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5日讯】（一）如果是拿破仑征服了明朝
中原的汉族王朝多次被其他民族所征服。有人就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在占优势的华夏文明面前，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武力上被人征服，文化上征服别人。半斤八两的背后，是无可奈何的精神胜利法：你战胜了我的肉体，我降服了你的心灵！
这样一来，文化只要保留下来了，人的尊严、选择政府等等的自由，都可以忽略不计。
侵略者征服一个地方时，往往是很讲政治策略的。
拿破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我结束文德一战之际，也就是我成为天主教徒之时；我宣布信奉伊斯兰教，使我更加容易地进入埃及；我成了教皇权力无限论者以后，就把意大利的神甫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了。如果我获得了对犹太人民的统治权，我就会下令修复所罗门神殿。”[1]那么，拿破仑和埃及，谁是征服者？！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证明被征服国文化是如何如何地优秀呢？
如果是拿破仑征服了明朝，——这个假设当然听起来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也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因为明朝早就灭亡了，而拿破仑还没有出世呢。——我想他一定也会继续开科取士，让中国人继续读四书五经。按照文化爱国论的逻辑，拿破仑的入侵又为中国文化的优越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明！
其实，这不过是变相地表明，亡国无所谓！
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中原文化的保存，与其说是蒙古文化和满族文化是低度文化，还不如说是征服中国这样一个大帝国的政治需要。比如满族人和汉族人相比，不过是一对一百。在当时的交通、地域、人口、传播等条件的限制下，不可能将汉族全盘满化，但是谁又能够说，从此没有部分同化的痕迹？
实际上，笼统地谈文化上是谁同化谁，说不清楚。我们没有必要进行烦琐的考证， 引几个词来说明就足够了。今天的普通话里就有满语的影响。比如，“巴不得”是满语“bahaci tuttu”的汉译、“跟前”是满语“jakade”的直译。[2]而且今天许多不是满族的人不也穿旗袍？明朝人的装束是“峨冠博带”，而满清的装束是“金钱鼠尾”。平定江南后实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3]可是到了民国，辜鸿铭还留着着小辫子在北京大学教书。而且辜鸿铭说：“洋人不会因为我们割掉辫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们。我确信，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更加蔑视我们。”[4]汉人辜鸿铭已经忘记了历史。你说是汉文化同化了满族文化，还是满族文化同化了汉族文化？！同样地，今天的湖南省的“省”就有元朝“行中书省”的痕迹。
（二）赵武灵王的“胡化”改革
文化不是目的，而人才是目的。
我们的祖先茹毛沥血的时候，又怎么知道后代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呢？文化是人应付环境挑战的工具，一旦文化和环境不能协调时，为了没有生命的文化，万物之灵的人，却只能坐以待毙？当然一般不会有人说，亡国事极小，亡文化事极大。也不会有人说，如果人民都学新思想了，我搞的却是四书五经或者某某主义，没有了市场，我干什么吃什么去？因为这只是他的既得利益所在。可是，要说新思想汹涌而来，中国文化就有泯灭的危险，中国人也将不是中国人了。却很是能够打动人心，应了古人名正则言顺的道理。
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强行让土耳其人抛弃阿拉伯文，改用拉丁文；强行让人民脱掉费兹帽，换上礼帽。在基马尔眼里，费兹帽标志着“无知、漫不经心、宗教狂和痛恨进步及文明”。[5]甚至立法要求所有的男子必须戴礼帽，凡戴费兹帽的，将按刑事论罪。[6] 1928年1月土耳其教育部长哈姆杜拉·苏布希说：“采用拉丁字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旧文艺注定将要成为废品。”[7]于是截断了回头的路，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门。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里，再也读不懂“传统”的作品，只有极少数人才会钻进“优秀”的故纸堆去淘金。
在许多遗老遗少看来，是实在是数典忘祖全盘西化，可恶之极。想想看，曾几何时，奥斯曼帝国有过横跨三大洲的辉煌，它的文治武功，又曾让多少人胆战心惊？他们也曾经以生而为奥斯曼人而自豪。为什么不让昔日的光辉再一次复兴呢？尽管基马尔大刀阔斧地改革，用拉丁文的土耳其人和用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人，一样是土耳其人！
当然，我不是说就一定要效仿基马尔，而是为人们展示另一种经验和可能。
其实，中国也不是没有先例。既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怫学者，离中国”，也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他连自己姓氏拓跋，也改成了元–后来金代的诗人元好问就不叫拓跋好问了–公元493年迁都洛阳，禁止穿鲜卑传统服装，不能讲鲜卑话，如果谁在朝廷里讲“北俗之语”，就会被免官，就连六个弟弟都要求娶个汉人女子作老婆。
晚清士人曾经对传教士杨格非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就是跟孔子下地狱，也不会跟耶稣上天堂。”[8]其实孔夫子被后人奉为圣人之教的那套东西，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没有多少人当回事。秦始皇还要一把火烧了他的书。直到汉武帝才独尊儒术呢。难道这以前的中国人就不能叫中国人了？一个本来不信奉孔孟之道的人，后来接受了，是不是就是被文化侵略了呢？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西方某个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和接受孔孟之道，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屈辱就不体面？
在张之洞的心目中，“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是由于中国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常。而民权之说，男女平权之说，则是不可行的异端邪说。（《劝学篇·明纲》）在张之洞看来，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通“中学”，就如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人一样，他们的“西学”根底越深，就会越看中国不顺眼，对于这种人，纵使再博物多能，国家又怎么能够用他们呢？（《劝学篇·循序》）这话不假，一个认为三权分立有道理的人，怎么会喜欢朕即国家的统治呢？这种人非但不能启用，而且还必须斩草除根！就像清政府对孙中山们一样。如果张之洞地下有灵，看到今天海峡两岸都讲男女平等，而且台湾还搞竞选，连君臣的影子都没有了，他会认为中国还是中国吗？秦朝对孔孟之道用火对付，中国是中国么？中国人还成其为中国人么？！除非国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就会有文化渗透。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包小脚是什么样子，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通晓孔孟朱子的教义？谁能够断言，现在的中国人和明朝的子民相比，就不是中国人了？
（三）鉴真是文化侵略者吗？
前些年，那些昂着头说不的人，声称如果好莱坞的电影进入中国就是对中国的文化绞杀，说什么中国影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弘扬中国文化，抵抗文化绞杀。
