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7日讯】随着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被隔离审查，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被控制，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副总裁韩国璋被双规，这起牵连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的“社保基金串案”黑幕正在被层层揭穿。9月7日，上海社保基金串案再爆重大新闻，新黄浦置业股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明烈，因涉嫌挪用社保基金，已被北京来的调查组“双规”。
政府官员与红顶商人们为什么敢于挪用高达32亿的社保基金呢？可以说，在一个缺少新闻自由、没有法治宪政、民众不可能监督的专制制度下，谁也保证不了“党”不会为了它的最高利益而把“社保金”挪作它用？同样谁也保证不了各级官僚员不挪用、贪污老百姓的“养命钱”？实际上，上一届江朱政府及各地方政府早就在挪用“社保基金”，而上海“社保基金串案”只是露出其冰山的一角！随着社保基金串案的不断被揭露，从中显露出“福利主义”经济政策的虚假和必然出现的腐败！
在西方民主国家，设立福利主义的社保基金是为了救助那些失业、没有生活来源及养老保障的人。用社保基金进行投资保值已成为各国的一项选择，社保金在资本市场转化为热钱在全球范围流动，带来了巨额丰厚的回报和收益，也确实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些好效果。目前世界资本市场中有大约20%是来自社保基金，其中美国、英国、日本三大市场占全球资产市场总额的近80%。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有一万多只共同基金，近四万亿美元的资产，还有8,000多只对冲基金的资产达一万亿美元，这些都属于热钱的一部分。在1950年，美国的社保金只占金融资产的3%，而到了1984年，这一比例增长了16.7%，到1996年，社保基金超过商业银行，成为美国拥有金融资产最多的金融机构，截至到1998年年底为止，美国企业社保金的资产拥有美国整个股票资产的27.3%，公司债券的17.9%。美国社保基金规模从1990年的近四万亿，增加到2003年的12.1万亿，其中，76%主要收益来源于国内外股票，大约16%主要来源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另外，在1983年，美国养老金有44.68%投资于股票，到1993年增加到52.13%，而到2003年这一比例提高到62%（数字转引《世界论中国》）。
但是，随着美国、英国、日本，欧洲和北欧瑞典这些高福利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增多，社保基金的缺口是越来越严重，都在为其所出现的“社保黑洞”而头疼。例如：2004年8月19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正式向外界宣布，为摆脱财务困境，避免遭受破产命运，公司决定将暂停为公司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英国有三分之二的养老基金投资于股市，最终却因股市不景气而遭遇巨额的亏损。首相布莱尔面对1,440亿欧元的养老金黑洞，不得不将退休年龄从65岁调整到67岁，以缓解政府社会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干预主义”养老保险制度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也就是说，福利主义经济政策已逐步被西方各国逐步所放弃。
在中国，毛泽东政治运动失败后，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半开放”中把西方丢了的“福利主义”给捡拾起来，弄出了一个“非马非驴”的福利主义经济政策来，导致今天一系列化的必然腐败。从1986起，中央政府就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其主要就是配合其经济改制。这个暂行规定明确国有企业必须掏钱为职工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对于交纳社会养老保险金则是一拖再拖，逐渐出现了许多欠费大户。而不在社保覆盖范围内的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后来也被强制参与社保。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在一次讲话中说：从社保基金的建立到2003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06万人，占总人口的12%，占城市人口的30%，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地增大。
既然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那民众就对社保基金寄予很高的厚望，它不仅事关老百姓的养老后顾之忧，更被视为生死存亡的救命钱。由于“社保基金”缺乏民主制度和法治宪政作保障，也缺乏基本的新闻自由、社会监督以及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所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腐败分子向“吸血虫”一样趁机吸取老百姓的血汗钱！短短十年来的时间内，全国查出挤占、挪用社保基金的就高达160亿元，其中大部分已经是无法追回。2002年9月，海南大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因诈骗养老保险金2,000元被判处死刑；2003年广州市出现九亿养老保险基金被挪用的事件；2004年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宣判了一起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几名被告共挪用社保基金7,659万元；现在上海又连续披露出高达32亿元的“社保基金大串案”，那全国各地还有多少呢……？
社会养老基金必须是以保障退休人员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为目的，它的管理原则是“安全第一，收益第二”，它应由全国人民来监督。但是，政府除了从社保基金中拿出一部分来分发给那些离退休、下岗工人、低保户外，其它就“投资”到股市上去了。随着上市公司的披露，各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情况正在浮出水面，2006年二季度，社保基金入市高涨，持股市值大幅增长。28只社保基金组合共持有262只股，持股数为266,877万股，较一季度末增长了101%；持股市值215亿元，增幅高达144.07%。二季度社保基金入市资金达199.38亿元，相比今年一季度，入市资金增加幅度为74%（数字转引《证券日报》）。对于社保基金入市，政府曾经尝试过国有股减持以充实社保基金，但由于减持方案不力，对原有股市交易形成剧烈冲击，被迫终止。
