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我们这个社会不唯独存在着大量的利益受害者，也存在着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在这些既得利益者当中，仍有着许多头脑比谁都要清醒的人，他们没有见好就收，也没有过高的期望值，更没有日复一日的安全恐惧。在他们的平和心态之下，是对社会规则的彻底看透，并由此训练出一般人所不具有的精明。我拜访过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也曾多次来到我这里作客交流。他们的企业往往只有十余人，货源、加工、运输、销售、收款等程序都不复杂，但恰恰就是在这些并不复杂的表面现象之下，却有着颇为复杂的体认思想。下面，我从六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在中国创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
央视二套节目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运作着关于创业精英的选秀节目，一批颇有企业规模和商场声誉的企业大亨似乎都在传递着同样一个观念：中国 80%的人都能创业成功。然则，非也。在中国创业，首先需要的是胆量、胆识、胆魄。多少人雄心勃勃、高谈阔论，但一遇风云变幻，你就是硬生生地把他们放在那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上，让他们来领导，让他们来管理，让他们来策划，让他们来统筹，可他们就是干不成，更多人更是不敢干。中国人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安分守己，只要能够有一个职位，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职位，只要生存不成问题，无论是外在的压力还是内在的渴望，都些东西都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于某种现状的维护，从而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最高当局到普通公民，无不是这一思维。这一思维同样受着传统思潮——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这些思想统统都重于对被统治者的自我心安理得、自我约束钳制的教导和训诫。这是由独特文化孕育成独特制度，从而形成的民族特性：懦弱、胆小、怕事、明哲保身。
一位私营企业老板对我说：“胆量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然后为了这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去实现信念。要坐牢就坐牢，要杀人就杀人，要革命就革命，要战争就战争……。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念是第一位的，其它一切的牺牲都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胆量”，即使努力学习着“厚黑学”的人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具有。目前的创业成功者，至多的意义是财富上的强势。企业的压力，更多的并非来自市场、员工、客户，而是来自政府和黑社会。中国许多企业的壮大，背后都有权力和暴力的影子，不投靠政府，就投靠黑社会。类似香港李嘉诚那样的顶级富豪，之所以投靠大陆政府，实在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几乎没有多少成功企业能够完全摆脱政府和黑社会的挤压，只单独寻求规则化、秩序化、法治化的市场。任何人都知道，一个健康、有序、守信、守法、反垄断的市场对于任何企业都有着最大的利益，然而任何人也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都夹在权力与暴力的双重挤压中。不是有那么多老板被杀害、抢劫、绑架了吗？不是有那么多老板赶紧跟最高政府、地方政府挂钩了吗？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企业生存的艰难，没有多少人能够颇有胆魄地超越这些潜规则，大多数人只能战战兢兢地接受着——他们是最怕“出事”的一群人。
二、事实上一般中国企业的生存期都很短
一年、两年，顶多四年，很多企业就经营不下去了，最后只能垮掉，为什么？就算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可最后还是失败了，最根本的是缺少科学的管理方法。同时，许多“中国特色式”的东西，总是在打破着那些管理方法可能具有的科学性。比如说，你开一个餐馆，最开始找三、四个亲戚一起干，钱少的时候大家都是拚命地干，蛋糕越大，剩余价值就越大，每人分配的利益也就越大。但是，由于生意的逐渐好转，规模的逐渐扩大，又多七、八个亲戚在里面，于是大家的私心杂念就多了起来。越到最后，买菜的人本来只买了300块钱的菜，结果跟你报350块钱；收账的人本来收了300块钱，结果只跟你报250块钱。你在无形之中就亏了100块钱。长此以往，一个生意越来越好的餐馆，变成了一个算计老板的腐败小窝。采购、财务、出纳、会计等一系列过程，最易出现这种状况，最终生意崩溃，老板赔钱，员工散伙，亲戚关系恶化，有的甚至发生血战。把这个例子放大到企业中，就是两个问题：一是监督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二是产权的明晰。无论任何企业，都必须在创业、守业、扩业的过程中，重视这两个问题。
