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演义：吴敬梓傲骨讽儒林

清朝初年，在安徽全椒襄河湾这个小地方，住着一户名震千里的“累代书香”之家。这户人家的曾祖父辈兄弟五人，有四人高中进士；祖父辈和父辈，在几次的全国科举考试中，都是榜上有名，有时连中几位。前后六十年间，贡生、秀才不计在内，这家出了进士、举人及出仕官员十五人，确可谓科甲鼎盛，家门显赫了。中国最杰出的讽刺文学巨匠，《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里。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因他的书斋取名文木山房，人们又称他文木先生。他生于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一年），从小就过继给伯父吴霖起作儿子。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注１）， 为人耿直，不慕荣利，埋头学问，知识渊博。受其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吴敬梓从小喜爱读书，记性又极好，诸子百家、稗官野史，无不烂熟于心；作文赋对、写诗填词，无不援笔即成。

十三岁时，吴敬梓的母亲不幸去世。第二年，父亲出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主管教诲秀才的官职），他也随父前往赣榆。父亲在任教谕期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曾“捐资破产”，兴办学校，甚为人们称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政绩显着的人，却因得罪了上司，被罢官回家。这件事，使吴敬梓深深地体察到了官场的黑暗和冷酷。

父亲丢官回乡的第二年（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先是他的父亲郁闷过度，离开人世。接着是那些衣冠楚楚、满口仁义道德的亲戚们，借口吴敬梓是嗣子，争相侵夺他的丰厚家产。亲眼目睹平日友善和睦的叔伯兄长们，为了钱财互相辱骂殴打，吴敬梓看清了封建家族伦理道理的虚伪，认识了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真面目。于是，他决心叛逆家族，与那些依靠祖业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亲戚们，一刀两断，分道扬镳。

他叛逆的第一步，就是挥霍遗产。他平时就轻财重义，遇贫好施，现在更是挥金如土，在所不惜。他与朋友往来，常常纵情饮酒，夜以继日；遇谁有难，从来都是慷慨解囊，不计偿还。所以，不到三十岁，他就把继承的“两万余金”遗产耗费一空了。这时，从富贵的族人到势利的乡邻，无不责骂他、歧视他、嗤笑他、冷落他，认为他是吴门的不肖子孙，第一个败家子。

家乡是待不下去了，三十三岁那年，他满怀愤慨，离开全椒，移居南京，住在秦淮河畔，开始了贫苦的卖文生涯。三十六岁那年，安徽巡抚赵国麟知道他是个“文澜学海”、“落笔千言”的高才之士，推荐他赴京参加“博学鸿辞科”廷试。这在别人可是个千载难逢、获取功名的良机，可是他面对官吏的朝夕相请，毫不动心，坚决以病辞行，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直至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年）客死扬州旅舍。

吴敬梓在诗、词、文、赋、经、史等各方面，均有著述，可惜多半都散失了，仅有《文木山房集》四卷传世。《儒林外史》是他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约写于他饱经世态炎凉、移居南京之后，成书于五十岁以前。

《儒林外史》的思想核心，是抨击封建科举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造成的种种弊端和危害。它从描写封建士大夫被扭曲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入手，进而揭露封建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鞭笞土豪劣绅的专横暴虐、吝啬刻薄，讽刺了附庸风雅的名士们的游手好闲、卑劣虚伪，以及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不堪和难以救药。

作品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现了两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摧残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连年应考，直考到六十岁，腰弯背驼、胡子花白了，还是个老童生（未考取秀才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多大，都称为童生）。他无可奈何，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新进秀才梅玖奚落他，举人王惠鄙视他，使他连教书的饭碗也弄丢了。有人写了这样一首宝塔诗，来形容他的狼狈相：

呆，

秀才，

吃长斋，

胡须满腮，

经书不揭开，

纸笔自己安排，

明年不请我自来。

后来，周进的妹夫金有余，看他穷得叮当响，就带他到省城去做买卖，请他帮着记账。他到了省城，住在杂货店里，一日闲来无事，去参观省城的贡院（培养贡生的学院，也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场所）。他看到一排排号房（注２），大半生考场的辛酸，一下子涌向心头，以致“一头撞在考场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救醒后，又满地打滚，放声痛哭。

可是，他一旦中了举，顿时平步青云，“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以致曾经奚落过他的梅秀才，也冒认是他的学生，对他毕恭毕敬。他早年在村塾中写的对联，也被当作“周大老爷的亲笔”，被揭下来精心装裱好。作者通过描写这个人物发榜前后的不同遭际和命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已经“花白胡须”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无米下锅，他只得抱着正在下蛋的鸡到集上去卖。听到中举的消息，他起初不敢相信，后来拍手发笑，昏倒在地；接着又满街乱跑，“一脚踹在池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他的丈人胡屠户见他高兴得发疯了，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才使他清醒过来。

