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日訊】(人與人權記者李大明採訪報導)在中國每個政治犯的身後，都有一個家庭，有他們的妻子、兒女、父母兄弟姐妹，他們每日承負著艱辛苦痛，有血有淚。
李：感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楊建利被釋放，回到美國，我想最高興的是你和孩子。我想請你談談當丈夫回到美國你見到他時的心情。
傅：當然是高興了，特別特別高興。等了那麼長時間，每天都盼著。你知道，建利出獄後，中國政府不讓他回美國，有四個月。建利好不容易盼到出獄了，可怎麼又不讓他回來呢？當時真是著急，也不知道他到底還能不能回來，心中沒有底。那天我突然接到國會那天我突然接到富蘭克（Barney Frank）議員辦公室的電話，告訴我建利一個小時後到達三藩市機場，當時是上午10點。我好驚喜啊，都跳起來了，高興死了。當時我的女兒在國內，晚上8點多鍾，我、兒子和幾個朋友去波士頓機場接他。見到他，心裏真是一下就踏實了。
李：這一下你們有五年沒見面了吧？
傅：這中間見過。我去過中國三次，見到過兩次。建利2002年4月被捕，我5月份回中國去看他，但是沒讓我入境。
李：為什麼不讓入境呢？什麼理由？
傅：當時建利的案子還不明朗。他們不讓入境的理由是，有礙國家機密。後兩次，我是帶兒子去的。我頭一次見建利大概是2005年1月吧，我都記不起來了。
李：這些年，真難為你了。五年總共才見了兩面，如果是住在大陸，起碼見面會方便點。
傅：見一次面可不容易了。申請要等很長時間，還要簽證，每次只給七天的時間。總之很麻煩，有許多限制。
李：到現在你心裏很踏實了吧？你的聲音充滿喜悅……
傅：對！對！真的是非常非常高興！
李：你和建利結婚有二十多年了吧？你們是怎麼認識的？什麼時候結的婚？
傅：我們是1985年結婚的，有二十二年了。楊建利十九歲，我就認識他了。我們都是北京師範大學八二級數學碩士研究生，我們是那個時候交的朋友。八五年，我們一畢業就結婚了。八五年九月，我們結的婚，十月份我就來美國了。我是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讀數學博士。我出國後，楊建利在國內工作了一年，之後探親來美國，後來又到伯克利大學讀數學博士。
李：我知道建利在大學期間就很活躍，人氣很旺，文藝、體育都在行，組織了不少活動。看來他這個人天生的活躍、樂觀、健康、有能力，一個好政治家需要些天賦。
傅：建利在校期間是很活躍，他在學生會，經常組織文體活動，如聯歡會、籃球賽、羽毛球賽等等。他的人緣特別好，樂觀、活潑、自信，也能為別人著想，能把大家聚在一起。
李：因此，他就把你的心給捕獲了……。建利很出色，你抓得很准。一個女人，嫁給這樣的男人很幸運。
傅：可不是。就是這幾年他坐牢，我確實擔心著急了。
楊：楊建利有兩個名校——伯克利和哈佛的博士頭銜，如果他不參加民主運動，無論在美國，還是回中國，都會有很好的前途。民運在中國是危險的事，就是在海外也會有麻煩，比如不能回國，還會牽連國內家人，況且搞民運生計也是問題。中國人尊重哈佛大學的博士，但是如果聽說你搞民運就不以為然。顯然楊建利選擇投身民主運動，是作出了很大犧牲的，不僅是個人，也連同家庭，起碼來說不得安寧。比如他冒險回國、坐牢，整個家庭都要付出代價。那麼當初，你是否贊同他的選擇？你們是否為此發生衝突？怎樣解決的？
傅：我比較傳統，屬於那種性格順從的，對於丈夫的事業、選擇，我都尊重。
李：屬於賢妻良母……