逐利是人的本能。把一条鱼放在一个装了许多猫的猫笼里，这只猫对其它猫说：“不能吃哦，千万不能吃哦！”那些猫能不吃吗？常说中国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从这个“猫鱼寓言”可见一斑。贪对于官，奸对于商，那都是本能。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利益的状态和分配的方式透明化、明朗化、制度化、细致化。上面举的餐馆的例子，说的是亲缘式的企业，但并不是说亲戚不能参与企业建设。只不过，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地盘上，有的企业主的亲戚面临着两极分化的事实，一极是不愁钱用，另一极是总爱贪鱼吃。我的一个朋友——某造纸企业的总经理——就面临着这个问题。这个企业，本是两兄弟艰辛创办，等经营额到了120万元的时候，两兄弟因利益分配问题，几乎闹到要由法院裁决的地步。之后，我这位朋友妥协，只拿走15万元另创企业，每年新年才与他的亲兄弟见一面，见面时除了一句淡淡的问候之外，便再也没有一句话可说。他总结他的经验说：“家庭是家庭，企业是企业，社会是社会，情是情，钱是钱，人是人，事是事，这些东西必须分开。与其求之于亲人，不如求之于员工。老板对员工要像家长对孩子，哪个家长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呢？错误允许犯，但不能不汲取教训，教育方式也要奖罚分明，既不能纵容，也不能粗暴。”
三、文化不是文凭，文化是历史的潜在推动者
酒有酒文化，烟有烟文化，球有球文化，酸菜鱼、荤豆花、火锅、串串香都有文化……，文化无处不在，已存、现存、将存的一切都有文化的渊源。人类社会就是文化变革的社会，推动历史的是人民，而文化正是人民生命力的所在。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危机，证实了文凭与实力（文化体现）的悬殊。即使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于许多具体问题也只能一筹莫展，理论化的东西却不能投诸于实际，研究化的东西却不能实用。过去一贯被神圣化的文凭，只不过成了一张比身份证稍微高级一点的另一种身份证。据说，目前许多女中专生、女大专生、女大学生走向诸多宾馆、夜总会卖淫，也须向保安提供身份证、学生证乃至健康证，否则被禁止进入，如此讽刺，亦可证明某些“标识化”证件的可悲。学校、学院的专业学问，在浩瀚的文化海洋之中，只不过沧海一粟耳。一位烟草公司的业务经理说：“假如你是我公司的员工，我可以给你两、三个月的实习期限。因为你不懂行情嘛，这个可以理解，你跑运输、跑销售，从中产生额外费用，无论多少，我都给你报销，帮你承担。但是你总不能光让我赔，对不对？如果三个月以后，你还是让我亏，那么我就要让你下课了。对不起，你的文凭证明不了你的业务能力，你被辞退了。”
校园教育自教育产业化之后，导致高价低质、量多质少、人才扭曲的现象产生。许多年轻人缺乏基层经验与实践经验，眼高手低，心高气傲，投机意识强，缺乏踏实的学习态度和进取的工作决心，心智不成熟，受不得挫折，迷茫、失落、浮躁，自惭形秽。而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大量没有道德底线乃至没有法律底线的运转方式，使得企业环境与校园意识严重背离。两者的冲突，既是社会与教育的冲突，又是成人社会与半成年社会的冲突。另一方面，管理者总是注重于员工的服从性，而员工更希望个性与才智得以超限的发挥，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不但应大力推广技能教育，更应注重人才的选拔与运用。人才的心理失衡绝不可能只导致单一的后果，即便此种心理失衡有着可以理解的一面，但从客观后果来说，是对个人、企业、社会的毁灭性打击。同样的，不思进取与违规、违法经营最终导致的，也是人与社会的双重受损。教育产业化是历史性的犯罪行为，对教育领域的榨取和对教育方式的愚化、奴化，导致大量青年、少年、儿童失去了平等的受教育权，同时已接受教育的人却朝着似乎对统治者有利——实则，对整个社会都非常有害——的方向愚蠢、奴化而去，致使社会缺乏生命力，人才缺乏创造力。
四、低调是精明而又安全的企业路数
我认识这样一批企业老板：他们上午十点钟起床，到公司办公室泡茶、看报、接几个电话；中午与客户吃顿饭，饭后陪客户到洗浴中心按摩、玩小姐；下午再到公司办公室泡茶、看报、接几个电话；晚饭后打打麻将，凌晨三点钟回自己的高级住宅睡觉，一直睡到上午十点钟。他们不做任何宣传，没有广告、没有报导、没有网站，甚至连办公室电话和专用手机也只有至亲、员工、客户和少部分官场人物知道。办公室里从来不放任何重要的财务资料，只有无笔迹的收据以及堆积如山的报纸，连电脑都从来不使用，两天一次的银行查账也从来不用网上银行，而是亲自开车到银行自己仔细查阅。他们拒绝媒体采访，不欢迎媒体报导，连政府有意推广他们也不买账——包括拒绝参加政府安排的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的某些会议。他们绝不希望把公司做大，连有的大单业务也置之不理，他们就是打心眼里希望把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按时、依法纳税，固定、合法销售，甚至宁愿让客户卖三个月货品之后再由单独的某个普通员工去收账，结果，无论大账小账，竟然几乎次次顺利，很少遇到收不到账的情况。从性格到经营，他们从来都是如此低调；但其顺利和平稳令人惊讶，他们怎么能够这么顺、这么稳？又为什么不愿意赚大钱？
