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6日讯】越南政局变化引人注目。一是越共十大，总书记由差额选举产生，二是十一届国会第九次会议，代表积极质询执政者。观察者认为越南政坛出现可喜变化，舆论也十分看好，欢呼越南加快政改步伐。评论家周瑞金甚至质问：“中共在这一点上差距是不是大了？”
新动向的实质与积极意义
从宏观看，越南没有经历中国式“文革”浩劫的蹂躏，也没有遭受中国式八九屠杀的暴行，社会理性不曾被摧毁，传统文化还在发挥粘合作用，社会尚有“中兴”愿望。这种较为稳定的态势使执政者敢于变革，大众乐于变革。
差额选举、代表质询已经实行三四年，较之越南原体制是明显的松动。在此次国会期间，代表就交通部特大公款赌球案（涉案二百余人，其中一人曾以一百八十多万美元用于赌博）直指总理潘文凯的失职责任，潘在辞职声明中为此而致歉。代表还质询国家监察总署总监察长郭黎清的受贿嫌疑，郭说每次国会开会都感到发怵。这些质询向全国现场直播，造成声势。越南体制的松动不只是差额选举和代表质询，比如国会代表的提名和竞选的透明化和法制化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四分一国会代表专职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议事超脱行政视角的局限而具全局性，还规定五分一国会代表联署就可要求国会进行信任投票，使国会权威提高。这些无疑会改变国会的“橡皮图章”形象。
新动向的积极意义是显然的。过去固执的、僵化的体制有了松动，说明执政者在政治上一改固执不变而稍显开明姿态，大众也觉得较过去稍有希望。松动意味着执政者开始了专制体制的改良，而大众的民主要求恰恰由此有了一些活动空间，可以适当地施展自己的影响。松动的步骤虽然不大，但它使朝野出现活跃气息，有了生气。
松动只是越共控制的产物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化不仅不会否定越共“领导权”，相反，它们正是越共行使“领导权”的体现。越共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一样，以为共产党是“先进”力量，因而必须是社会的“领导”者。这个“领导权”只归共产党所有，最后体现为党的领袖所有、党的实际掌权者所有。拥有“领导权”就是拥有决定权，社会各界只能听从指挥，服从调遣，由此建立的体制就是一党专制体制、领袖独裁体制。现在，越南在这个体制上打开一个小小缺口，差额选举，代表质询。差额增加了选择余地，质询宽松了代表的话语权，但这些都是在已经确定的圈内活动，差额不会差到额定范围之外去决定当选者，质询也不会将已经内定的决策推翻。这些松动都是越共控制的产物。
越南政局变化的由来，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一）越南遭受毛泽东极左思潮的侵害不甚严重，党内极左力量微弱；“胡志明思想”是温和的正统观念，不主张党内权力斗争激烈化；越共政策没有从极左到极右的巨大颠覆，国内政策一直较持中；越共对意识形态控制较稳定，社会思想没有剧烈动荡。这些因素决定越共可以在严厉的专制和宽松的改良中求得调和。（二）越南从一九八○年代开始经济革新，推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二○○○年以来，经济年均增长百分之七点五，私有经济产值在GDP中已经过半，它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达所有新岗位的百分之九十七。经济革新的良好势头使越共改革派意识到，既然经济私有化带来的繁荣对政权的巩固大有裨益，政治的稍加开放也应该具有激活社会力量、强化政权基础的作用。这就是二○○二年开始试行差额选举、质询制的动机。（三）越南官僚利益集团正在形成，权力寻租正在向社会各角落蔓延。越南政府甚至弄不清官员贪腐深度，专门花费七十万美元聘请瑞典机构调查，证实有三分一官员涉及受贿。因贪腐丑闻，公安部副部长、交通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越南之声”台长相继被撤职、判刑，公安部长、交通部长因之引咎辞职。贪腐问题成为国外经援障碍，也影响被批准加入WTO，因此，越南专门成立中央反腐指导委员会，由总理挂帅，权力很大。越南还允许媒体对腐败案件充分曝光，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宽松。（四）民主意识的主要承担者是知识分子，尚未普及工农，但民主力量已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越共欲以体制的松动吸引民主派的支持，或赢得民主派的好感，减少民主派反抗的动因。
守住“领导权”是政改底线