傅：賢妻良母倒也不敢說，但我對建利很敬佩，他的思想啊、判斷啊、做事的能力啊，我都是很信服的。他各方面都比我強，這麼多年，他在許多方面都影響、啟發了我，我對他是百分之百地信任。他選擇從事民主運動，我唯一擔心的是他別出事，至於經濟啊、生活上的困難啊，我都不太在意。建利看事情很清楚，也很有眼光，所以對於他的選擇，我都是不插話的，我不願意對他有任何干涉和左右，他是很有責任心，也是很有能力的人。他從事民主運動這件事，也是好事，他能有這份心，已經很難得了。建利是從縣城裏出來的，特別同情窮人、農民，他知道他們過的什麼日子。他做這些事，還不是為了讓中國更好，讓老百姓有好日子，如果我連這個也阻攔，我是不是也太自私了？我支持建利的事業。
李：建利有你這樣的妻子也很幸運。
傅：我們二十二、三歲結婚，這麼多年，感情一直非常好。過去，他出門，我都哭得不行。我對他從事民運，一是擔心他的安全，再是擔心他的身體是否能承受，比如出門兒在外畢竟是自己照顧自己，吃啊、住啊，他能不能吃得消啊，會不會生病啊？
李：有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建利的選擇，除了他個人的承擔，也使家庭做出了許多犧牲，簡單地說你們的家庭經濟情況就會不穩定，搞民運和在美國當教授的經濟狀況是不能相比的。再有，民運是個動盪事，不穩定啊、奔波啊，讓家人不踏實啊……
傅：對、對，主要是不踏實。但從經濟來說，問題不大，我們沒有太多的要求，簡單的吃飯、住房用不了很多。我在哈佛醫學院的工作非常穩定，我在那已經作了十幾年，我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挺有信心。再有，建利也滿有心，在經濟上也有他的安排和考慮，他的生活能力很強。比如，我們搬到波士頓後，他就和我商量買了房子，自己住一部分，出租一部分，用出租的部分交貸款，這樣我們的房費就省出來了。
李：建利被捕後，你們的經濟負擔就比較大了。
傅：建利原來在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有工資，但他被捕後就沒有了。家裏的經濟來源主要靠我，另外我們靠房租，也有些收入，有時朋友也幫助一些。這幾年，我們就這樣維持下來了。
李：建利一方面讓家庭付出了代價，當另一方面，他對家庭也是很有責任感的。
傅：他對家庭非常有負責感。他是個熱愛生活、熱愛家庭的人。建利入獄後，有一年半沒音訊。允許通信後，我知道他特別操心孩子，總是擔心孩子會因為他受影響，他囑咐我要讓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使他們身心健康。
李：我記得，1989年楊建利就由美國趕回國參加民主運動，並且親歷了六四。當時他回國，您贊成嗎？怎樣考慮？
傅：八九年，楊建利正在伯克利讀數學博士，當時他被留學生推選回國支援民主運動，主要是給廣場的學生和工人送捐款。當時他走，我也不放心，畢竟是政治運動，並且發生了軍事戒嚴。但是我們並沒想到會開槍。建利5月20日左右回去的，我們當時所知道最嚴重的就是員警用警棍打人，電視上看到有個婦女被打得流血。這已經讓我們非常氣憤了，怎麼會想到開槍殺人呢？“六四” 當夜，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開槍死了學生，而建利正和北師大學生在廣場。我急死了，一個勁兒給我們的師大導師打電話，建利回北京住在北師大宿舍。但是建利一夜都沒回來，到早上十點還沒音訊，我都急死了……
李：那真是生死不知……
傅：建利到了早上10點多才回來……
李：這下放心了……