有一位老板这样对我说：“我不讳言自己不是个正人君人，我好色、好赌，玩过的女人不下三位数，输过的钱不下100万。我现在老了，有些远离了，不近女色，赌也就只赌一、二十块钱的小麻将，吃也多吃素食，肉夹不了两片就要放筷子。但我要承认，贪色是男人的本能，就像公狗遇到母狗，舌头直掉口水。人嘛，也就是两样，一个是‘吃’，一个‘性’。奇怪的是，过去一个男人三妻六妾，现在居然违法，成了‘重婚罪’；我们经常讲‘生命在于运动’，可是你看长寿的乌龟，居然爬得那么慢。所以说，观念啊，经常在变。现在多少人说共产党好，也许多少年后又要说共产党坏。历史嘛，就像罗贯中说的那样，是非成败转头空。”这位老板已经快60岁了，但人看上去只有40多岁，每天都很放松，把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淡。但恰恰就是这位六旬老翁，在其亲属之中，老一辈的有国民党、共产党的两党高干，同一辈的有地方领导官员，他自己当年也是宣传组织的一支健笔，阅卷成山，识人无数，既与政府、人大、公安、检察院、法院及各企业关系良好，又与当地混混、地痞、吸毒者谦卑相处，其40年的工作历史竟然从未遇到任何报复者与陷害者。
他说：“我也我的不满，但是对比起许多人来说，我的状况已经足够好了，我也只能满足了。即使我有100个亿，如果还在想‘还差某某人50个亿’，就在那里焦躁啊、烦恼啊，你说这种人有多痛苦？等到他已经是天下第一的时候，结果却成了全天下人的敌人。””接着，他说，“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就是‘公’嘛，从它成立之初到现在，最根本的还是‘公’嘛？它不是‘公’给天下人的，是‘公’给它的，就算表面是‘公’给大家的，但统治、管理的权力还是在它手里嘛，结果还是它的。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家，资本、财富的壮大导致了那么大的贫富分化，你能够买得了一时的安全，也买不了一世的安全。毛泽东打江山，其实就是搞有钱人，那些没钱人结果还是没钱。你看过去在长征逃亡的那些地方，还有延安、大别山这些，过去穷，以及陕、甘、宁、贵的许多地区，现在也穷，甚至比过去还穷。共产党的队伍全在那些穷地方安营扎寨，你要相安无事，肯定要许诺，要让人家相信你，结果队伍一走，政权一建，这些地方又被忘记了。利益最终在谁手里？在党里。”过去，这位老板也在创业之时花了两年时间到处陪酒，无论是陪商还是陪官，现在他都已经厌倦了。他说：“官啊，不靠谱，权力欲越强的人越不值得信任，官场的学问可能也是最深奥的学问，就是到了现在，我也可以说‘没搞懂’。我要是个官，肯定也贪，而且要大贪。贪不了是没本事，贪得了是本能，贪了还没事那是及格，真正的高手就是贪得合法化，连法律都拿他没用。”是此老板如此的洞息，才造就了如此看似奇怪、实则正常的企业。
五、改革同样让某些既得利益者充满无奈
既得的“利益”，是在种种合法、非法的交易、合作、榨取、欺骗等一系列复杂过程之后累计起来的金钱、资本、财富以及地位、势力与声誉。当一个工程竣工之时，官员得政绩，企业得金钱，而百姓只有残羹冷饭——甚至满腔怒火、人心悲凉。最近拜访的一位老板说：“我亲眼目睹我的三个下岗工人离开人世。一个跳楼，两个服毒。我当初是用比国家买断工龄标准更高的赔偿额给我的下岗职工，是本地区解决下岗问题解决得最顺利的企业。后来有报纸说要来做专题报导，让我推广经验，我拒绝了。对方问我：‘你是不是怕？’我回答说：‘我怕什么？叫我杀人我都敢！’我只是不希望把这种悲惨的改革行为当作成就感来宣传，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完全是不得已地让工人走投无路。”改革让工人无靠，老龄、缺乏新技术、不适应市场，这是他们必然失业的内在原因。过去的企业经验，其实就像政府统治人民那样，哄、吓、唬，把工人当成小孩子，一闹就哄，闹得大了就吓唬你，最后可能把你给彻底“治”了，你的声音又消失了。这位老板说：“工人在很多地方比农民更弱势，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最后的保障。但城市人又普遍虚荣，失业之后很难再就业。这可不是自尊，如果是自尊，那么就应当去劳动，要劳动才有尊严。很多人拿着工龄款，就去赌啊，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年龄又大了，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去开馆子、摆摊子、插皮鞋，只能得过且过。”
