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日讯】(人与人权记者李大明采访报导)在中国每个政治犯的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有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他们每日承负着艰辛苦痛，有血有泪。
李：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杨建利被释放，回到美国，我想最高兴的是你和孩子。我想请你谈谈当丈夫回到美国你见到他时的心情。
傅：当然是高兴了，特别特别高兴。等了那么长时间，每天都盼着。你知道，建利出狱后，中国政府不让他回美国，有四个月。建利好不容易盼到出狱了，可怎么又不让他回来呢？当时真是着急，也不知道他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心中没有底。那天我突然接到国会那天我突然接到富兰克（Barney Frank）议员办公室的电话，告诉我建利一个小时后到达三藩市机场，当时是上午10点。我好惊喜啊，都跳起来了，高兴死了。当时我的女儿在国内，晚上8点多钟，我、儿子和几个朋友去波士顿机场接他。见到他，心里真是一下就踏实了。
李：这一下你们有五年没见面了吧？
傅：这中间见过。我去过中国三次，见到过两次。建利2002年4月被捕，我5月份回中国去看他，但是没让我入境。
李：为什么不让入境呢？什么理由？
傅：当时建利的案子还不明朗。他们不让入境的理由是，有碍国家机密。后两次，我是带儿子去的。我头一次见建利大概是2005年1月吧，我都记不起来了。
李：这些年，真难为你了。五年总共才见了两面，如果是住在大陆，起码见面会方便点。
傅：见一次面可不容易了。申请要等很长时间，还要签证，每次只给七天的时间。总之很麻烦，有许多限制。
李：到现在你心里很踏实了吧？你的声音充满喜悦……
傅：对！对！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
李：你和建利结婚有二十多年了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结的婚？
傅：我们是1985年结婚的，有二十二年了。杨建利十九岁，我就认识他了。我们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八二级数学硕士研究生，我们是那个时候交的朋友。八五年，我们一毕业就结婚了。八五年九月，我们结的婚，十月份我就来美国了。我是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读数学博士。我出国后，杨建利在国内工作了一年，之后探亲来美国，后来又到伯克利大学读数学博士。
李：我知道建利在大学期间就很活跃，人气很旺，文艺、体育都在行，组织了不少活动。看来他这个人天生的活跃、乐观、健康、有能力，一个好政治家需要些天赋。
傅：建利在校期间是很活跃，他在学生会，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如联欢会、篮球赛、羽毛球赛等等。他的人缘特别好，乐观、活泼、自信，也能为别人着想，能把大家聚在一起。
李：因此，他就把你的心给捕获了……。建利很出色，你抓得很准。一个女人，嫁给这样的男人很幸运。
傅：可不是。就是这几年他坐牢，我确实担心着急了。
杨：杨建利有两个名校——伯克利和哈佛的博士头衔，如果他不参加民主运动，无论在美国，还是回中国，都会有很好的前途。民运在中国是危险的事，就是在海外也会有麻烦，比如不能回国，还会牵连国内家人，况且搞民运生计也是问题。中国人尊重哈佛大学的博士，但是如果听说你搞民运就不以为然。显然杨建利选择投身民主运动，是作出了很大牺牲的，不仅是个人，也连同家庭，起码来说不得安宁。比如他冒险回国、坐牢，整个家庭都要付出代价。那么当初，你是否赞同他的选择？你们是否为此发生冲突？怎样解决的？
傅：我比较传统，属于那种性格顺从的，对于丈夫的事业、选择，我都尊重。
李：属于贤妻良母……
傅：贤妻良母倒也不敢说，但我对建利很敬佩，他的思想啊、判断啊、做事的能力啊，我都是很信服的。他各方面都比我强，这么多年，他在许多方面都影响、启发了我，我对他是百分之百地信任。他选择从事民主运动，我唯一担心的是他别出事，至于经济啊、生活上的困难啊，我都不太在意。建利看事情很清楚，也很有眼光，所以对于他的选择，我都是不插话的，我不愿意对他有任何干涉和左右，他是很有责任心，也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从事民主运动这件事，也是好事，他能有这份心，已经很难得了。建利是从县城里出来的，特别同情穷人、农民，他知道他们过的什么日子。他做这些事，还不是为了让中国更好，让老百姓有好日子，如果我连这个也阻拦，我是不是也太自私了？我支持建利的事业。
李：建利有你这样的妻子也很幸运。
傅：我们二十二、三岁结婚，这么多年，感情一直非常好。过去，他出门，我都哭得不行。我对他从事民运，一是担心他的安全，再是担心他的身体是否能承受，比如出门儿在外毕竟是自己照顾自己，吃啊、住啊，他能不能吃得消啊，会不会生病啊？
李：有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建利的选择，除了他个人的承担，也使家庭做出了许多牺牲，简单地说你们的家庭经济情况就会不稳定，搞民运和在美国当教授的经济状况是不能相比的。再有，民运是个动荡事，不稳定啊、奔波啊，让家人不踏实啊……
傅：对、对，主要是不踏实。但从经济来说，问题不大，我们没有太多的要求，简单的吃饭、住房用不了很多。我在哈佛医学院的工作非常稳定，我在那已经作了十几年，我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挺有信心。再有，建利也满有心，在经济上也有他的安排和考虑，他的生活能力很强。比如，我们搬到波士顿后，他就和我商量买了房子，自己住一部分，出租一部分，用出租的部分交贷款，这样我们的房费就省出来了。
李：建利被捕后，你们的经济负担就比较大了。