政府官员现在大谈所谓“做大做强，保值增值”，且不谈社保基金入市对股市规则的破坏等消极性影响。学过一点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要保证今天交上去的钱到20年后不会贬值，而且要保值增值，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讲“股市有风险”提醒人们进入时“需要谨慎”，但他们却拿着社保基金大胆入市！难道说“社保基金”丢进股市就没有风险了吗？难道官员会比私人表现得更好吗？只有一点能解释，那就是“崽买爷田不心痛”。现代经济已进入全球化之中，上帝之手是公正、公平的，不会因为你很会“宏观调控”就听你的，一个国家想完全控制经济已成为不可能。当然，专制政府不遵守和任意修改自由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非马非驴”的畸型股市也曾经为既得利益集团“圈钱”立下了汗马功劳，短期内人为地让“社保基金”投进股市盈利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从长期来说，这样做的结果，绝对是在损害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劫夺民众辛勤一生的血汗钱。
中国福利主义就其本质来说，目前政府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退休工人的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社会统筹金，也就是由国家和企业每年按一定比例拿出一部分钱，来支付养老金；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开设一个个人银行户头，由工人和企业每月按比例共同交纳一定的保费存入这个个账户，到退休后再支取。所以按照规定，企业一般要按人均工资20%左右的比例缴纳，全部存入社保基金；个人缴纳比例为8%左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国家和企业每年按一定比例拿出一部分钱来是假的，政府是靠纳税人养活，它的钱从那里拿出来？事实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全是从劳动者身上的转移支付。因此，“社保”从一开始就不仅意味着强制性保险而且还意味着强制个人加入由国家控制的统一组织。
也正如哈耶克所说：
“尽管福利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替代现已臭名昭著的直接管制生产的方法的制度性安排，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福利国家乃是一种试图按照它所认为适当的比例和形式分配收入以实现‘公正的分配’的方法，所以它事实上只是一种追求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新方法而已。而较之于传统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其原因无非是它在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仿佛只是一种救济特别贫困者的有效方法。但是，对这种似乎合理的福利组织方案的接受，却很快就被解释成是对一种与济贫完
全不同的目标的信奉。”（哈耶克《自由秩序的原理．社会保障》）。
那么福利主义经济政策到底是对人民的关心呢，还是中共所使用的一种狡诈伎俩？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关于生产手段的伦据一个又一个地被自己的实践所戳穿。而现在又谋求“生产结果”的社会化平均分配。社会养老保障之所以能受到相对大多数的接受，就在于它有着极大的欺骗性，是打着“全民福利”的旗帜。与共产主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按需分配的乌托邦蓝图相比，社保方案作为一种新分配的替代方法，实际上是追求旧有共产主义目标的新方法，是平均主义“公有制”再分配的一种“变脸”鬼把戏。很多中国人在说到西方国家时，羡慕的不是其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说它们的社会保障做得如何好！福利主义如何、如何！可以说，不从政治层面上去改变专制制度，只是在经济层面上去搞福利主义，在政府（党）权力无限大、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去，福利主义只会导致更大的人为灾难。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分析“福利主义”的本质时说：专制政府一旦开始对社会提供养老保障，根本就不会考虑个人是否需要或者是否愿意交纳社保金。由于人们允许政府划走工资中的一部分去建立保障基金，那么就使人们额外地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负担，政府也就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进行“家长式”的强制分配。因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们都信奉中央集权，是靠命令进行统治，而不是靠自愿合作”（弗里德曼《自由选择》）。
个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凭政府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机会上，不是依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而过日子。所谓的调控性养老保障制度从本质上来说，这与毛泽东“计划调控”没有什么区别。历史上无数的事例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调控”饿死过八千万人！那么现在的社会养老保障也是靠不住的？只有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保护“人权”，我们才会有“自我养老”的机会。
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养老问题由单位和国家包办。改革开放后，社会养老保险开始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可那时的退休工人和在职工人都没有个人账户的积累，他们的养老金从哪来呢？那么人们不仅要问，那些离退休的老人和下岗工人们为什么不能自我养活？他们“年青”时创造的财富到那里去了？实际上，老一代人在50～70年代年青时候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时，领取的工资都比较低，所创造的财富被强制转化成国有资产的一部分。照理说，他们理应过上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他们创造、积累的财富被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不受制约的独裁者抛撒在“支持亚非拉革命”、“政治斗争”、“两弹一星……”和一系列的错误政策上！当老人们失去了劳动能力的时候，大部分养老负担被转移到了比他们更晚进入单位的工人头上，只能依靠今天的年青人交“社保金”来维持极低的生活。可以说，政府今天设立的社保基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稳定退休人员、下岗工人、待业人员和城市贫困低保户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和堵路。
