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5日訊】（一）如果是拿破侖征服了明朝
中原的漢族王朝多次被其他民族所征服。有人就認為，在鴉片戰爭以前，在佔優勢的華夏文明面前，軍事上的征服者無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這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文化優越感：武力上被人征服，文化上征服別人。半斤八兩的背後，是無可奈何的精神勝利法：你戰勝了我的肉體，我降服了你的心靈！
這樣一來，文化只要保留下來了，人的尊嚴、選擇政府等等的自由，都可以忽略不計。
侵略者征服一個地方時，往往是很講政治策略的。
拿破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說：「我結束文德一戰之際，也就是我成為天主教徒之時；我宣佈信奉伊斯蘭教，使我更加容易地進入埃及；我成了教皇權力無限論者以後，就把意大利的神甫爭取到自己這邊來了。如果我獲得了對猶太人民的統治權，我就會下令修復所羅門神殿。」[1]那麼，拿破侖和埃及，誰是征服者？！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證明被征服國文化是如何如何地優秀呢？
如果是拿破侖征服了明朝，——這個假設當然聽起來會讓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也有關公戰秦瓊的味道。因為明朝早就滅亡了，而拿破侖還沒有出世呢。——我想他一定也會繼續開科取士，讓中國人繼續讀四書五經。按照文化愛國論的邏輯，拿破侖的入侵又為中國文化的優越提供了一個生動的證明！
其實，這不過是變相地表明，亡國無所謂！
無論是元朝還是清朝，中原文化的保存，與其說是蒙古文化和滿族文化是低度文化，還不如說是征服中國這樣一個大帝國的政治需要。比如滿族人和漢族人相比，不過是一對一百。在當時的交通、地域、人口、傳播等條件的限制下，不可能將漢族全盤滿化，但是誰又能夠說，從此沒有部分同化的痕跡？
實際上，籠統地談文化上是誰同化誰，說不清楚。我們沒有必要進行煩瑣的考證， 引幾個詞來說明就足夠了。今天的普通話裡就有滿語的影響。比如，「巴不得」是滿語「bahaci tuttu」的漢譯、「跟前」是滿語「jakade」的直譯。[2]而且今天許多不是滿族的人不也穿旗袍？明朝人的裝束是「峨冠博帶」，而滿清的裝束是「金錢鼠尾」。平定江南後實行的「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3]可是到了民國，辜鴻銘還留著著小辮子在北京大學教書。而且辜鴻銘說：「洋人不會因為我們割掉辮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們。我確信，當我們都由中國人變成歐式假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更加蔑視我們。」[4]漢人辜鴻銘已經忘記了歷史。你說是漢文化同化了滿族文化，還是滿族文化同化了漢族文化？！同樣地，今天的湖南省的「省」就有元朝「行中書省」的痕跡。
（二）趙武靈王的「胡化」改革
文化不是目的，而人才是目的。
我們的祖先茹毛瀝血的時候，又怎麼知道後代會有什麼樣的文化呢？文化是人應付環境挑戰的工具，一旦文化和環境不能協調時，為了沒有生命的文化，萬物之靈的人，卻只能坐以待斃？當然一般不會有人說，亡國事極小，亡文化事極大。也不會有人說，如果人民都學新思想了，我搞的卻是四書五經或者某某主義，沒有了市場，我幹什麼吃什麼去？因為這只是他的既得利益所在。可是，要說新思想洶湧而來，中國文化就有泯滅的危險，中國人也將不是中國人了。卻很是能夠打動人心，應了古人名正則言順的道理。
現代土耳其之父基馬爾，強行讓土耳其人拋棄阿拉伯文，改用拉丁文；強行讓人民脫掉費茲帽，換上禮帽。在基馬爾眼裡，費茲帽標誌著「無知、漫不經心、宗教狂和痛恨進步及文明」。[5]甚至立法要求所有的男子必須戴禮帽，凡戴費茲帽的，將按刑事論罪。[6] 1928年1月土耳其教育部長哈姆杜拉·蘇布希說：「採用拉丁字母，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必要的。舊文藝注定將要成為廢品。」[7]於是截斷了回頭的路，打開了通向未來的門。在新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裡，再也讀不懂「傳統」的作品，只有極少數人才會鑽進「優秀」的故紙堆去淘金。
在許多遺老遺少看來，是實在是數典忘祖全盤西化，可惡之極。想想看，曾幾何時，奧斯曼帝國有過橫跨三大洲的輝煌，它的文治武功，又曾讓多少人膽戰心驚？他們也曾經以生而為奧斯曼人而自豪。為什麼不讓昔日的光輝再一次復興呢？儘管基馬爾大刀闊斧地改革，用拉丁文的土耳其人和用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人，一樣是土耳其人！
