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文化爱国主义的虚妄

黄钟

【大纪元9月25日讯】(一)如果是拿破仑征服了明朝

  中原的汉族王朝多次被其他民族所征服。有人就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在占优势的华夏文明面前,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武力上被人征服,文化上征服别人。半斤八两的背后,是无可奈何的精神胜利法:你战胜了我的肉体,我降服了你的心灵!

  这样一来,文化只要保留下来了,人的尊严、选择政府等等的自由,都可以忽略不计。

  侵略者征服一个地方时,往往是很讲政治策略的。

  拿破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我结束文德一战之际,也就是我成为天主教徒之时;我宣布信奉伊斯兰教,使我更加容易地进入埃及;我成了教皇权力无限论者以后,就把意大利的神甫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了。如果我获得了对犹太人民的统治权,我就会下令修复所罗门神殿。”[1]那么,拿破仑和埃及,谁是征服者?!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证明被征服国文化是如何如何地优秀呢?

  如果是拿破仑征服了明朝,——这个假设当然听起来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也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因为明朝早就灭亡了,而拿破仑还没有出世呢。——我想他一定也会继续开科取士,让中国人继续读四书五经。按照文化爱国论的逻辑,拿破仑的入侵又为中国文化的优越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明!

其实,这不过是变相地表明,亡国无所谓!

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中原文化的保存,与其说是蒙古文化和满族文化是低度文化,还不如说是征服中国这样一个大帝国的政治需要。比如满族人和汉族人相比,不过是一对一百。在当时的交通、地域、人口、传播等条件的限制下,不可能将汉族全盘满化,但是谁又能够说,从此没有部分同化的痕迹?

  实际上,笼统地谈文化上是谁同化谁,说不清楚。我们没有必要进行烦琐的考证, 引几个词来说明就足够了。今天的普通话里就有满语的影响。比如,“巴不得”是满语“bahaci tuttu”的汉译、“跟前”是满语“jakade”的直译。[2]而且今天许多不是满族的人不也穿旗袍?明朝人的装束是“峨冠博带”,而满清的装束是“金钱鼠尾”。平定江南后实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3]可是到了民国,辜鸿铭还留着着小辫子在北京大学教书。而且辜鸿铭说:“洋人不会因为我们割掉辫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们。我确信,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更加蔑视我们。”[4]汉人辜鸿铭已经忘记了历史。你说是汉文化同化了满族文化,还是满族文化同化了汉族文化?!同样地,今天的湖南省的“省”就有元朝“行中书省”的痕迹。

(二)赵武灵王的“胡化”改革

  文化不是目的,而人才是目的。

  我们的祖先茹毛沥血的时候,又怎么知道后代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呢?文化是人应付环境挑战的工具,一旦文化和环境不能协调时,为了没有生命的文化,万物之灵的人,却只能坐以待毙?当然一般不会有人说,亡国事极小,亡文化事极大。也不会有人说,如果人民都学新思想了,我搞的却是四书五经或者某某主义,没有了市场,我干什么吃什么去?因为这只是他的既得利益所在。可是,要说新思想汹涌而来,中国文化就有泯灭的危险,中国人也将不是中国人了。却很是能够打动人心,应了古人名正则言顺的道理。

  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强行让土耳其人抛弃阿拉伯文,改用拉丁文;强行让人民脱掉费兹帽,换上礼帽。在基马尔眼里,费兹帽标志着“无知、漫不经心、宗教狂和痛恨进步及文明”。[5]甚至立法要求所有的男子必须戴礼帽,凡戴费兹帽的,将按刑事论罪。[6] 1928年1月土耳其教育部长哈姆杜拉·苏布希说:“采用拉丁字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旧文艺注定将要成为废品。”[7]于是截断了回头的路,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门。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里,再也读不懂“传统”的作品,只有极少数人才会钻进“优秀”的故纸堆去淘金。

  在许多遗老遗少看来,是实在是数典忘祖全盘西化,可恶之极。想想看,曾几何时,奥斯曼帝国有过横跨三大洲的辉煌,它的文治武功,又曾让多少人胆战心惊?他们也曾经以生而为奥斯曼人而自豪。为什么不让昔日的光辉再一次复兴呢?尽管基马尔大刀阔斧地改革,用拉丁文的土耳其人和用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人,一样是土耳其人!

  当然,我不是说就一定要效仿基马尔,而是为人们展示另一种经验和可能。

其实,中国也不是没有先例。既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怫学者,离中国”,也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他连自己姓氏拓跋,也改成了元–后来金代的诗人元好问就不叫拓跋好问了–公元493年迁都洛阳,禁止穿鲜卑传统服装,不能讲鲜卑话,如果谁在朝廷里讲“北俗之语”,就会被免官,就连六个弟弟都要求娶个汉人女子作老婆。

晚清士人曾经对传教士杨格非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就是跟孔子下地狱,也不会跟耶稣上天堂。”[8]其实孔夫子被后人奉为圣人之教的那套东西,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没有多少人当回事。秦始皇还要一把火烧了他的书。直到汉武帝才独尊儒术呢。难道这以前的中国人就不能叫中国人了?一个本来不信奉孔孟之道的人,后来接受了,是不是就是被文化侵略了呢?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西方某个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和接受孔孟之道,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屈辱就不体面?

