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2日讯】郭泉：民主先声4：和平时代，腐败就是人民最大的敌人
近6年中，中国因腐败问题倒下的官员是“三大战役”的总和。
如果以受到纪律处分为受伤，以开除党籍结束政治生命为死亡作比较，情况如下：
死亡：三大战役中，我军阵亡46993人，5年来在腐败中倒下的人数(开除党籍)137711人，是三大战役的近3倍；
受伤：三大战役中，我军受伤人数为183624人，而在5年中因腐败受伤(纪律处分)的人为708439人，是三大战役的近4倍；
将领伤亡：在反腐败中倒下的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被开除党籍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当于三大战役中的阵亡——
县(处)级干部28996人，人数相当于师长阵亡；
省(部)级干部98人，人数相当于军长阵亡。
而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等，则相当于总前委阵亡。
损耗：三大战役中，我军损耗火炮1108门，枪24825支，子弹9488万发，炸药168972斤。所有这些加起来，抵不上一个厦门案造成的损失。
战略：淮海战役中的民工支前是战斗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更是高达1：9。
而现在，虽然老百姓对腐败现象咬牙切齿，但是也限举报揭发。
郭泉：民主先声5：两党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阴阳学说
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分公众，它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管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于是，西方一些国家认为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文化奠基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而没有在野党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
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从此，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西方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
两党（阴阳）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郭泉：民主先声6：伟大中国的坚挺，不能指望一群阳痿病患的“理性”
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1985年8月15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但是，伴随着“中国愤青派”的出现，另一种声音以及他们的派别也甚嚣尘上。这一种声音和派别就是“过度理性派”，当然，他们自称为“理性中国派”。他们认为不应该纠缠于中日间过去的鸡毛蒜皮的陈年旧账，要眼望中日友好的巨大利益，他们中一些“杰出的”代表还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模式提出了一个中日关系新思维理论，这个新思维认为，如果早在20世纪就建立日本人设计的“大东亚共荣圈”将会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福祗。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什么新思维，而是二战期间所有汉奸的旧思维。
我们不否认经济一体化理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福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福利而对日本政府所做的有害于中国民族情感的事情缄口不言。我们更不能容忍中国的“过度理性派”根据他们的所谓“理性”对爱国青年的攻击。当然，我们也知道，“过度理性派”的攻击对“愤怒的青年”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低估由于他们占据了宣传和理论的有利地形而形成的对社会正气的巨大的削弱能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中国的“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症状负责。因为在他们的过度理性的影响下，一些被他们的过度理性蒙蔽的中国人开始无视中国的抗日战争史而向“中国愤青派”的爱国青年质问诸如“你们为什么要反日？”这样完全丧失民族情感的弱智问题。
一个过度理性的人，会被这种过度的理性扼杀了情感。过度理性的人其实是一种超理性型忧郁症病人，他们永远只信任自己的理性，他们以“现实”的“个人利益”来考虑一切事物，一旦与现实和个人无关、相互抵触，他们的反应永远是“不可行”。这种“超理性型忧郁症”是导致“精神性集体阳痿”的罪魁祸首。人的情绪必然跟着信念而行，当一个人的生命、理性都在大呼“不必要”和“不可能”时，情绪当然会变得忧郁沮丧、无力痛苦，“阳痿”也就产生了。当然，阳痿也有完全是生理原因的，但是来源于过度理性的精神性阳痿却是占绝大多数的。过度的理性，会将来自内在的冲动统统封杀。表现在中日问题上，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把靖国神社、教科书以及钓鱼岛问题与中国联系起来，因此，如此的过度理性，使得他们再也激动不起来了。每一种生命困境肯定都有出口，但是过度理性的头脑，将可能的出口都堵死了，因为那种对生命的无力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集结了强大的忧郁情绪，将人卷入无底的深渊。
过度理性是无法行动的。这正是“愤怒的青年”对“过度理性派”展开批判的逻辑起点。
“愤怒的青年”认为过度理性造成的无法行动的根源在于，过度理性不能容忍扰动项（perturbation）的存在。因此对于所有可能因为扰动而出现的结果，很容易倾向于拒绝接受，进而以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看待事物因扰动所发生的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他们在看到这些事情之后，反而表现得超级适应，过度理性，好像事情是发生在别国而与中国无关一样。他们之所以过度理性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设限。而当凡事过度诉诸理性就会忽略个人的预感、直觉和理想。
过度理性派的这一切都招致了“愤怒的青年”的猛烈批判。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因为他们都多少带有反对“过度理性”的“反现代的意味”。他们强调丢弃过度理性、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所以，愤青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他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城市过度理性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愤怒的青年”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过度理性化的组织生活方式和过度理性化的思维范式。
