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希望之声报导) 汪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周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汪洋。
横河：大家好！我是横河。
汪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来看一下二月廿五号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七十九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由华人导演杨紫烨制作的反映安徽农村爱滋病孤儿生活的记录片《颖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奖。由于这是极少数由华人导演制作的电影获得奥斯卡奖，在海内外的华人社区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部片子是中英文双语片，英文影片叫做“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横河先生，您记得以前曾经有一部中文记录片，也是反映关于爱滋病主题的，而且是由民间制作的？
横河：是的。那部片子是武汉电视台的陈为军拍摄的。他拍这部片子完全是个人去拍的，片子题目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片子是到河南著名的爱滋病最严重的上蔡县文楼村采访一家人家。这个家庭一家五口有四个人感染爱滋病，只有一个九岁的大女儿是健康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讲的就是这个家庭的生命故事。他一直在这个家庭里面跟踪拍摄。这部片子在国际上也得了好几个奖；但是没有得到奥斯卡奖，只得了一些人权组织或者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发的奖。
汪洋：我们都知道爱滋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当然也很难例外。而爱滋病在中国的传播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据官方统计，二零零六年感染爱滋病毒的人数达到八十四万，已经染病死亡的有廿四万，而民间的估计是在两百万到三百万人之间。
横河：虽然说中国很难成为爱滋病流行的例外，但是中国爱滋病的传播模式有他的一些特色。爱滋病传播模式大家知道有很多种，其中比较主要的是吸毒共用针头或者性传播，还有一种是血源性传播。中国特色的爱滋病传播模式，很主要的一个方式是由卖血引起的交互感染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和国际上比较多的传播模式是有很大差别的。
汪洋：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要为爱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承担责任，但是也有人说爱滋病早期传播时，中国卫生官员和政府部门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到底政府在这其中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横河：中国由卖血引起的爱滋病传播，最主要的是集中在河南、安徽、河北这一带的农村地区。我认为政府是要承担责任的。比如说河南省政府特别是河南省的卫生官员，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提倡所谓的“血浆经济”，也就是鼓励或动员农民去卖血，用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
所谓“脱贫致富”，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就是把“脱贫致富”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从而不择手段的来达到这个目的，以便使这些官员有一个政绩。比如说我这里多少多少人脱贫了，实际上是完成一项政治任务，所以政府是有责任的。
汪洋：也就是说这些穷苦的老百姓为了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要“脱贫致富”，就是要去卖血来达到这个目的。
横河：中国以前就有农民卖血，但是作为中国普通农民来说，在传统上他们是不卖血的，或者是不愿意把血献给别人的。这个要形成一个气候的话，事实上当地政府是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才能造成这样。所以不仅是农民本身要求“脱贫致富”，它也是一种政府的行为。
第二，当这种事情发生以后，政府起了什么作用？至少河南政府在这里起的真正的作用，是掩盖爱滋病的发展；还不仅是河南政府，各地都是。因为早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有人已经报导过了，他们参加国际爱滋病会议的时候，采访了一些中国的专家，有一些专业人员已经表示担心，当时他们已经观察到血源性，由于输血引起的爱滋病的流传。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揭不出来。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估计中国流动卖血人口达到三百万左右；但是官方尽量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一直到最后是被揭出来了。官方长期的压制和掩盖，就造成了普通农民、普通的城市居民、普通的民众没有机会得到真相，不知道爱滋病毒在血制品当中，血的来源中有相当大的爱滋病带毒人口，这个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由于公众长期不能得到真实的消息，所以是政府有意掩盖而造成的一种灾害。
这种灾害是人为的。这是中国政府常用的一种办法，对于各种各样的重大灾害，在一开始就本能的产生一种掩盖的处理模式。这还不仅仅是爱滋病，以前“萨斯”流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去年禽流感出来的时候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所以掩盖已经变成了一种常规模式，直接报导倒变成不正常的模式。