从此，他由一个原来处处被人鄙视甚至憎恶的可怜虫，一下子变成了人人讨好献媚的对象。而范进中举以后，则开始堕落变坏，跟着张静斋到高要县去招摇撞骗。不到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便都有了。在这里，作者不仅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被八股科举弄得神魂颠倒、丧心病狂的丑态；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士大夫们热衷科举，并非追求知识学问，而完全是为了升官发财，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

那么，封建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又是些什么人呢？中了进士而新任南昌太守的王惠，一到任就公开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通融？”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了这一目的，他鱼肉百姓，草菅人命，搜刮民脂民膏，可谓无恶不作—“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恶魔般的贪官污吏，在他的上司眼里，却是江西头号能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吏坏到了什么程度。作品通过对王惠这类贪婪残暴的害民贼的描写，有力暴露了清代中叶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

《儒林外史》在批判科举制度和贪官污吏的同时，也猛烈抨击了土豪劣绅的恶劣品行。文痞加恶棍的严贡生，嘴里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可行动上却把邻居家的猪占为己有，邻居来要，竟行凶打断人家的腿。他根本没有借给别人钱，却硬向人家要利息。他讹诈船家，租船不付租金，反要送船家到县衙门里打板子。他的兄弟严监生，家里“钱过百斗，米烂成仓，僮仆成群， 牛马成行”，可是平时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以致临死时说不出话了，还因为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芯费油，“伸着两根指头”， 迟迟“不肯断气”，直到家人灭了那棵灯草，才一命归天。在这里，作者通过对严氏兄弟的描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土豪劣绅虚伪、凶残、吝啬的特征。

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酷作家。他在揭露当时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颂扬了一些具有真才实学，为人正直，却又淡泊名利、鄙视科举的知识分子，称赞了淳朴善良、自食其力、彼此帮助的下层人民。

《儒林外史》卷首载有一篇署名“闲斋老人”、写于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的序文，大概出自吴敬梓本人的手笔。其中有几句话，颇能概括全书的主题：

其书（指《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者，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者，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者，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由此可知，吴敬梓对其所描写的人物持反对或肯定的态度，完全是以他们如何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而定的。他认为，只有那些“辞却功名富贵”者，才是“品地最上一层”的“中流砥柱”。

因此《儒林外史》肯定的理想人物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轻视功名富贵，讲究做人的品行和学问。如满腹学问、慷慨好施、轻视功名、孤标傲世的杜少卿；道德高尚、心地纯洁、待人忠厚、才识过人的虞育德；不讲任何条件、精心照料陌生路人的甘露寺老僧；朋友有难，视为己事、鼎力相助的鲍文卿等，都是作者无比同情和倾心歌颂的正面人物。这些人物形象，不仅与庸俗丑恶的儒林仕宦人物恰成对比，透露了作者鲜明的爱憎；而且扩展了作品的表现对象，从更多方面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社会真相。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主要是讽刺。“讽刺”是以冷嘲热讽的笔调来描写人物和事物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封建社会里，许多知识分子受科举制度的毒害，终日沉迷科举仕进，狂热追求功名利禄。这在当时都是人们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的事；有的人虽然有看法，却不敢或不愿说破。吴敬梓以敏锐的目光、难得的勇气，从平常的事情中看出不平常的问题，并把它们加以集中、概括、提炼，用卓越的细节刻画和恰到好处的夸张描写，栩栩如生地活画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儒生群丑图。作品出版后，许多读书人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对自己的命运悲叹万分。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既奠定了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也代表了古代讽刺小说发展的高峰，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曾从它当中吸取了大量营养。现代作家鲁迅及钱钟书，都极为推崇这部伟大作品，他们的文学风格，特别是他们小说中讽刺手法的运用，也与《儒林外史》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注３）

注１“拔贡”，科举制度中通过县、州、府考试的，称为秀才；在秀才中进一步考试选拔，升入京师国子监（国家大学）读书的，称为贡生。拔贡是贡生的一种（其他还有恩贡、副贡、岁贡和优贡），当时每六年由各省从秀才中考选二名，保送入京，经过朝廷考试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

注２“号房”，古代科举考试时应考的房间，一人一间，编有号码。

注３主要参考资料：《文木山房集》、《胡适文存．吴敬梓年谱》、陈汝衡《吴敬梓传》、夏志清《中国小说 史导论》。

转载自　正中书局《中国文学史演义》　钱念孙　着

参．元明清篇【第37 回】蒲松龄孤愤寓聊斋　吴敬梓傲骨讽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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