郭泉：民主先声7：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思考为什么中华民族总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揭露了，一些类似的黑煤窑事件也不断被揭露。我们不应当也不会对这些事件看作是甚至说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这分明是资本主义包含着某些封建主义、奴隶主义原始积累、残酷剥削、人吃人的悲惨世界的景象。《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和解放全人类，而这些事件却完全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山西黑砖窑事件，说明在我们国家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黑暗现象。比如，矿难事件的多年不断发生，夺去了无数可爱的劳动者的宝贵生命。而那些私营的煤矿主，却一次就可以拿出从工人身上剥削压榨出来的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去购买豪华轿车、豪华住宅。我们有很多日进斗金的富豪，他们的大企业一年就可增收近亿元的财富。假如让这些事情继续畅通无阻地发展下去，难道这还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吗？！又比如，我们很多几十年来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公有制大企业，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挖走了，卖掉了，甚至白送掉了，变成了美其名曰的民营企业而实际上是私营企业。
原共产党书记、厂长变成了大资本家，但还当着党员和书记。这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的建党原则吗？不用多说，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都是当年靠着亿万劳动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而现在它们的产权、所有权大都不属于人民了，变成了私人老板的财产了。那些在私营企业、作坊、矿山、商店，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甚至大量的童工，他们拿着低微的工资却干着超常的工作时间的劳动，严重透支着生命，有的甚至是不见天日的无偿劳动。恐怕不只是这次才暴露的黑砖窑问题，在其他各个地方都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年年“扫黄打非”，但据说全国共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妇女因生活困难所迫从事着被残酷蹂躏肉体的卖淫活动，这造成多少个家庭的父母子女的痛苦生活！难道我们对此就毫无办法，任其继续存在下去吗？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办得好、经营好的好端端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毫无道理地拍卖给外国企业集团，让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国内市场，挤压了我们民族经济的发展。最近媒体报导，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我国军事工业企业参股合资。即使是配套的设备、零件，这也是非常令人不安和应当反对的。没有有保证的配套怎么会有可靠的主套成套？任何一种武器装备，只要有一个零件有问题，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甚至可能自行爆炸、造成恶性事故啊！而且他们还会窃取一些机密，摸清我们的底，蚕食整个军工生产体系的！我们有多少省市县的领导对国家财产毫不痛惜，眼睁睁地拱手让给别人。
在我国目前的GDP中，有多少是国内私有企业做出的，有多少是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做出的，又有多少是国有企业做出的呢？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现在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能站得住脚吗？为什么国家主管部门包括统计部门，多年不公布出各种经济成分比重的数字呢？工人和农民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工人被迫买断工龄和下岗失业，在农村里早已出现新的剥削农民的富农和农场主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从上到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有很多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以上各类问题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确实让人惊心动魄，震惊和愤慨。但每一次发生时，只在一个时间段内作为单个的突出事件报导了，而随后的处理大都是大事化小或不了了之，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从源头上、路线方针上查原因，也很少有相关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或被撤职查办。只有一些被揭露出来的严重的贪污腐化事件不得不判几年徒刑，最多判个死缓，极个别的才判死刑。这些干部过去很多都是不错的，只是在错误思想的潮流中没有经受住考验而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的犯罪道路。
还有很多令人烦恼和深感忧虑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不胜枚举：如股市存在泡沫，物价上涨，城市到处乱拆工厂、乱拆民房，房地产炒作，房价飙升；还有，肥水快流和廉价出口的政策，导致了低工资、大剥削、高消耗、重污染的恶果、苦果。更为严重地，有的地方向中央闹独立性，不听招呼，不听指令。
看来这次黑砖窑事件，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深刻思考的、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不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迷失了正确的方向？！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
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资本主义之路。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很多问题越发展越严重。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呢？从表面看来，一些城市高楼林立，建起了很多合资或外资企业，也合并和扩大了一些国有企业，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就多了，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黑暗问题对照起来，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能说表面上歌舞升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要走的康庄大道吗？对于这种现象，以及某些领导人发表的掩盖矛盾、脱离实际的讲话，外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窃喜的，他们有的甚至公开加以赞许。而我们的老百姓看到这些负面问题始终不见改变，却深感痛惜和焦虑，担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也担心自己的生活今后无依无靠。
现在真可以说，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