汪洋：正因为中国政府提倡“血浆经济”，爱滋病通过这些流动的卖血人员而传播爆发的时候，官方却用掩盖事实真相的办法，不让公众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您认为中国政府在爱滋病传播方面是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么关于政府掩盖病情，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实例呢？
横河：比较直接的一个实例，就是原来河南省卫生厅有一个疾病控制处处长叫马士文。外界得到了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二零零二年七月关于河南省爱滋病情况的一个文件。当时河南省就认为是他透露这个文件给外界的，所以河南警方就把他逮捕了。这份文件署名是“河南省卫生厅”，名字叫“关于全省爱滋病工作的汇报”，这是汇报给中共河南省委的一个专题汇报，日期是“二零零二年八月”。
这篇文件里面只是对当时河南省“血浆经济”的情况作了一个介绍，另外还有各地卖血人的情况介绍；其中有这些卖血人员爱滋病毒感染率的一个数字，那就属于机密了。最终马士文被无罪释放，因为他自己不承认，警方怎么也找不到证据来证明他和这份文件的泄漏有关，但是他已经前后一共失去自由达二百七十天。
尽管最终没有因此定罪，马士文还是受到处分，河南省卫生厅把他撤职了，他是疾病控制处的副处长嘛。他的职务被撤了，留党查看，还把公务员的职务也开除掉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暴露了爱滋病的报告文件。这份文件公众是有知情权的，公众有权知道本省或本地、我交税的地方疾病的流行情况，这些情况不应该成为国家机密，甚至不应该成为当地省里面的机密。如果把它作为机密的话，那就是刻意在隐瞒。
当然还有很多例子，民间的防爱滋病的团体和组织到河南去调查的时候，受过很多很多的阻碍，包括河南省有些县、有些市通知村民，说你们抓到一个来采访的记者，给你们五十块钱奖励，农民说这奖励比我们卖一次血还多。因为有时候卖血只能拿二十块钱，抓到一个记者，政府就能奖五十块钱，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实例，证明政府是在刻意的掩盖这边的传播情况。
汪洋：其实像一开始提到的陈为军，他在拍摄《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影片的时候，曾经被村民还有村干部围截、堵截要抓他，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后才拍出了这部影片。您刚才提到萨斯还有禽流感，在这些问题上呢，主要是因为官方的不作为而导致了疫情的爆发，那么在爱滋病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责任看来不仅是不作为了，而且还在掩盖这个事实。
横河：其实在萨斯和禽流感的问题上，政府也不仅仅是不作为。因为大家知道禽流感的事情出来以后，农业部等八个部一起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说，任何个人不能够对外发布对于禽流感的研究成果，还不仅仅是发布疫情，疫情发布当然是政府的责任，就是连研究成果都不能发布。所以它不仅仅是不作为，它是反作为，它自己不作为还抑制民间的努力，包括科学家的努力。
我记得一个防治爱滋病的活动家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现在就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对付爱滋病，还有一个是对付政府”。可想而知政府对民间防治爱滋病的障碍是最主要的障碍；萨斯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记得在萨斯流行的时候，中共的媒体就宣传了很多在党的领导下怎么战胜疾病的，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误导。其实中国政府在萨斯流行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很多措施，特别是早期，后期也没有采取很多措施。
因为萨斯的流行和爱滋病还不一样，爱滋病必须是由血液接触才能传染，所以它的传染途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切断；而切断萨斯的流行途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空气传播。中国政府说了很多很多，实际上你看它当时宣传说发现了什么新药、发现了什么治疗方法，到最后证明全都是假的，它没有采取过任何有效的措施，甚至它都不知道什么措施是有效措施。
这完全是一面倒的宣传。党的路线就能够控制疾病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误导，最终使人们放松了警惕，不去寻找真正的防治方法，而一味的相信政府，这是非常荒唐的做法。萨斯的流行实际上是自己停下来的，并不是党领导什么什么战胜的，这个党到现在也不能说清楚它怎么领导人民来战胜萨斯的。
那么这种舆论的误导和行政部门的掩盖结合起来，如果真的有一个大的疫情爆发，可能在早期阻止它的机会就失去了。
最早我们听到爱滋病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听到广播里面说美国发生了一种什么什么病，科学家当时还找不到原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病，只知道是免疫系统全面崩溃。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媒体很快的就把这种重大的疫情报出去了，各方面的关注，包括民众的支持就有助于政府向这方面投资，而科学家也进行研究，很快呢，这个病因就找到了。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真正能够找到病因、真正能够让专家去研究的话，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支持，这种支持呢，包括早期的舆论曝光，把结果让公众知道。但是在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相信这种疾病一旦流行起来以后，一定要到了相当规模掩盖不住了，政府才会把它公布出来。
汪洋：所以在爱滋病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民间的很多人士做了很多的努力，就包括这部获得奥斯卡奖的《颖州的孩子》，也是反映了在安徽农村一个得了爱滋病的孩子的经历，这部影片实际上把中国爱滋病的问题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那么您认为作为中国政府在防治爱滋病方面，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呢？