傅：只是放了一點點心。當時有各種傳言，有的說軍車要開進北師大，要血洗校園。建利只要不離開那兒，我就沒法放心。幸好兩、三天後建利回來了……他是在機場等的退票，因為根本買不到票。他的運氣不錯，他在回中國前就將返回美國的簽證辦好了。所以他能很快地回到美國，回來後很快就去國會為“六四”作證。
李：“六四”改變了楊建利的生活道路。
傅：完全是因為“六四”。
李：從那以後，他就放棄數學專業，轉而投入民主運動。
傅：對，就是從“六四”改變的。其實，他以前一直是想做個數學教授。
李：不過那種狀況對人生命的衝擊實在太大了，在那種狀態下人不可能再想到其他了。那天，我也在長安街，就在西單劇場前面，軍隊就是從那裏開的槍。經歷過那個場面，那樣的選擇是很自然的。生命變得非常簡單了，或者這樣，或者那樣。
傅：就是。那時想沒辦法了，非得和他們沒完了。
李：楊建利2002年回國。當時他已經是海外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了，他回去很危險，完全可能被抓。作為妻子、孩子的母親，肯定不願丈夫去冒這個風險。但我聽楊先生講，他走前是你幫助他收拾的行李，也就是說，最後您還是支持他的。當時，您是怎麼個心情，怎麼個考慮，怎麼就能讓他去冒這個險？
傅：建利早就想回去，好些年了。但前些年孩子小，家裏離不開。這次走，他給我做了好多工作，給我分析情況，舉例子，講他的計畫，他認為不會被抓，就是抓了，也會很快被放出來。他準備了那麼多年，設計得又那麼周密，他做的事情又是對的，我還能說什麼？就是不情願，也還是得讓他走。記得他走前，我給她收拾東西，說：“天冷了，帶件毛衣吧！”
李：建利還挺會做思想工作的。
傅：可不是唄。我幫他準備出走，還得替他保密。他走，誰都不能告訴，他的父母、哥哥姐姐，如果他們知道一點，肯定不會讓他走。
李：他走前，你沒想到他可能會被抓坐牢嗎？
傅：說實在的，當然是擔心，但我思想上準備得不那麼充分。他計畫的很周全，怎麼進，怎麼出，出了意外怎麼應付，走前他還給了我一張名單，說萬一出事就找他們。他在中國的頭十天，每天還給我打個電話。那十天簡直太難熬了，我把孩子都託付給了姐姐，我每天就是焦急地等著建利的電話，看他是不是還安全，被抓了沒有。
李：你是什麼時候知道建利被捕的？
傅：他被捕幾個小時之後，我就知道了。當時晚上十一點鐘，有個朋友給我打電話——他沒告訴我名字，說建利讓我給你捎個話，他出事了，在昆明機場被扣住了，讓我設法營救。我當時就慌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個小時後，建利給我打了電話，說關在昆明機場附近的一家旅館裏，證件都收走了，他們已經知道他是誰，他可能很快會被轉到其他地方，會有段時間聯繫不上。第二天上午十點，我們又通了一次電話，再過一小時他就被帶走了。從那以後，有一年半與楊建利完全失去聯繫。
李：一年半中，一點消息都沒有嗎？
傅：當時有各種說法，有的說關在昆明，有的說在北京，還有的說在山東、東北。但只有一個正式的消息，建利4月26日被捕，5月10日，中國外交部有個聲明，說“有個自稱楊建利的非法入境，公安部門正在對此調查。”聽到這個消息，我就放心些了，起碼知道中國政府承認這個人在他們手裏，而不至於失蹤。
李：就怕是秘密失蹤，一旦失蹤就不知道會對他做什麼。
傅：我知道這個消息後，馬上就去了美國國務院。美國國務院很快就通過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與中國外交部交涉。
李：建利被捕後，你很著急，竭力營救，但當時你有沒有個預想，大概估計他會被關多久?
