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2日讯】胡锦涛政治既已成型，大力提拔团派干部也就成了自然之事。青年团系统将祭出红色接班人的模糊判断，也就成了社会判定“青红帮”存在的观念基础。总的看来，这种主要基于经历与年龄而不是基于地域与私交的用人方式，还是得到了底层社会的默认。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政治文化中“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观念仍存于中国基数庞大的底层社会的思维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帮”十几年祸乱国家甚烈，百姓希望“换一茬好人”。然而，这两种观念内在里是有逻辑冲突的，即胡锦涛是否真地构筑了“好人政治（政府）”仍有疑问。判断的依据要凭以后的政治作为来论。
告别“四五风险”有利中共生命
以胡锦涛隔代培养胡春华的战略与江泽民贪恋权力的愚行来比，两者确为天壤，但是胡锦涛构造“四五六（一九四○年代、五○年代、六○年代出生者接序）体系”显然不是为贬低江泽民政治而为，而是为中共执政地位的长期化即“江山稳固”的考虑。此中尤以给一九六○年代出生的团派人物规划清晰的进入权力核心的路线为棋高一招。
此非虚誉胡锦涛政治，因为中国政治由个人品质构成的权力品质，目前正处于高险期，以一九四五年为原点（上下延伸可为三至五年）的分析可证明此点：如一位地方实力派兼有政治局委员身份，其出生于一九四五年（左右），在其记忆定型时点（十二岁）是一九五七年
的“反右”，在其思想雏型时段（二十四岁）的一九六九是“文革”狂热期，在其进入政治青春期的时段（三十六岁）的一九八
一年又是毛主义遭到实质颠覆的时候；这些经历造就了这一代人（非全指而是大多数）良心麻木而好投机的品格，这也决定了
他们中间产生出道德性政治精英个体的概率非常之低。这一代人可称为“四五人”，他们的道德风险可称为“四五风险”。四五
人具有双重遗民身份：他们即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遗民，又是中共“文革的遗民”。就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来论，这一代人是最不幸的道德次品。坦率地说，即便是在异议群体中这一代人的道德品质仍是成问题，只不过品格高尚者的概率比中共体系高一点而已。
“四五风险”对于共产党来说，并不在于他们会发动颜色革命，相反，而在于他们的确没有发自人性深层的政治道德原动力。
在中国政治高危期若发生大的社会冲突，掌权的这一代人很可能采取激化矛盾的血腥暴力或者自己逃之夭夭。
比较一下广东的汕尾事件与近年贪官外逃的“年龄因素”，分析人士大多会惊出一身冷汗。在二○一○年之前是否能实质淘汰“四五人”，已经成了决定中共命运的重大因素。
“五六人”仍有巨大缺陷
所谓“五六人”，是指一九五○年代后期与一九六○年代初期出生的政治人物。在体制内，他们仍是“青红帮”的核心。但是，这些人存在
着较大的缺憾。具体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由于在政治场上摸爬滚打的经历丰富，反而疏于经济管理；其二，体制内“五六人”中的许多人为一时功利或者按组织化培训程序学
习，均有“软学历（位）”背景。所谓软学历，一是指中央党校系统的经济学习资历，二是挂名某些院校获取在职研究生学位。这二者都是
社会所诟病的道德亏欠，无形之中影响了五六人与体制内真正精英合作的效率。在一个党内民主程度稍高但程序仍然变形的体制中，二者的
内在冲突必然会产生。多说一点的是，社会公众尤其小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央党校体系的软学历本质，有谓“人民银行印钞票，中央党校印文
凭”。可以说，中央党校的文学教育水平充其量是一九八○年初期的高中语文水平，而其经济学教育也不过一九九○年代初期一般中等经济
专业学校的概论水平。至于挂名买学历的情况早在三年前就清理过，但效果不甚了了。不用说北京之外的院校，但论北京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现在似乎叫资源学院）的在职干部学历（位）培训，就使之成了最大的文凭造假窝点，如网民对胡长清的北大学历的追问。
其三，体制内“五六人”虽然说无论在道德水平还是学识上胜“四五人”一筹，但总是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受益者，少具道德反思能力。今
后在这个群体中，必然出现“回归传统”（即更强势地向儒家政治靠拢）与“企望西方”（即积极学习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之间大幅度摇摆的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党内及社会的思想混乱。
其四，在台湾问题的应对上，“五六人”会暴露出知识结构及政治理念的落后性，兼之向西方社会民主党学习的政治抉择还不明显，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从现在起就加在了民族主义情绪与对美关系的夹缝中了，因为江泽民时代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台湾问题处理成功的经验，而胡锦涛政治在利用民族主义反日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更深地染指于台湾问题。
沟通或对抗：中共落后于民间
不可否认体制内“五六人”即“青红帮”未来中坚之中存在着开明倾向，这大多来自于“出走者”们的政治影响。在中国过来的团派政治低调期，从中淡出了一些精英人物（如在国内人文知识分子中颇具影响力的张祖桦、流亡国外的张炜）对体制内同仁的教育作用是无法忽视的。在分析的意义上讲，张祖桦们的经历也能为体制内外“五六人”的沟通提供良性合作平台，甚至说：在中共一方，可收“党内民主而社会民主”之温和实效；在民间一方，也能以低成本获取“议会合法”地位。此状出现，固然是双赢局面，但由于中国未来政治充满了许多变数，即超乎体制内外“五六人”期望的动乱因素也愈见明显如恶劣的宗教政策可能导致的社会大规模冲突、利益分层严重错位导致国家政治治理的“古典崩溃”，等等。
回过头来，仅就中共体制与民间异议的对抗来说（不妨温和地理解为执政对在野），中共体制已经大大落后了，因为民间异议的“七○后”已经长成，换言之：民间虽无组织化之功效，但自然演进速度远胜于中共的“组织安排”，即民间异议形成了“五六人”中坚情状，而“七○后”已经实质地接续了“四五人”的政治资源。随着社会政治信息资源产生方式的变化及供给量的不断增大，民间异议的“八○后”一代应该不晚于二○二○年形成接力后备，即异议的领袖人物产生于“七○后”一代而五六人退居“纯思想生产”领域。也可以预见，民间“八○后”异议的成长基础基本上可以脱离他们前辈“五六人”的“阅读的自我反省”模式，而由个体生存空间挤压与宗教缓释二力共同造就。
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孙庞赛马”的故事，这也将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舞台最精彩的演出准备。
结语：中国的四条路线
中国必须变，这是连体制内强烈反美的人士（如刘亚洲）也力主的观点。在民间存在着一是瓦文萨路线，二是叶利钦路线，三是哈维尔路线，四是新国共合作。目前的热点是“瓦哈之争”，如自由文化运动与中文独立笔会的观点交锋。理性地看，瓦线选择可能导致传统文化中非理性
的复仇意识恶性膨胀；哈线限于核心精英模式，传播力较小。可供选择的路线仍是按苏联模式来走叶线或者走新国共合作路线，其条件是：
（一）“五六人”的“青红帮”彻底放弃与民间异议对抗的格局，选择理性的沟通方式；（二）民间异议的“五六人”充当资源转化器，把哈线资源尽可能地引领到谈判平台上去。（三）台湾的国民党在政党轮换中取得执政地位，并软化民间台独立场，以及美国实质性地看到两岸、两党机制实现的可能。
中国“青红帮”政治的出现，其道德资源十分有限，这也许是中国日后危机的一个文化性根源。
转自《动向》２００７年１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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