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报导）在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月刊最近连续发表文章，不仅呼吁中国政府开放媒体监督，而且倡仪中共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文章的发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有人说，《炎黄春秋》屡次触及敏感话题却没受到惩处，可能是与中共在十七大推动政治改革的意图相契合。但是，熟知中国政情的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炎黄春秋》一贯言路开放，这些文章的发表应该不是政府的刻意行为。
《炎黄春秋》杂志在今年的二月号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大胆倡言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走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炎黄春秋》三月号则刊登了吴敏的文章《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四月号又登载了中共前宣传部长陆定一之子陆德的文章，说陆定一主张公众和媒体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谢韬的文章。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否定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暴力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此外，在和北欧国家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了比较后，谢韬得出结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有媒体报导说，中共有一些官员对这篇文章大加声讨，认为“这是对中国国家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最危险的攻击”。
和这些文章的内容一样受到外界关注的是，就是这样触及底线的《炎黄春秋》杂志至今仍没有遭到中宣部惩罚的迹象。和《炎黄春秋》一样比较开放的杂志，像《三联生活周刊》和《百姓》最近都因为刊登回忆文革和唐山大地震以及揭露地方官员腐败的文章而遭到整肃，主编换人，杂志的编辑方针也被调整。
那么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安然无恙呢？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刘晓波说，其实《炎黄春秋》杂志一贯都是言论开放，最近这几篇文章没有什么特别—
刘晓波：“他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时候发表过李锐的《给十六大的一封信》，主题就是谈政治改革。李锐的所有文章比现在所有的这些文章都开放。”
刘晓波还说，中国的宣传部门对《炎黄春秋》“手下留情”的一个原因就是《炎黄春秋》与中共党内一些离退休高级干部中的开明派有很密切的联系，包括李锐、胡绩伟、杜润生、阎明复等人。
另外，据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该杂志的社长杜导正曾经是中共现任主管意识形态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老上级。因此，用刘晓波的话说，《炎黄春秋》所处的小环境使得它能够保留言论开放的风格。
香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何亮亮也告诉本台，他认为《炎黄春秋》发表言论比较出格的文章应该不是政府刻意的行为—
何亮亮：“如果官方刻意要发表这样足以引导整个中国的舆论的，大概会在一些更具有官方色彩的、更正统的、更主流的一些刊物，如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学习时报》，如果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的话，就可以看成是官方的一种舆论气球。”
因此，在何亮亮看来，几篇文章言论大胆，并不意味着今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在政治改革上有大的作为：
何亮亮：“这说明十七大甚至是奥运会召开之前的、既然中共想在国内营造一个和谐社会，那他也希望在舆论上相对宽松一些，但这好像也不等于中共的十七大要施行一种大规模的、很深刻的政治变革。”
刘晓波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和五年前中共十六大召开前的言论环境比较起来，他觉得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宽松。不过，刘晓波承认，近些年来，中共党内确实出现了言论多元化的趋势：
刘晓波：“1999年李慎之那个“风雨苍黄五十年”，他是属于副部级的离休干部，那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给党内的改革派、这些离退休的人说话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口子。后来这些左派敢说话是因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时候。邓力群他们向江泽民发难，连续发万言书，现在的左派也挺敢说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