當然，我不是說就一定要效仿基馬爾，而是為人們展示另一種經驗和可能。
其實，中國也不是沒有先例。既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怫學者，離中國」，也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漢化改革，他連自己姓氏拓跋，也改成了元–後來金代的詩人元好問就不叫拓跋好問了–公元493年遷都洛陽，禁止穿鮮卑傳統服裝，不能講鮮卑話，如果誰在朝廷裡講「北俗之語」，就會被免官，就連六個弟弟都要求娶個漢人女子作老婆。
晚清士人曾經對傳教士楊格非說：「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就是跟孔子下地獄，也不會跟耶穌上天堂。」[8]其實孔夫子被後人奉為聖人之教的那套東西，在他的有生之年卻沒有多少人當回事。秦始皇還要一把火燒了他的書。直到漢武帝才獨尊儒術呢。難道這以前的中國人就不能叫中國人了？一個本來不信奉孔孟之道的人，後來接受了，是不是就是被文化侵略了呢？如果一個人接受了西方某個思想家的某個觀點，和接受孔孟之道，又有什麼不同呢？難道屈辱就不體面？
在張之洞的心目中，「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是由於中國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常。而民權之說，男女平權之說，則是不可行的異端邪說。（《勸學篇·明綱》）在張之洞看來，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不通「中學」，就如同不知道自己姓什麼的人一樣，他們的「西學」根底越深，就會越看中國不順眼，對於這種人，縱使再博物多能，國家又怎麼能夠用他們呢？（《勸學篇·循序》）這話不假，一個認為三權分立有道理的人，怎麼會喜歡朕即國家的統治呢？這種人非但不能啟用，而且還必須斬草除根！就像清政府對孫中山們一樣。如果張之洞地下有靈，看到今天海峽兩岸都講男女平等，而且台灣還搞競選，連君臣的影子都沒有了，他會認為中國還是中國嗎？秦朝對孔孟之道用火對付，中國是中國麼？中國人還成其為中國人麼？！除非國家之間老死不相往來，否則就會有文化滲透。今天還有多少人知道包小腳是什麼樣子，明白三綱五常的道理，通曉孔孟朱子的教義？誰能夠斷言，現在的中國人和明朝的子民相比，就不是中國人了？
（三）鑒真是文化侵略者嗎？
前些年，那些昂著頭說不的人，聲稱如果好萊塢的電影進入中國就是對中國的文化絞殺，說什麼中國影人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弘揚中國文化，抵抗文化絞殺。
先且不談什麼是「中國文化」，如果按照這種邏輯，難道南朝宋末來中國傳教的菩提大摩是在搞文化侵略？為了純潔「中國」文化，是不是需要發起一場清除思想精神污染運動，把禪宗徹底抹去？玄奘去天竺取經，645年回到長安，帶回657部佛經。今天還在的西安大雁塔就是當年為了藏經修建的。而且佛教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宗教之一。難道玄奘去印度，就是為了讓唐帝國接受印度文化的侵略嗎？儘管945年中國對佛教徒有過一次大迫害（一共有四次），但它的影響「滲透到了中國人的每一種生活方式……在過去的幾百年裡，佛教已經緊緊地吸引了最優秀的中國人的頭腦，它成了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中國現在將佛教作為傳統的一部分，難道中國人因此就成了印度人了？佛教是漢代傳入中土的。佛教講「出家」，自然是對儒家「人倫」的打擊，魏晉時，佛教盛行，難道我們把信男善女們都描寫成自覺受文化侵略？
到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大陸有20多所教會辦的大學，如燕京大學，難道這些學校畢業的都不是中國人了？都是賣國賊了？都是一些惟恐不能變成黃頭髮藍眼睛的假洋鬼子？我不知道，愛因斯坦這樣的偉大人物，如果加入中國國籍，是不是必須通過傳統文化考試，並宣誓信服中國文化？
如此這般提防物質和精神的亡國，那就只有掀起一場用毛筆，讀四書五經的國粹主義熱潮了。可是退到2000多年前，連四書五經也不是什麼「傳統文化」，統一了「中國」的秦始皇把這些東西一把火燒了，誰認為必須繼承，那可是犯罪啊。
其實，並非丟掉西裝，換上長袍馬褂，扔掉《聯邦黨人文集》，拿起《四書集注》，中國人才成其為中國人。
奇怪的是，那些人聲討「文化絞殺」時，卻又忘乎所以地說：「日本的富國，帶有豐沛的儒家傳統」，「日本人在建築、茶道、劍術、禮儀上的優雅情趣，比中國本土還具有更濃郁的中國古風。」這雖然顯示了天朝的赫赫聲威，卻又不免讓人納悶：日本豈不是作了「物質和精神的亡國奴」？
742年到748年鑒真5次東渡日本未成，先後死了36人，而且鑒真自己也雙目失明。753年鑒真第六次東渡成功。在日本傳播盛唐文化。他還被奉為日本律宗的先驅者。而鑒真東渡日本弘法，豈不也是對日本進行文化侵略？