傅：當時以為他很快就會被放出來。那時期，好像胡錦濤要訪問美國，正是營救楊建利的時機。那兩個星期，我就住在華盛頓，每天跑國會、國務院。我見了美國主管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他讓我給他兩天的時間，可能有轉機。我以為，問題解決了。幾天後，他們告訴我，事情不順利，中國以反恐的名義 ，拒絕釋放楊建利。你們美國反恐，我們中國也反恐，對持假證件入境的人要嚴肅處理。我一聽，就哭了。
當初，我也沒想到建利會關五年。總是想要盡一切辦法去營救，他很快就會出來。因此，我就抱著這個希望不停地去做，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地過去了，一下就是五年。如果當初就知道要坐滿五年的監獄才能出來，也許就沒有那麼大的幹勁兒了。
李：不過，如果不是這樣地努力呼籲、營救，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和國際輿論的壓力，建利也許在監獄就不止五年，會多得多。師濤就是給海外傳了一個上級有關“六四”期間的新聞報導通知，就被判了十年。中國對政治犯的審判，不是依據法律，而根據國內和國際政治鬥爭的需要。因此，對於政治犯的營救、呼籲，及國際社會的壓力是不能少的。
傅：我不很懂政治，但我知道作為政治犯家屬，為爭取親人早日釋放，在外面的呼籲、營救、喚起國內外輿論的關注和同情非常重要。
李：中國的政治犯不少，你認為政治犯在獄期間，他們的家屬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建利入獄期間，你最痛心最大的難處是什麼？
傅：我想每個政治犯的家庭情況不同，他們面臨的困境也不同，國內和國外的狀況也不同。國內政治犯的家屬更是困難得多，比如丈夫入獄，妻子下崗，那麼家庭的每天生計就是問題；再比如，如果攤上家人生病，或雙方父母，或子女；還有，中國社會對政治犯的家屬的歧視，也是有形無形的摧殘。就這些，我在美國的情況比他們好得多。
建利入獄後，我在經濟上有壓力，少了一個人的收入，而且要營救建利，四處跑，也是不小的開銷。但是，我畢竟有工作，也有朋友們的一些幫助。因此，經濟對我不是大問題。我最大的難處，也是最讓我和建利痛心的是孩子的教育。建利入獄時，女兒9歲，兒子6歲，都正是成長的時候，他們失去了父親的呵護和教育。這還不同于單親家庭，單親只是分居，孩子還是能定期見到父親，和他在一起的。母親再好，也替代不了父親，失去父教，孩子的成長會有缺陷，有些是終生的，彌補不回來。
李：建利入獄對孩子都有什麼具體影響呢？
傅：建利不在，對兒子的影響更大些，兒子更需要父親嘛。比如父親不在身邊，缺少父親的保護，他沒安全感，敏感、膽小，過分依戀母親。比同齡的孩子，我們的兒子心理成熟的晚，幼稚。我頭次去中國看建利，把他放在姐姐家，都沒敢告訴他。我不在，他就不安得不得了，晚上睡不著覺。一般的孩子不會這樣。那一次，中國政府沒讓我入境，我兩天就回來了。
李：你和建利 不要太著急，孩子的心理彈性很大，人有很強的自我調整和適應的能力。現在建利也回來了，孩子們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改變自己。他們的這段經歷，也是他們人生的特殊經驗，不一定就是壞事，會使他們對人生和社會有更深更豐富的理解。比如未來如果他們當律師、作家、學者，這些經驗就很有益的。
在楊建利入獄期間，你為他做了許多呼籲、營救工作，我曾讀到不少這方面的消息。良心犯在獄中，外面的呼籲、營救很重要，包括家人的努力。楊先生在監獄期間，您都做了哪些呼籲、營救的工作？它們有什麼效果？就您這幾年的經歷，你覺得一個良心犯的妻子應該怎樣為監獄中的丈夫呼籲、營救？
傅：如果你要做，可做的事情很多，每天都做不完，寫不完的信、彙報，發不完的消息、email。這幾年，營救建利已經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內容。我要經常跑美國國會、國務院，見議員，彙報建利案子的進展和他在獄中的情況。我還帶著孩子跟建利的父母、姐姐們一起多次跟我的法律顧問 傑汝姆(Jerome Cohen)、傑瑞德（Jared Genser) 及國會議員巴尼 (Barney Frank)、科瑞托佛（ Christopher Cox）、 麥克（Michael Capuano) 在美國國會召開新聞發佈會。我也給布希總統、鮑威爾國務卿、賴斯國務卿等寫了不少信，向他們求助，對中國施加壓力。我兩次進北京探望楊建利，也都去拜會了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克(Clark Randt)。