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8日讯】 郭泉：民主先声62：当代大多数知识份子已经成为了一党专制的“会说话的工具”
我们进行生活、生产和管理都离不开工具。然而，工具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沉默的工具，例如刀棍；二是会发声的工具，例如牛马；三是会说话的工具，例如人。
第一类工具是完全没有自主性的。无论主人怎么使用它，即使是毁灭性使用，第一类工具也完全沉默，因为它是完全无自主性的。这一无自主性，表现在无意识，于是也就无语言。
第二类工具是动物，已经具有了最基本的自主性意识，但是由于只有它自己种类的生存意识，而没有人类的思维意识，所以，动物只能顺从主人的摆布。至于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只是小波的自诩而已。
第三类工具是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件工具。我们都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工具。但是，由于我们人类的生活生产有真理和谬误之分，管理有民主和专制之分，所有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是有思考的。当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属于真理范畴，且符合民主要求的，这个工作我们就信心百倍。当某工作不符合民主的要求，属于谬误的范畴是，我们是可以拒绝工作的。
人作为一种有思维的工具，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是可以自己寻找主人的，例如，我们到底是选择成为专制、奴役的工具，还是选择成为民主、解放的工具呢？
选择成为专制、奴役的工具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被迫，一是自愿。
前者在本质上是反对专制的，所以是一种胁迫行为。后者却是一种主观愿望，是主体行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他们在面对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时候，采取了依附意识，前者虽然在主体上没有以主人的意识为自己的意识，但是行为却符合主人的意识；后者即以主人的意识为自己意识，其行为与主人的意志完全一致，并有所发挥。
对前者，虽然他作出了合乎专制统治者意愿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他们仍然应该怀有同情心的。因为他们也是专制的受害者。他们无力抵抗，只能顺服。
其实，我们也是专制的受害者，但是我们觉醒了，不再成为专制主义的工具了。
我们考察那些一党专制的“会说话的工具”，可以发现一些共性。它受制于、依附于专制（官）文化。其意识特点，一是“感恩戴德”，错误地认为自己的生活资料来源于专制统治。所以要“感恩”。二是“安份守己”，如莫论国是等。这也就把公共事务和政治拱手让给了官僚阶级。三是“自私自利”，面对人民的苦难扭头而去。四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五是“走狗帮凶，共同施虐”。
时下中国的思想界，盛行所谓左派与右派的分流、争锋，从形式上说，左派坚持社会主义，右派宣扬资本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只是经济制度而已。而政治制度只有两个，要么多党民主竞选，要么一党独裁专制。
笼罩中国思想界的左派和右派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中国社会真正的病根——独裁专制体制。我们判断一切社会势力与一切思潮的根本标准，就是对此的态度如何。
一切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份子，最应该知道专制对人性的破坏和毁灭。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些成为“会说话的工具”的知识份子，已经完全走到了人性的对立面，他们实施和他们的独裁主子的精确合作，他们在各个舞台上扮演着人民公敌的角色，诸如，大学课堂、舆论媒体、网路论坛等。
他们的角色是，反动教授、反动政客、反动的网路评论员（这些人由于据说撰写维护专制打击民意的文章，可以获得每字零点五元的高收入，而被人民、被正直的线民戏称为“五毛人士”）。
郭泉：民主先声63：员警同志，我也想“带好儿子教好书”，可是我怎能不管国家人民呢？
从2003年我开始做爱国反日的民间保钓运动开始（位于东海的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现在被日本人占据），负责对我进行帮教的员警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凶恶，有的温和，有的无礼，有的文明；有的是敌人，有的则可以做朋友；有的心中有了民主的启蒙思想，有的却满心只有专制理念。
中共十七大期间，由于我和我的朋友也召开了我们的17大，并形成了十七大决议，而再次受到员警同志的高度关注。长期以来，我和我的朋友们有了一个学习习惯，就是对当前的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或在茶楼，或在公园空地，或在某家客厅。可正襟危坐，可饮酒进食。但是，一个讨论结束，就会由我形成一个大会决议，冠以N大决议。上周已经就中国的蓝色革命，召开了18大，并形成了十八大决议。
2007年10月中旬，中共的17大还在进行期间，而我们的十七大已经作出决议。就在我公布我们的17大决议后几天，2007年10月17日，员警同志一行4人，携我单位中共党总支书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潘文老师）把我请到南师大仙林校区的保卫处，和我进行了广泛、友谊、激烈的会谈。
会谈期间喝茶2瓶，抽烟无数。时间长达3小时。
会谈首先从我的工资到底是共产党发的还是人民发的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论。
员警同志认为，我的工资是共产党发的。而我认为我的工资是人民发的。我的理由如下，第一、人民纳税给国家政府，第二、政府再对人民的纳税进行分配，其实大约不到4%的部分被投入教育事业。第三，这个教育投入的一部分是教育基建、还有一部分是教师的劳动报酬。
此时员警同志的大意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个教育投入。这下我笑了，中国的教育在古老的夏商周时代就有，换了任何政府，也必须进行纳税的教育分配问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的工资是人民给的。我还顺便告诉员警同志，员警的工资也是人民给的，而和共产党无关。
关于我的工资和员警的工资的来源问题讨论结束后，员警同志和我就本人长期提出的“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努力建设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思想展开热烈讨论。
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目前执政的共产党是否是人民的选择。我的回答是，共产党是中国人民49年的选择，对此我不持异议。但是，现在是2007年10月份了，人民是否还选择共产党，这就需要看人民的投票结果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人民的投票，凭什么说人民愿意被代表了呢？而且还是三个都代表了。
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二，是多党竞选是否符合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我的意见是，当然不符合，因为宪法规定了只能坚持共产党执政。但是，一切宪法都不会是要使用几万年的，就是49年后，宪法还进行了很多次修改呢，当然未来的修改也包括修改这一点。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提倡创新的社会，创新有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两种。而修改宪法的这一点，不仅是执政理论的创新，也是执政技术的创新。
最后达成共识，民主是必然趋势。员警同志认为目前民主的时机还不成熟。是的，我说，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让这个时机成熟。本人在会议中再次重申了本人立场，第一，爱国爱人民，第二、只是对执政方式持不同政见，第三、反对暴力革命，第四，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加快建设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
11月2日，一个负责我的员警同志，也是近年来最受我喜爱的员警同志给我短信，希望我“带好孩子教好书”。我立即回信：是啊，员警同志，我也想“带好儿子教好书”，可是我怎能不管国家和人民呢？