曾经有一批年龄在60岁～80岁的下岗老工人来找我（据说还有几位老工人已经去世），说他们的企业在几年前转制改革的过程中，每个人只分了点小钱就离开了岗位，从此没有任何保障，劳动局不理，法院不理，政府也不理。这群老人数量不小，有几百人，他们不断上访、信访，有的还被公安局拘留，最终仍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对此，这位老板评价说：“怎么能解决得彻底呢？除非报纸敢拿出100个胆子来深入报导，打持久战，让高层受不了了，才来主导解决一部分，最后还有个残酷的谈判过程，也就是妥协。政府、法院对这种事太容易应付了，比如说，你这个企业当年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企业？是国营的、集体的，还是乡镇的？他们这些人这时就会计较这种’法律’了，最后给你一个定论：你们不属于某某法的法定赔偿的主体资格，所以当年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你要是再闹，那么就给你定些妨碍公务、越级上访、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你就不闹了。”接着，他表达了他的无奈，“说到底，我们的企业不管是姓国还是姓私，最终都姓党。党要这么办，下面的只有执行，出了问题就找你负责。你敢反抗吗？有的老板比我狠多了，让你下岗就下岗，说白了，那是执行党的命令。他们一方面让人下岗，一方面截取工龄款，另一方面还倒卖企业的器材物品，并归为己有。改革让少数人受益，让多数人遭殃，但遭殃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尽管我也从中得到不少利益，但这是被政府‘主导’（如地皮、物资等）一番之后剩余的少数利益。看到这种贫富分化和下岗悲剧，我也于心不忍，可是我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这是大环境决定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六、中国需要铺路石，但不需要过分牺牲的铺路石
过分的牺牲，是指不懂保全自我、不懂储存实力、不懂着眼长远的行为方式，但仍值得敬佩，却不值得广泛提倡。有的老板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现在颇有些甘当藏于深山的诸葛亮的念头，或者像陶渊明那样悠闲、避世。谈到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晚清洋务运动、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国共战争、文革、89事件等，也带有一丝世外高人的眼光。一位老板说：“知识份子了不起，确实了不起，如果中国没有这么一批人，恐怕早就亡国了。现在也是这样，你看那么多人出国，他们出去以后带回来的文化、思考，显然是跟现在的统治制度相对立的。清朝也谈不上是孙文结束的，这个人最多只是用了一点点力把窗户纸捅破了。清朝是八旗子弟搞垮的，他们出国考察，回来以后其实就已经跟制度对立起来了。革命思潮和民众反抗，加上里应外合，才把清政权颠覆掉。但是颠覆并不等于完事了，实际上后来还是回到了割据时代。思想的力量大啊，个人的思想一旦成为全社会的思想，那就是主义，这个主义比书本上印的条文还要坚决。”另一位老板说：“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和赵紫阳，他们的斗争背后其实都是权力派系的斗争。许多历史事件回顾起来，就像一台戏，文革里毛泽东是总导演和编剧，四人帮是给毛泽东打工的，群众就是演员。这个奇怪的制度就是有这么厉害，上面一说，下面跟着做，你停都停不了，逼得你只能服从现状。中国人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独立判断能力，一遇到运动，盲从的、被迫的参与者太多。少数了不起的运动，还是遇到了统治者不肯放权的情况。”
日前，有一位19岁的女孩蒋多多，以在四门高考科目卷纸上抨击教育制度的非常方式，强烈反抗高考制度，其态度之坚决、真话之毅然，令人叹为观止。一位老板借题发挥：“可悲啊，一个早就大有问题的选拔制度，居然要一个女孩用这么大的牺牲来反对。要说‘问题制度’，我看没有一个制度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正所谓‘纲举目张’啊。什么是‘纲’？现在的’纲’就是党的意志。记住，我说的不是宪法，而是党的意志。你学过政治没有？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实，什么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呢？你、我、任何东西，都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看不到这一层，或者不敢捅破这一层，手痛治手，脚通治脚，都没有用处。”另一位老板眼睛一亮，仿佛觉悟到了什么：“归纳是一种方法，要懂得归纳啊。”并对刚才点出“党的意志”的老板竖起了大拇指——“向你学习”。”那刘晓庆呢？”一位老板提问。”党的意志”回答得更干脆：“一个小卒子而已，会上跳得凶了点，收拾你还不容易？查你的账嘛！”当前这个社会，处于闷雷状态，国民可能除了娱乐暴动之外，再没有更多自由的空间，但地下的猛火一直在燃烧。国家、社会的变革，是一个反复斗争、反复失败，然后再反复斗争的过程。激进、新锐总有一天会成为主流，但更激进、更新锐的东西又会继续与之斗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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