傅：建利原来在二十一世纪基金会，有工资，但他被捕后就没有了。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我，另外我们靠房租，也有些收入，有时朋友也帮助一些。这几年，我们就这样维持下来了。
李：建利一方面让家庭付出了代价，当另一方面，他对家庭也是很有责任感的。
傅：他对家庭非常有负责感。他是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人。建利入狱后，有一年半没音讯。允许通信后，我知道他特别操心孩子，总是担心孩子会因为他受影响，他嘱咐我要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使他们身心健康。
李：我记得，1989年杨建利就由美国赶回国参加民主运动，并且亲历了六四。当时他回国，您赞成吗？怎样考虑？
傅：八九年，杨建利正在伯克利读数学博士，当时他被留学生推选回国支援民主运动，主要是给广场的学生和工人送捐款。当时他走，我也不放心，毕竟是政治运动，并且发生了军事戒严。但是我们并没想到会开枪。建利5月20日左右回去的，我们当时所知道最严重的就是员警用警棍打人，电视上看到有个妇女被打得流血。这已经让我们非常气愤了，怎么会想到开枪杀人呢？“六四” 当夜，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开枪死了学生，而建利正和北师大学生在广场。我急死了，一个劲儿给我们的师大导师打电话，建利回北京住在北师大宿舍。但是建利一夜都没回来，到早上十点还没音讯，我都急死了……
李：那真是生死不知……
傅：建利到了早上10点多才回来……
李：这下放心了……
傅：只是放了一点点心。当时有各种传言，有的说军车要开进北师大，要血洗校园。建利只要不离开那儿，我就没法放心。幸好两、三天后建利回来了……他是在机场等的退票，因为根本买不到票。他的运气不错，他在回中国前就将返回美国的签证办好了。所以他能很快地回到美国，回来后很快就去国会为“六四”作证。
李：“六四”改变了杨建利的生活道路。
傅：完全是因为“六四”。
李：从那以后，他就放弃数学专业，转而投入民主运动。
傅：对，就是从“六四”改变的。其实，他以前一直是想做个数学教授。
李：不过那种状况对人生命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在那种状态下人不可能再想到其他了。那天，我也在长安街，就在西单剧场前面，军队就是从那里开的枪。经历过那个场面，那样的选择是很自然的。生命变得非常简单了，或者这样，或者那样。
傅：就是。那时想没办法了，非得和他们没完了。
李：杨建利2002年回国。当时他已经是海外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了，他回去很危险，完全可能被抓。作为妻子、孩子的母亲，肯定不愿丈夫去冒这个风险。但我听杨先生讲，他走前是你帮助他收拾的行李，也就是说，最后您还是支持他的。当时，您是怎么个心情，怎么个考虑，怎么就能让他去冒这个险？
傅：建利早就想回去，好些年了。但前些年孩子小，家里离不开。这次走，他给我做了好多工作，给我分析情况，举例子，讲他的计划，他认为不会被抓，就是抓了，也会很快被放出来。他准备了那么多年，设计得又那么周密，他做的事情又是对的，我还能说什么？就是不情愿，也还是得让他走。记得他走前，我给她收拾东西，说：“天冷了，带件毛衣吧！”
李：建利还挺会做思想工作的。
傅：可不是呗。我帮他准备出走，还得替他保密。他走，谁都不能告诉，他的父母、哥哥姐姐，如果他们知道一点，肯定不会让他走。
李：他走前，你没想到他可能会被抓坐牢吗？
傅：说实在的，当然是担心，但我思想上准备得不那么充分。他计划的很周全，怎么进，怎么出，出了意外怎么应付，走前他还给了我一张名单，说万一出事就找他们。他在中国的头十天，每天还给我打个电话。那十天简直太难熬了，我把孩子都托付给了姐姐，我每天就是焦急地等着建利的电话，看他是不是还安全，被抓了没有。
李：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建利被捕的？
傅：他被捕几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了。当时晚上十一点钟，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没告诉我名字，说建利让我给你捎个话，他出事了，在昆明机场被扣住了，让我设法营救。我当时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小时后，建利给我打了电话，说关在昆明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证件都收走了，他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他可能很快会被转到其他地方，会有段时间联系不上。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又通了一次电话，再过一小时他就被带走了。从那以后，有一年半与杨建利完全失去联系。
李：一年半中，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傅：当时有各种说法，有的说关在昆明，有的说在北京，还有的说在山东、东北。但只有一个正式的消息，建利4月26日被捕，5月10日，中国外交部有个声明，说“有个自称杨建利的非法入境，公安部门正在对此调查。”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放心些了，起码知道中国政府承认这个人在他们手里，而不至于失踪。
李：就怕是秘密失踪，一旦失踪就不知道会对他做什么。
傅：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了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很快就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与中国外交部交涉。
李：建利被捕后，你很着急，竭力营救，但当时你有没有个预想，大概估计他会被关多久?