横河：我认为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应该是社会和政府两方面的合作，而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的是社会上的。比如说像拍这部片子和前面我们说的陈为军拍的那部《好死不如赖活着》，包括河南“中国防爱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医生，包括胡佳，这些人都是属于社会努力的一部分。
但那是不够的，因为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和相当的人力物力，仅仅社会力量是不够的，所以需要政府方面的合作。而社会责任和政府责任这两方面的话，我认为政府责任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而且是起到反作用的。
那么政府方面呢，我觉得有两个责任，一个是造成爱滋病流行的责任，再一个是善后工作的责任。刚才我们谈的就是造成爱滋病流行的责任，包括地方政府启动的卖血经济呀、包括由掩盖造成的传播。
还有一个是事后的惩罚。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爱滋病，由于你们的鼓励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掩盖或者是不作为，不管是哪一项造成了爱滋病的流行，那么当地的官员必须受惩罚。可是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中国哪一级政府官员，包括河南省政府的各级官员，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件问题上出来承担责任的，也没有看到更上面的一级对他们进行过惩罚的，所以这部分政府的责任没有尽到。
第二个呢，就是善后工作，我们看这部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善后工作。《颖州的孩子》讲的是一个孩子他父母爱滋病死了，他自己也是一个爱滋病毒阳性，这些孤儿的生活就是一种善后工作。
还有包括已经得病的病人的问题，比如说对广大人民进行爱滋病的基本教育，还有采取预防措施；另外呢，给得病的人免费治疗，对于这些家属或者是整个地区进行福利救助；然后对爱滋病造成大量孤儿的情况，政府应该去投资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件事情呢，无论是中共还是各级政府都没有做善后的福利事业，都没有做。
那么中共和各级政府在干什么事情呢？最典型的，现在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盖豪华办公楼，网上有一些照片就是讲中国各地的豪华办公楼，包括河南省这么一个贫穷的省份。
徐光春是河南省委书记，原来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局的局长，在江泽民时代把他放到河南省去做省委书记，所以他是江泽民这个系统的人。在河南省，爱滋病流行的时候，也就是前两三年的时候吧，他召集河南省的干部开会，叫大家到枣庄去学习。
山东省枣庄市，是一个四百万人口，年产值四百亿人民币的一个相对比较穷的城市，它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当地的官员，在离城区二十三公里的地方建了一个豪华办公区，一个豪华居住区，然后为了让官员们可以从枣庄市到二十三公里外的办公区去办公，修建了一条二十三公里长的通勤公路，这条公路比北京的长安街还要宽。
你说说看，当这个地区爱滋病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的时候，中共的一个省委书记关心的是各级政府怎么样去盖豪华的办公楼。
汪洋：所以无论是中共还是官方，他们都没有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在防治爱滋病方面不仅是没有作为，而且还起了反作用。我们也知道通常爱滋病的治疗费用都是非常昂贵的，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官方有没有能力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爱滋病流行的地区广泛的使用这些药物进行防治工作呢？
横河：从表面上说，爱滋病治疗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中国好像是没有条件做，其实这是一个误导。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有没有钱？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了，一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中国的官员2006年吃喝掉的钱是6000亿人民币，这个6000亿人民币能买多少、能生产多少防爱滋病的药物？
再看看我们刚才说的河南省地方政府的豪华办公楼，你看这些豪华办公楼比美国同水平的城市不知道富裕多少倍？如果仅仅是以官员的办公楼来衡量两个国家的标准的话，那么人们一定会相信，河南省比美国加州还要富裕，所以它并不是没有钱。
第二个，即使是钱少的话，能不能办事情？就以治疗为例吧，我们都知道一个华人科学家何大一在美国创了鸡尾酒的疗法，这个鸡尾酒的疗法后来就成为爱滋病治疗的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段，当然它要花很多钱。
但是这种推广在中国遇到了很多障碍。据我所知，有一些专利的拥有者，这些药物的专利拥有者没有人在乎让第三世界国家去生产这种药物，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类道德的问题。没有一个科学家愿意为这种事情来丢自己的份子，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生产了，我们不让他用，因为这是一个救无数人生命的事情。据我所知有人曾经向中国政府表态：我们不要专利权，你可以生产这个药物。
这样的话，药物的价钱其实是很便宜的。但是据说中国没有一家厂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愿意接过这些东西来生产，因为大批病号是在农村，他们付不起钱，从这里赚不到钱，所以他们不去生产。这个是从比较可靠的途径，甚至是当事人告诉我们的消息。