在张之洞的心目中,“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是由于中国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常。而民权之说,男女平权之说,则是不可行的异端邪说。(《劝学篇·明纲》)在张之洞看来,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通“中学”,就如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人一样,他们的“西学”根底越深,就会越看中国不顺眼,对于这种人,纵使再博物多能,国家又怎么能够用他们呢?(《劝学篇·循序》)这话不假,一个认为三权分立有道理的人,怎么会喜欢朕即国家的统治呢?这种人非但不能启用,而且还必须斩草除根!就像清政府对孙中山们一样。如果张之洞地下有灵,看到今天海峡两岸都讲男女平等,而且台湾还搞竞选,连君臣的影子都没有了,他会认为中国还是中国吗?秦朝对孔孟之道用火对付,中国是中国么?中国人还成其为中国人么?!除非国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就会有文化渗透。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包小脚是什么样子,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通晓孔孟朱子的教义?谁能够断言,现在的中国人和明朝的子民相比,就不是中国人了?

(三)鉴真是文化侵略者吗?

  前些年,那些昂着头说不的人,声称如果好莱坞的电影进入中国就是对中国的文化绞杀,说什么中国影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弘扬中国文化,抵抗文化绞杀。

  先且不谈什么是“中国文化”,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难道南朝宋末来中国传教的菩提大摩是在搞文化侵略?为了纯洁“中国”文化,是不是需要发起一场清除思想精神污染运动,把禅宗彻底抹去?玄奘去天竺取经,645年回到长安,带回657部佛经。今天还在的西安大雁塔就是当年为了藏经修建的。而且佛教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难道玄奘去印度,就是为了让唐帝国接受印度文化的侵略吗?尽管945年中国对佛教徒有过一次大迫害(一共有四次),但它的影响“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每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佛教已经紧紧地吸引了最优秀的中国人的头脑,它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中国现在将佛教作为传统的一部分,难道中国人因此就成了印度人了?佛教是汉代传入中土的。佛教讲“出家”,自然是对儒家“人伦”的打击,魏晋时,佛教盛行,难道我们把信男善女们都描写成自觉受文化侵略?

  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陆有20多所教会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难道这些学校毕业的都不是中国人了?都是卖国贼了?都是一些惟恐不能变成黄头发蓝眼睛的假洋鬼子?我不知道,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人物,如果加入中国国籍,是不是必须通过传统文化考试,并宣誓信服中国文化?

  如此这般提防物质和精神的亡国,那就只有掀起一场用毛笔,读四书五经的国粹主义热潮了。可是退到2000多年前,连四书五经也不是什么“传统文化”,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把这些东西一把火烧了,谁认为必须继承,那可是犯罪啊。

  其实,并非丢掉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扔掉《联邦党人文集》,拿起《四书集注》,中国人才成其为中国人。

  奇怪的是,那些人声讨“文化绞杀”时,却又忘乎所以地说:“日本的富国,带有丰沛的儒家传统”,“日本人在建筑、茶道、剑术、礼仪上的优雅情趣,比中国本土还具有更浓郁的中国古风。”这虽然显示了天朝的赫赫声威,却又不免让人纳闷:日本岂不是作了“物质和精神的亡国奴”?

  742年到748年鉴真5次东渡日本未成,先后死了36人,而且鉴真自己也双目失明。753年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在日本传播盛唐文化。他还被奉为日本律宗的先驱者。而鉴真东渡日本弘法,岂不也是对日本进行文化侵略?

  而且到了明治维新时,日本还要寻求知识于世界。结果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把大清帝国打得一塌糊涂,不但获得了巨额赔款,而且还割占了台湾,好像事实上并没有亡国的半点征兆。卤莽如我等者,也只好信回神,认为是上帝偏爱日本,要不,怎么中国引进西方文明,就会有人惊呼会做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呢?

  一个国家如果生活在文化侵略的恐惧中,就难以建立与世界文化的平等、自由交流的环境和机制。这是一种国家的自残行为。

我们喜欢某种思想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或美国的,而是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将文化分成东西,并且以东西定取舍,本身就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如果某种思想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坚持它只是因为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四)自由重于传统文化

  抽像地讲弘扬“传统文化”,也是废话。实际上“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复杂,谁能够说自己有本事提出一个无人异议的“传统文化”的标准答案?文化爱国主义根本就行不通。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传统文化?伊斯兰教是不是传统文化?基督教是不是传统文化?无神论是传统文化,那么有神论是不是传统文化?……韩非子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而孔子却说三年无改父之道,谁是传统文化?……儒家说要信,可民间却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底谁是传统文化?

  聪明的阿Q们可能会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问题是,谁来取,谁来去;取什么,去什么。可以补旧鞋子,为什么就不能买新鞋子?是承认公民个人的自主性,还是由权威定夺?

  笼统地讲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没有什么诚意的表现,四平八稳的背后,是什么该用、什么应取、哪些要去。

当然,这作为个人对待中西世界的准则,那是他的自由。你或者愿意读《孔子》、《孟子》,却对《理想国》、《论法的精神》嗤之以鼻,或者您喜欢念《政府论》、《人权宣言》,却对《资治通鉴》、《四书集注》不屑一顾,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这却决不能成为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它对无论是弘扬国粹、全盘西化,还是折衷调和的调子,都保持政治中立。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你可以像张之洞那样讲中体西用,他可以像陈序经宣扬全盘西化,我可以像季羡林那样反诘:“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10]……不能说,我自己是个国粹主义者,我就千方百计想让西化论者闭嘴;我折衷主义者,因此最全面,其他的思想都必须销声匿迹。作为公民,你可以不赞成甚至反驳他人的观点,但是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己见的权利。这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面临竞争的压力,要想赢得人们的信服,就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潮流。

注释:

[[[1](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上册,第237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版

[2[2]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第497-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13]萧一山《清代史》第20页

[4[4] [清]辜鸿铭《清流传》第146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5]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第1版

[6[6][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2页

[7[7]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91页

[8[8]孙江《十字架与龙》第69-70页

[9[9]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6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第1版

[10]季羡林《朗润琐言》第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原载:《黄钟Blog》,2005-08-23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85709.html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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