郭泉：民主先声64：我们必须拨乱反正，其唯一结果只能是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其终极目标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这两个目标里，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民主。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两个目标不是一般指标性的目标，而是“两个极大”。从极限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说某目标是极大，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在路上。
例如，《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个极限，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就在一条不断向善的路上。
如何才能使得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人性在通向“两个极大”的路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课题。
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当代欧美的多党民主竞选，在人类的这些千百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执政观念的人民组党，然后进行多党民主竞选，是人类历史的主流。只有实施多党民主竞选的国家，人民才能在多党民主竞选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和人性收获。
任何打着民主竞选旗号而获得执政党地位，而后实施集权专制的国家和政党，事实证明，是极其反人类的，例如法西斯德国。更让我们警惕的是，希特勒也是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选的。
任何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实施一党独裁专制，为了维护其执政党地位、搞军备竞赛而让百姓缺衣少食的国家和政党，事实证明，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例如前苏共。
任何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实施一党独裁专制，并把人民的财富用经济改革的方式弄到执政党腰包里的国家，事实证明，也是极其反人民的，例如中国。
人类的生活，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这“两个极大”在此三方面的运用为：
经济上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让人人都有生活保障，这样才能使得大家都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政治上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让各类对国家对民族自认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观点能得到人民的选择，这样才能使得人民从各类观点的竞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文化上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政策，使得各种文化都能进行充分的辩论和展示，这样才能使得人民在各种文化中得到思想上的休息、训练和前进。
全民福利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多样化的文化建立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在追求社会的财富和政治的特权，而是追求人自身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含义。
那种认为，经济上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政治、文化上我们搞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我们的确需要发展生产力，但把我们的生存目的仅仅解释成是发展生产力，把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种资源去加以配置，变成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就已经彻底的背离了人的本质，而把人变成了经济霸权和专制统治的奴隶。
所以，除了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当今中国的所有社会矛盾已经聚焦到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那个主题——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了。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思考过，但是，他们最后却更多地担心他们的执政地位被其他民主党竞选掉，而在1957年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反右运动”，把要求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党人悉数迫害致死。
现在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这个拨乱反正的唯一结果，就是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郭泉：民主先声65：国民党已经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到现在还没想和人民共产
一般人都知道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此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也知道孙先生还有一个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思考。
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
国民党是靠暴力革命驱除鞑虏的，后又用国民革命军平定了军阀混战，所以，这段时间应该属于军政。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暴力，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革命行为。
但是，暴力由于其手段与革命物件实施的手段完全一致，且暴力极易产生新的独裁专制而历来受到人民的高度警惕，所以孙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暴力。
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
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其实是民生的内容了。但是，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国民政府的训政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破坏。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
等到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的战争资源已经完全耗尽。此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派一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宪政。而国民政府认为战争刚刚结束，还不够宪政的时机。与此同时，前线因为受降问题发生国共冲突，最终爆发内战。
1949年，共产党颠覆了国民政府，并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执政党）驱逐到了台湾。
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重新走了一遍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首先，于1949午5月l9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实行军事管制。显然，这就是军政。其次，是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训政和民生。
在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此举就是台湾的宪政。
国民党最后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到现在还没想和人民共产。极少数的先富权贵控制着全社会95%的财富。同时，共产党还控制着一切权力，而不愿与人民共同竞选这一个权力。
事实证明，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是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