傅：当时以为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那时期，好像胡锦涛要访问美国，正是营救杨建利的时机。那两个星期，我就住在华盛顿，每天跑国会、国务院。我见了美国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让我给他两天的时间，可能有转机。我以为，问题解决了。几天后，他们告诉我，事情不顺利，中国以反恐的名义 ，拒绝释放杨建利。你们美国反恐，我们中国也反恐，对持假证件入境的人要严肃处理。我一听，就哭了。
当初，我也没想到建利会关五年。总是想要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很快就会出来。因此，我就抱着这个希望不停地去做，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一下就是五年。如果当初就知道要坐满五年的监狱才能出来，也许就没有那么大的干劲儿了。
李：不过，如果不是这样地努力呼吁、营救，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建利也许在监狱就不止五年，会多得多。师涛就是给海外传了一个上级有关“六四”期间的新闻报导通知，就被判了十年。中国对政治犯的审判，不是依据法律，而根据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对于政治犯的营救、呼吁，及国际社会的压力是不能少的。
傅：我不很懂政治，但我知道作为政治犯家属，为争取亲人早日释放，在外面的呼吁、营救、唤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同情非常重要。
李：中国的政治犯不少，你认为政治犯在狱期间，他们的家属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建利入狱期间，你最痛心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傅：我想每个政治犯的家庭情况不同，他们面临的困境也不同，国内和国外的状况也不同。国内政治犯的家属更是困难得多，比如丈夫入狱，妻子下岗，那么家庭的每天生计就是问题；再比如，如果摊上家人生病，或双方父母，或子女；还有，中国社会对政治犯的家属的歧视，也是有形无形的摧残。就这些，我在美国的情况比他们好得多。
建利入狱后，我在经济上有压力，少了一个人的收入，而且要营救建利，四处跑，也是不小的开销。但是，我毕竟有工作，也有朋友们的一些帮助。因此，经济对我不是大问题。我最大的难处，也是最让我和建利痛心的是孩子的教育。建利入狱时，女儿9岁，儿子6岁，都正是成长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父亲的呵护和教育。这还不同于单亲家庭，单亲只是分居，孩子还是能定期见到父亲，和他在一起的。母亲再好，也替代不了父亲，失去父教，孩子的成长会有缺陷，有些是终生的，弥补不回来。
李：建利入狱对孩子都有什么具体影响呢？
傅：建利不在，对儿子的影响更大些，儿子更需要父亲嘛。比如父亲不在身边，缺少父亲的保护，他没安全感，敏感、胆小，过分依恋母亲。比同龄的孩子，我们的儿子心理成熟的晚，幼稚。我头次去中国看建利，把他放在姐姐家，都没敢告诉他。我不在，他就不安得不得了，晚上睡不着觉。一般的孩子不会这样。那一次，中国政府没让我入境，我两天就回来了。
李：你和建利 不要太着急，孩子的心理弹性很大，人有很强的自我调整和适应的能力。现在建利也回来了，孩子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自己。他们的这段经历，也是他们人生的特殊经验，不一定就是坏事，会使他们对人生和社会有更深更丰富的理解。比如未来如果他们当律师、作家、学者，这些经验就很有益的。
在杨建利入狱期间，你为他做了许多呼吁、营救工作，我曾读到不少这方面的消息。良心犯在狱中，外面的呼吁、营救很重要，包括家人的努力。杨先生在监狱期间，您都做了哪些呼吁、营救的工作？它们有什么效果？就您这几年的经历，你觉得一个良心犯的妻子应该怎样为监狱中的丈夫呼吁、营救？
傅：如果你要做，可做的事情很多，每天都做不完，写不完的信、汇报，发不完的消息、email。这几年，营救建利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我要经常跑美国国会、国务院，见议员，汇报建利案子的进展和他在狱中的情况。我还带着孩子跟建利的父母、姐姐们一起多次跟我的法律顾问 杰汝姆(Jerome Cohen)、杰瑞德（Jared Genser) 及国会议员巴尼 (Barney Frank)、科瑞托佛（ Christopher Cox）、 麦克（Michael Capuano) 在美国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也给布希总统、鲍威尔国务卿、赖斯国务卿等写了不少信，向他们求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我两次进北京探望杨建利，也都去拜会了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Clark Randt)。