其对日本亚洲外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日益表面化，美国开始介入，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出来发言，甚至表明“靖国神社问题也是美国问题”。
对美国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正受到靖国问题的挑战和损害。因为，第一，美国不愿意让“利益攸关”的对华关系承担中日关系恶化的风险；第二，美日间靠同盟关系的构筑和强化换来了对历史问题屏障的超越，与中国也要摸索同样的道路。因此，确保强有力的日本和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关系不恶化，才是美国战略利益所在；第三，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是美化战争。而任何对过去战争的美化，对战争历史的改写，都是对美国主导的战后民主体制的挑战；第四点最为重要，靖国神社问题使日本在战后靠和平主义和勤勉工作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道义资源丧失殆尽。而日本在道义立场上的后退，不仅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更会损害与日本共有价值观与利害的美国的国家利益。
总之，靖国神社问题未成为日美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未尝不是东道主对盟国领导人在私谊层面上惺惺相惜的“体恤”，但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对此，日本也心知肚明。对于即将于九月登场的“后小泉”政权的竞争者们来说，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规避靖国神社问题竞选纲领化的风险。而种种迹象表明，在此问题上与中共方面的“调整”，也正在水面下展开。
（作者为北京独立撰稿人）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７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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