而且到了明治維新時，日本還要尋求知識於世界。結果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把大清帝國打得一塌糊塗，不但獲得了巨額賠款，而且還割佔了台灣，好像事實上並沒有亡國的半點徵兆。鹵莽如我等者，也只好信回神，認為是上帝偏愛日本，要不，怎麼中國引進西方文明，就會有人驚呼會做物質和精神上的亡國奴呢？
一個國家如果生活在文化侵略的恐懼中，就難以建立與世界文化的平等、自由交流的環境和機制。這是一種國家的自殘行為。
我們喜歡某種思想觀點，並不是因為它是中國的或美國的，而是我們認為它是正確的。將文化分成東西，並且以東西定取捨，本身就是本末倒置，捨本求末。如果某種思想不利於中國參與國際競爭，還要堅持它只是因為它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不是愛國，而是害國。
（四）自由重於傳統文化
抽像地講弘揚「傳統文化」，也是廢話。實際上「傳統文化」的內容豐富複雜，誰能夠說自己有本事提出一個無人異議的「傳統文化」的標準答案？文化愛國主義根本就行不通。馬克思主義是不是傳統文化？伊斯蘭教是不是傳統文化？基督教是不是傳統文化？無神論是傳統文化，那麼有神論是不是傳統文化？……韓非子說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而孔子卻說三年無改父之道，誰是傳統文化？……儒家說要信，可民間卻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到底誰是傳統文化？
聰明的阿Q們可能會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問題是，誰來取，誰來去；取什麼，去什麼。可以補舊鞋子，為什麼就不能買新鞋子？是承認公民個人的自主性，還是由權威定奪？
籠統地講什麼「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沒有什麼誠意的表現，四平八穩的背後，是什麼該用、什麼應取、哪些要去。
當然，這作為個人對待中西世界的準則，那是他的自由。你或者願意讀《孔子》、《孟子》，卻對《理想國》、《論法的精神》嗤之以鼻，或者您喜歡念《政府論》、《人權宣言》，卻對《資治通鑒》、《四書集注》不屑一顧，那都是個人的自由。但這卻決不能成為國家的政策。國家的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它對無論是弘揚國粹、全盤西化，還是折衷調和的調子，都保持政治中立。言論自由是公民的基本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你可以像張之洞那樣講中體西用，他可以像陳序經宣揚全盤西化，我可以像季羨林那樣反詰：「既然能搞『西化』，為什麼就不能搞『東化』呢？」[10]……不能說，我自己是個國粹主義者，我就千方百計想讓西化論者閉嘴；我折衷主義者，因此最全面，其他的思想都必須銷聲匿跡。作為公民，你可以不贊成甚至反駁他人的觀點，但是應該尊重他人堅持己見的權利。這實際上對「傳統文化」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面臨競爭的壓力，要想贏得人們的信服，就必須不斷創新，以適應潮流。
註釋：
[[[1]（蘇）阿·阿夫托爾哈諾夫《權力學》上冊，第237頁，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1版
[2[2]田繼周等《少數民族與中華文化》第497-49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13]蕭一山《清代史》第20頁
[4[4] [清]辜鴻銘《清流傳》第146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5] [英]伯納德·劉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280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2月第1版
[6[6][英]伯納德·劉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282頁
[7[7] [英]伯納德·劉易斯《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第291頁
[8[8]孫江《十字架與龍》第69-70頁
[9[9]賀麟《文化與人生》第162頁，商務印書館1988年8月第1版
[10]季羨林《朗潤瑣言》第8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原載：《黃鐘Blog》，200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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