另外，我也向美国当地社会和民众求援，教会啊、学校啊、工作单位啊，请他们给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写信和呼吁。温家宝访问哈佛的时候，我找了杨建利的导师，他找了许多哈佛教授联名写信，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杨建利，哈佛大学校长也当面向温家宝提出了这一要求。我也与各国际人权组织联系，请求他们在国际社会呼吁，如我到国际大赦就作了两次演讲，每次有上千人。我还拜见了人权观察，中国人权，对话基金会, 劳改基金会, 魏京生基金会,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并跟他们保持资讯沟通，争取他们及时的帮助。我还与建利的律师莫少平保持频繁的交流，我们全家对莫律师都非常感激。他当时是在我们家属被允许会见建利之前，唯一能够跟建利见上面的人。特别是在建利的案子宣判以前，他做了很多沟通的工作，也正由于他能在建利和我们之间捎话，给我们全家带来很多的安慰。与媒体的接触就更多了，美国各大报都报导过杨建利的消息，海外中文媒体的登载的更多。还有，我还要向中国政府抗议。那年新年，我们全家，连同建利的父母到中国大使馆门口绝食抗议。
你知道，我不是善于在社会上活动的人，杨建利的事我以前从来都不参预。但是这几年，我的确跑来很多路，见了很多人。
李：建利该为有你这样的妻子而骄傲，应该说当初他抓得也很准，也娶得幸运。有句话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话也该用在中国的民主事业。
政治犯的家属都盼望亲人早早出狱。但是许多人缺少经验，比如，他们不愿意媒体报导，也不愿意呼吁，特别怕与海外联系，怕被安上与政府为敌的罪名，遭报复，让亲人在狱中受更多的苦，被延长刑期。
傅：这种担忧很正常，不要说国内，我们在美国最初都有这样的担心。建利在看守所时，受到虐待，开始我们不敢对外说，怕他们报复建利。但是建利坚持要抗议，要上告，要我们将事情公开于世。我们这样做了，狱方感到法律和舆论的压力，就向建利道歉，表示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以后，狱方也就不敢再虐待他了。
我们需要学会抗争，说话，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的亲人遭受到不公正审判和迫害，我们就是要说，要和他们争，用各种方式，无论是上告上访、找律师，诉诸媒体，写公开信，求助于国际舆论，抗议示威，都是有益的。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他们给我们亲人定的罪已经在那了，他们会因为我们家属听话，就给他减刑吗？我们不搞暴力，用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为亲人呼吁，有什么可怕的呢？
李：正是这样。许多政治犯家属总是以为，不声不响，按他们的意思办，取得他们的好感和同情，亲人在狱中的处境就会好点，其实正相反。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严； 同样顺从也从严。 家属越没声音，越顺服，越胆小，他们的亲人在里面就越受欺负和虐待。因为你没声音吗，所以狱方就可以任意胡来。
傅：我们的各种呼吁、营救，其实都是政治犯家属在法律范畴之内的正当权利。现在不都是讲维权吗，我们政治犯家属也要维护和行使我们为亲人呼吁的权利。
李：这话太好了！希望国内政治犯的家属能够听到。我听说。建利
想在海外筹办一个营救中国政治犯的项目，这是很切实也很重要的事情，我盼着他成功，也盼着各界人士支持他。在这个项目中，应该有一项就是帮助政治犯的家属。
傅：建利想做这件事情，是有切身体会的。
李：确实应该做，我们也都应该支持。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有许多牺牲和承担是看不到的。在中国每个政治犯的身后，都有一个家庭，有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他们每日承负着艰辛苦痛，有血有泪。这是对推动中国进步最实际的承担和付出。我想，现在以至以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中国的政治犯最终是会被历史重新评价和记忆的，他们为中国的未来付出，而中国的未来也必会酬报他们，在那一天，我希望除了他们本人之外，人们也能看到他们身后的家人。
傅：你的话让我感动，我们的苦没有白受。
李：谢谢你！谢谢所有政治犯的妻子和家人！
2007年10月 于美国
《人与人权》12月2007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