先且不谈什么是“中国文化”，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难道南朝宋末来中国传教的菩提大摩是在搞文化侵略？为了纯洁“中国”文化，是不是需要发起一场清除思想精神污染运动，把禅宗彻底抹去？玄奘去天竺取经，645年回到长安，带回657部佛经。今天还在的西安大雁塔就是当年为了藏经修建的。而且佛教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难道玄奘去印度，就是为了让唐帝国接受印度文化的侵略吗？尽管945年中国对佛教徒有过一次大迫害（一共有四次），但它的影响“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每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佛教已经紧紧地吸引了最优秀的中国人的头脑，它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中国现在将佛教作为传统的一部分，难道中国人因此就成了印度人了？佛教是汉代传入中土的。佛教讲“出家”，自然是对儒家“人伦”的打击，魏晋时，佛教盛行，难道我们把信男善女们都描写成自觉受文化侵略？
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陆有20多所教会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难道这些学校毕业的都不是中国人了？都是卖国贼了？都是一些惟恐不能变成黄头发蓝眼睛的假洋鬼子？我不知道，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人物，如果加入中国国籍，是不是必须通过传统文化考试，并宣誓信服中国文化？
如此这般提防物质和精神的亡国，那就只有掀起一场用毛笔，读四书五经的国粹主义热潮了。可是退到2000多年前，连四书五经也不是什么“传统文化”，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把这些东西一把火烧了，谁认为必须继承，那可是犯罪啊。
其实，并非丢掉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扔掉《联邦党人文集》，拿起《四书集注》，中国人才成其为中国人。
奇怪的是，那些人声讨“文化绞杀”时，却又忘乎所以地说：“日本的富国，带有丰沛的儒家传统”，“日本人在建筑、茶道、剑术、礼仪上的优雅情趣，比中国本土还具有更浓郁的中国古风。”这虽然显示了天朝的赫赫声威，却又不免让人纳闷：日本岂不是作了“物质和精神的亡国奴”？
742年到748年鉴真5次东渡日本未成，先后死了36人，而且鉴真自己也双目失明。753年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在日本传播盛唐文化。他还被奉为日本律宗的先驱者。而鉴真东渡日本弘法，岂不也是对日本进行文化侵略？
而且到了明治维新时，日本还要寻求知识于世界。结果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把大清帝国打得一塌糊涂，不但获得了巨额赔款，而且还割占了台湾，好像事实上并没有亡国的半点征兆。卤莽如我等者，也只好信回神，认为是上帝偏爱日本，要不，怎么中国引进西方文明，就会有人惊呼会做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呢？
一个国家如果生活在文化侵略的恐惧中，就难以建立与世界文化的平等、自由交流的环境和机制。这是一种国家的自残行为。
我们喜欢某种思想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或美国的，而是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将文化分成东西，并且以东西定取舍，本身就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如果某种思想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坚持它只是因为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四）自由重于传统文化
抽像地讲弘扬“传统文化”，也是废话。实际上“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复杂，谁能够说自己有本事提出一个无人异议的“传统文化”的标准答案？文化爱国主义根本就行不通。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传统文化？伊斯兰教是不是传统文化？基督教是不是传统文化？无神论是传统文化，那么有神论是不是传统文化？……韩非子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而孔子却说三年无改父之道，谁是传统文化？……儒家说要信，可民间却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底谁是传统文化？
聪明的阿Q们可能会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问题是，谁来取，谁来去；取什么，去什么。可以补旧鞋子，为什么就不能买新鞋子？是承认公民个人的自主性，还是由权威定夺？
笼统地讲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没有什么诚意的表现，四平八稳的背后，是什么该用、什么应取、哪些要去。
当然，这作为个人对待中西世界的准则，那是他的自由。你或者愿意读《孔子》、《孟子》，却对《理想国》、《论法的精神》嗤之以鼻，或者您喜欢念《政府论》、《人权宣言》，却对《资治通鉴》、《四书集注》不屑一顾，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这却决不能成为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它对无论是弘扬国粹、全盘西化，还是折衷调和的调子，都保持政治中立。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你可以像张之洞那样讲中体西用，他可以像陈序经宣扬全盘西化，我可以像季羡林那样反诘：“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10]……不能说，我自己是个国粹主义者，我就千方百计想让西化论者闭嘴；我折衷主义者，因此最全面，其他的思想都必须销声匿迹。作为公民，你可以不赞成甚至反驳他人的观点，但是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己见的权利。这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面临竞争的压力，要想赢得人们的信服，就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潮流。
注释：
[[[1]（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上册，第237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版
[2[2]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第497-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13]萧一山《清代史》第20页
[4[4] [清]辜鸿铭《清流传》第146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5]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第1版
[6[6][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2页
[7[7]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91页
[8[8]孙江《十字架与龙》第69-70页
[9[9]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6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第1版
[10]季羡林《朗润琐言》第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原载：《黄钟Blog》，2005-08-23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85709.html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