另外，我也向美國當地社會和民眾求援，教會啊、學校啊、工作單位啊，請他們給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寫信和呼籲。溫家寶訪問哈佛的時候，我找了楊建利的導師，他找了許多哈佛教授聯名寫信，要求中國政府釋放楊建利，哈佛大學校長也當面向溫家寶提出了這一要求。我也與各國際人權組織聯繫，請求他們在國際社會呼籲，如我到國際大赦就作了兩次演講，每次有上千人。我還拜見了人權觀察，中國人權，對話基金會, 勞改基金會, 魏京生基金會,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等人權組織的負責人，並跟他們保持資訊溝通，爭取他們及時的幫助。我還與建利的律師莫少平保持頻繁的交流，我們全家對莫律師都非常感激。他當時是在我們家屬被允許會見建利之前，唯一能夠跟建利見上面的人。特別是在建利的案子宣判以前，他做了很多溝通的工作，也正由於他能在建利和我們之間捎話，給我們全家帶來很多的安慰。與媒體的接觸就更多了，美國各大報都報導過楊建利的消息，海外中文媒體的登載的更多。還有，我還要向中國政府抗議。那年新年，我們全家，連同建利的父母到中國大使館門口絕食抗議。
你知道，我不是善於在社會上活動的人，楊建利的事我以前從來都不參預。但是這幾年，我的確跑來很多路，見了很多人。
李：建利該為有你這樣的妻子而驕傲，應該說當初他抓得也很准，也娶得幸運。有句話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這話也該用在中國的民主事業。
政治犯的家屬都盼望親人早早出獄。但是許多人缺少經驗，比如，他們不願意媒體報導，也不願意呼籲，特別怕與海外聯繫，怕被安上與政府為敵的罪名，遭報復，讓親人在獄中受更多的苦，被延長刑期。
傅：這種擔憂很正常，不要說國內，我們在美國最初都有這樣的擔心。建利在看守所時，受到虐待，開始我們不敢對外說，怕他們報復建利。但是建利堅持要抗議，要上告，要我們將事情公開於世。我們這樣做了，獄方感到法律和輿論的壓力，就向建利道歉，表示以後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以後，獄方也就不敢再虐待他了。
我們需要學會抗爭，說話，用法律保護自己。我們的親人遭受到不公正審判和迫害，我們就是要說，要和他們爭，用各種方式，無論是上告上訪、找律師，訴諸媒體，寫公開信，求助於國際輿論，抗議示威，都是有益的。我們沒什麼可怕的，他們給我們親人定的罪已經在那了，他們會因為我們家屬聽話，就給他減刑嗎？我們不搞暴力，用憲法給予我們的權利為親人呼籲，有什麼可怕的呢？
李：正是這樣。許多政治犯家屬總是以為，不聲不響，按他們的意思辦，取得他們的好感和同情，親人在獄中的處境就會好點，其實正相反。共產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嚴； 同樣順從也從嚴。 家屬越沒聲音，越順服，越膽小，他們的親人在裏面就越受欺負和虐待。因為你沒聲音嗎，所以獄方就可以任意胡來。
傅：我們的各種呼籲、營救，其實都是政治犯家屬在法律範疇之內的正當權利。現在不都是講維權嗎，我們政治犯家屬也要維護和行使我們為親人呼籲的權利。
李：這話太好了！希望國內政治犯的家屬能夠聽到。我聽說。建利
想在海外籌辦一個營救中國政治犯的項目，這是很切實也很重要的事情，我盼著他成功，也盼著各界人士支持他。在這個項目中，應該有一項就是幫助政治犯的家屬。
傅：建利想做這件事情，是有切身體會的。
李：確實應該做，我們也都應該支持。在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中，有許多犧牲和承擔是看不到的。在中國每個政治犯的身後，都有一個家庭，有他們的妻子、兒女、父母兄弟姐妹，他們每日承負著艱辛苦痛，有血有淚。這是對推動中國進步最實際的承擔和付出。我想，現在以至以後，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他們。中國的政治犯最終是會被歷史重新評價和記憶的，他們為中國的未來付出，而中國的未來也必會酬報他們，在那一天，我希望除了他們本人之外，人們也能看到他們身後的家人。
傅：你的話讓我感動，我們的苦沒有白受。
李：謝謝你！謝謝所有政治犯的妻子和家人！
2007年10月 於美國
《人與人權》12月2007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