也就是说这些药物在中国生产的话，并不会这么昂贵，关键问题是政府有多大的决心去生产这些药物、去投资。显然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意愿并不是非常的强烈。
汪洋：说到中国政府防治爱滋病的意愿，我们可以通过高耀洁医生的经历来看一看。高耀洁医生被称为“中国防艾第一人”，最近国际组织《生命之音》给高耀洁医生发了“女权活动人士奖”，然而河南省政府却百般的阻挠她去美国领奖，甚至要求高耀洁医生自己出面拒绝赴美领奖。而高耀洁医生却坚持要去领奖，那这其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横河：高耀洁本人是一个退休的妇科医生，很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河南的一位爱滋病人，然后就发现了爱滋病的传播途径完全是由于卖血造成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一直用自己的钱奋斗在抗爱滋病的第一线。她今年已经八十岁了，她用自己的钱去印爱滋病的普及知识的资料、调查爱滋病的传播途径、寻找预防的方法。
但是她面临的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我们说的河南各级党政部门。她这已经是第三次得奖了，我记得上一次得奖是在菲律宾，菲律宾政府给她一个奖，结果也是由于河南省政府的阻挠没有成行。这一次是因为《生命之音》这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中国政府据说是由胡锦涛本人批，然后吴仪又下达了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省政府不得不放行，让她到美国来领奖的。
汪洋：那么河南官员百般阻挠高耀洁出国领奖，是不是也是为了掩盖爱滋病在河南省蔓延的情况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横河：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想掩盖河南省爱滋病的传播途径。因为这一条对河南的官员是非常不利的，河南官员自己也说这是一个形象问题。因为高耀洁医生跟河南官员最主要的分歧是爱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在河南是什么？中共官方的说法呢，它早期强调是个人因素，比如说吸毒的人用交叉的针头，或者是性传播。这种说法就推掉了政府的责任，把它变成了患病者自己的责任。
而高耀洁医生因为在第一线，所以她就认为在河南、至少在河南她所调查过的地方，卖血造成的交叉感染是最主要的。这样的话就把责任转到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身上去了，河南的官员认为这些影响到河南政府的形象，所以百般的阻挠她。
汪洋：那么这一次高耀洁医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直接介入，支持她去美国领奖，那是不是表明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政策将会有所改变呢？
横河：就仅仅是高耀洁医生个人能够放行出国，还不能说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有政策上的改变。我想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血浆经济”造成的爱滋病传播因素，通过各种民间组织、各种民间团体的努力，已经曝光在全世界面前了。反正已经瞒不住了，不需要再瞒了。第二个呢，这个灾难主要在九十年代，也就是在江泽民统治时期造成的。所以新政权并不愿德为这件事情去承担责任，他们也没有必要去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
另外一个呢，也有人提出来说快要开十七大了，跟十七大以前的权力斗争有关。当然不管有关没有关，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七大之前，中共整体来说，中共中央对于新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报导的控制并没有放松，也没有改变，所以并不是说整体政策有了重大的改变。
特别是地方的权力集团，他们会用一切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中央的统治也得依靠各地的官员、地方诸侯来管理控制，所以他们要消除的只是不听中央话的这些人，并不是说他们愿意放开舆论控制，放开这个报导或者揭露这个事实。因为这些事实真的被大量揭出来以后，那中共的形象整个就垮掉了，中共本身也就垮掉了。
汪洋：那中央是不是也藉用这个事件来打击河南的这些地方官僚呢？
横河：我想可能是有这样的因素在这里头。但是中共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已经得到全部利益的权力集团了，所以它上上下下的利益其实都是绑在一起的。不管是内斗也好，其他因素也好，会影响到中共最根本的利益和中共的生存的话，那么它们会暂时把权力斗争放到一边去的。
所以我并不看好权力斗争这一说，因为权力斗争不管是怎么斗，它毕竟是……你比如说高耀洁医生要出国，一个省政府就竟然就能够出动力量，用警察把她软禁起来，把她看起来。警察是干什么用的？哪一个省政府或省委可以动用警察来看一个人呢？这个做法就不对。
而且对于一个民间抗爱滋病的医生，八十岁的医生，国际上给奖，竟然要中共的总书记来批，这就证明了这个党的运行机制整个就是不正常。从这个问题上没有看到中共有改变的迹象。当然高耀洁医生本人能够出来，能够和国际媒体见面，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情。
汪洋：对于仅仅是高耀洁医生出国，并不能表明中共在爱滋病防治的问题上的根本政策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越多的舆论曝光，对于中国爱滋病患者来说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也给官方一些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为这些爱滋病的感染者和爱滋病的受害者提供一些帮助吧。
横河：对，减少一些阻碍吧。对于民间的努力减少一些阻碍也是好的。
汪洋：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横河：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录音整理)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