救助这些人是没有争议的，他们的社保养老金理应由政府负责和承担。但是，福利主义经济政策如果走得太远，又会回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年代，今后引起的问题将是严重的！因为，政府在社保金的提取中，不仅向那些通过支付社保金而享受养老保障的人，而且也向那些还没有交纳社保金的人也提供养老保障，但到了应该支付社保金的时候，社保金并非来自为此目的积累的附加资本的收益，也不是来自于受益人的劳动而带来的附加收入，而是来自当前生产者的部分劳动成果的转移支付。这种劳动成果的转移支付，是单方面的“隔代契约”，从中可以演变出一种特殊的“税收”和一种特殊的转移开支计划的混合体。这种干预主义调控性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与其说是为了人民，倒不如说它更像一封“隔代连锁信”（请参见弗里德曼《自由选择》。
有资料说明，从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社会保险的项目来看，企业缴纳的费用已达到工资总额的30%左右，个人三项保险缴费合计也在工资额的10%左右，这个比例明显高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缴费水平。这几年，政府本来就入不敷出，为了维持收支平衡，现在只有加大提高缴费率，往往是从省到市再到县，各级层层加码，企业需要支付的费率就高达25%以上。拿笔者所在的贵阳市来说：2002年个人上缴的社保金是94元；2003年7月就上涨为100元；2004年7月上涨为110.2元；2005年7月上涨为128.4元；2006年又更上涨为130元。一般人们要连续交15年，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拿到社保养老金。具体能拿到多少钱呢？北京地区基本养老金的计算公式是：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退休时上一年全省工人月平均工资×20%＋个人账户储存额＋120。
对于现在的工人来说，养老保险并非是自愿参加，而是政府的强制扣除，而较高的社保缴费率严重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就导致了实际收入在缩小。
另外，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社会保障计划会形成领取养老、低保的人多于交养老保障金的人。据政府的资料统计：“截至2003年底，全国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已为2,247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一些人一旦依赖社保金生活，也就养成“大跃进时期”坐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锅饭的懒惰思想。大家想一想，既然不劳动都能拿低保生活，那又为什么要去辛苦挣钱呢？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下，一类人领取低保养老金，另一些人则为社保出钱。领取的人抱怨过低的低保、社保金维持不了基本的生活费用，而出钱的人也抱怨负担太重，要白白养活那么多人。况且，这种经济政策会逐步加大各种福利计划，诸如什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保、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公共住房保险……等等都会随之而来，而每一项都要有许多人去进行管理，这就形成机构的臃肿和重叠，引出了低层腐败问题。例如现实中：分发低保的决定权在基层人员手中，一些拥有小车或房产的人，居然领取低保（媒体有报道），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反而领取不到低保。福利主义经济政策会使很多人无所适从，甚至于是不知所措，它首先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和不顾未来的子孙后代，把压力推给他们。如果说年轻一代在民主制度下还有“机会”为自己将来老有所养而积累下资金，在专制制度下就只能默默地承受政府强制性地“划走”工资的一部分，而他们从政府那里根本得不到任何保证，因为他们的“未来保障”取决于下一代人。这必然出现“寅叫卯粮”现在“主宰未来”的大问题。
如何养老？中国民间传统美德是儿女尊养父母和上了年纪的亲属，个体和家庭承担了主要责任，而独立的慈善机构也承担一部分社会救助的责任。作为儿女来说，尊养老人是出于对父母的敬爱，是自己应尽的义务，道义的责任是个人而不是社会，而供养别人的父母，是出于政府的强制和对暴力的恐惧，而绝非自愿！作为大部分“老人”来说，他们普遍的心理是不愿给儿女们增添任何经济负担，年青时就自我积储一点财富防老，基本上都能自我养活。民间的尊老爱幼、奉养老人加强了家庭之间的纽带，使老人们尽享天伦之乐，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政府的强制养老福利计划则削弱了这种亲情，使整个社会和家庭关系极其冷漠，破坏了几千年来的传统养老美德。民间养老保障体系与政府养老保障的区别在于，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障带有强制性分配的性质。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城市离退休人员将超过一亿多人。2025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四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现在仅有几千万人领取社保金尚且捉襟见肘，如果要负担数亿人口，现行的养老金体系如何能运转下去呢？1997年，政府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所谓新制度，各地在财务上实行混账管理，允许统筹基金、个人账户基金相互调剂使用。这使得大量的个人账户上的资金被挪用于向现行的退休者支付养老退休金，数目高达每年1,000多亿元。目前个人账户缺口已经积累到8,000多亿元。即使如此，养老金依然收不抵支。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八万亿元人民币的社保金债务总额。官方称引的数字也各不一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公开宣布的数字是2.5万亿，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9.15万亿。无论是2.5万亿也好，9.15万亿也好，到目前为止，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更加剧了社保养老金的支付危机，
中国养老金制度实施的时间并不长，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收支缺口呢？实际上，中国社会养老保障金制度一开始就是“折东墙补西墙”地解决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面对老独裁者们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人们不从专制的政治制度上去找原因，而只是用福利主义的“社保”来拖延政改。在一个财政与金融不分家，不受制约的、不受监督、也是乱用纳税人钱的专制政府下，“社保基金”能保障第一个中国人的未来吗？？全国各地的社保案件和上海社保基金串案的被揭露，说明社保基金的账户大半是“空帐”！一旦金融风暴来临，政府除了开动印钞机，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赖账”外，它是别无它法的。而逾万亿的财政赤字和数万亿的养老金缺口就将转化为老百姓生活、生存的头号威胁。
（2006年9月15日于贵阳）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