越共主动促成上述变化不应误解为它准备出让自己的“领导权”，守住“领导权”是越共进行政治革新的底线。“领导权”，是它的生命所在，让出“领导权”就是丢了性命，共产党将寿终正寝。有这么严重吗？请看：只要它交出“领导权”，也就丧失军权、政权、财权、物权，它将降格为普通政党，自筹党费，自谋出路。那时，将产生政治的多元化，多党派平等竞争，普选制，人民用选票决定哪个党派代表自己的愿望执政，百姓选举议员组成议会决定法的创立并监督执政者，超越党派利益的司法机构以公正的法制裁判规范执政措施。实现这一切，意味着彻底打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剥夺共产党的种种特权，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执政体系，试问：这是越共能够同意的吗？
为保卫“领导权”，越共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它的十大重申坚定地遵循“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防范西化“渗透或企图推翻越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们坚持专制，因而打击任何鼓吹民主的活动。一位作家在网上贴了篇《什么是民主》的译文，并把它传送给朋友，结果住宅被搜、电脑没收，本人被判五年劳教。越南流亡作家武光珍介绍，一位被关在笼子里的作家竟在烈日下曝晒而亡，另一作家被关在仅能蜷身的囚室长达七年。专制对思想的自由表达就是如此折磨、绞杀。黑箱操作，秘密处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面。
民主力量前仆后继顽强斗争
民主的魅力不是暴力摧残能够屈折的。越南民主力量前仆后继，一直在顽强斗争。医生阮丹桂提出越南民主化方案，包括废除宪法中越共“领导地位”规定、实现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释放政治犯、自由普选、党政分家。为此，他被判刑十年。一九九○年，他再次呼吁结束一党专制，再次被捕，直到二○○五年才获释。曾任越共马列哲学研究院院长、党校副校长、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黄明正，挣脱越共意识束缚，鼓吹民主政治，结果以“修正主义分子”之名入狱三次而不悔。二○○六年赴美手术期间，他应美国国会众院外委会邀请，报告越南反专制情况，又在哈佛大学演讲，揭露越共迫害民主力量的罪行，还接受记者访问，提出民主力量与越共在平等基础上共商国是方案。曾任越共中央委员、政府教育部长的陈奎，在胡志明市毅然组织人民行动党并设国外分部，以反对越共独裁。越南民主派已经从宣传走向组织，正凝成一股社会势力，形成对越共的威胁。
摆在越共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对待国内外民主力量。二○○五年十月，总书记农德孟、国家主席陈德良、总理潘文凯各率几百人代表团访问美、法、加、澳、中等国考察民主施政问题。这次考察将在“政治改革”方面出台一些新措施，一是给世界一个较好形象，应付国际压力；二是借此改善与越南民主力量的关系，使越共政策具有民气。有意思的是，恰在此时，中国舆论鼓动胡锦涛采用中共中央党校专题小组所拟方案：由一党专制过渡到党主立宪，适当扩大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考察后的越共思维结构能否超出党主立宪范围？它能够突破“领导权”的局限而向民主原则大步靠近吗？
一个令人关注的事件是，前面提到异议人士黄明正在美国大发异论，按惯例，其回国签证会被吊销，这次出乎意外，他顺利返国，随行者有一百多位外国记者。这是不是当局对民主人士的宽容信号？二○○六年七月四日，胡志明市美国总领馆举行国庆宴会，应邀出席者有黄明正、陈奎、阮丹桂等多名民主人士。当局对参与宴会者未置一词，取默认态度。这些事态很容易引起人们丰富的想像。
越共未来将何去何从？
对越南今后政局动向，我以为，要着重看三方面因素：（一）最关键的是民主力量能否壮大，形成有组织的压力，撼动越共权力阶层，使之产生动摇。没有这种压力，民主转型就不可能。有这种压力，才能谈及与越共平等协商、走向民主的共赢策略。（二）越共内部开明力量能否逐渐扩大。比如，元老武元甲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越共十大，语重心长地呼吁“实现越共透明制”，呼吁“民主”，这是抵制党内原教旨主义的有效力量。民主派只有与党内开明派相呼应、相联合，才能形成打破专制的合力。（三）国际上能否形成促使国内和平转型的有利条件。比如，中共突然塌台，立即会对越南民主派产生鼓舞作用，对越共产生震慑作用，会有力地推动越南民主转型加快步伐。这种和平转型的实质是，迫使共产党放弃它的“领导权”。而放弃专制特权并向民主制度输诚，在它来说是异常痛苦的选择。事态能否按照如上设想发展，目前还是未知数。历史能否展示这样的奇迹，现在也无法回答。让我们密切关注现实的变化吧。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８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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