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9日讯】【新世纪特稿2007年7月18日】 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他本人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为核心的治党治国理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并以“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这四个“坚定不移”作为社会主义旗帜下，具体实践的内容。中共官方认为，讲话为中共十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有人解读胡锦涛“6.25”讲话的另一面则是，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是对意识形态之争的淡化，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胡锦涛讲话对于今后、尤其是17大的政治走向，当然有他自身的意义。但真实价值如何，那就要以今后的实践为准。对于胡锦涛，由于他处于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地位，他的政治态度鲜为人知。在今后的若干年内，他能否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还是政坛的匆匆过客的关键时期。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毫无建树，还是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做一些实事，则是他是否有所作为的唯一标准。
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一直称之为社会主义。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就坦诚地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但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提出四个坚持，没有搞清楚的社会主义也坚持其中，并一直延续至今。对于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政治家自有政治家的考量，胡锦涛也不会例外。无论是认同还是谋略、还是合法性，都不是不可理谕，但这并非是当今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不过虚名而已。尤其社会主义，不过是个大大的羊头，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制度。一个社会制度成立与否，除了政治理念，还需要大量的运行技术支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以制度称之，有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变革，更有威尼斯近三百年的海上贸易所形成的运行技术。离开这样一个技术背景，资本主义制度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则不然，除了大英图书馆的几卷文本，制度运行的任何技术都无从谈起。我们总不能把冬储大白菜、购物票证、鸟笼经济，这类拍脑袋而来的应急措施，也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技术吧？正是如此，竖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制度的运行技术何在？掩耳盗铃之说！中国问题的根本并不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甚至连民主社会主义也与此无关，更何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转什么型？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道理如此，但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因为这一切的到来，“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唐德刚）而我们呢？无智慧却精于权谋，无长治久安，好毕其功于一役；以社会转型而论，无疑是个常败将军。再有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恋情结，横的再好，以不合国情拒之门外，纵的再妙，以糟粕视之何来继承？而那些莫名其妙、毫无章法的种种作为则以“中国特色”冠之。故，自戊戌变法起，中国一直就在痛苦的转型中倍受煎熬，一直到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但是，这个转型并没有因为我们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天天唱几句社会主义好就完成了；不但没有，反而在煎熬中倍受煎熬。何以如此？因为社会主义从来只是观念而不是制度，而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运行技术的支援方能成立。
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转型究竟进入了什么阶段呢？照唐德刚教授的说法，历史这条航船驶入了皇权政治最后一段，叫做皇权历史的三峡区；走出这段历史，皇权专制就该寿终正寝，毛泽东在建政后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回光返照。对此，唐德刚论道：“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如何穿过皇权政治的三峡，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最要紧的第一步。政治改革谈了多少年，这个要害看不清，还拿起社会主义那个羊头说聊斋；其结果无非是落后依旧，转型无望。
上文的“入党做官”涉及到时代性，这个时代性恰好和共产主义在中国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在中国不是一个思潮，而是一个运动，但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运动，背后始终有共产国际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所谓的时代性，不外是《联共（布）党史教材》里的那套说辞而已，它们无不深深地打上第三国际、史达林主义烙印。中共实际上是第三国际的支部，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共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对这段历史的追溯，并非要纠缠中共与苏俄之间不光彩的旧账，而是要说明中国皇权政治是如何穿上了社会主义（时代性）的外衣。中国两千年历史的皇权政治不光彩，那个打着史达林主义烙印的社会主义未必就光彩。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毛泽东的“秦始皇加马克思”，秦始皇是本，马克思是末，社会主义是表，皇权专制是里。更何况，社会主义那件外衣，早已千疮百孔，穿在身上还是遮不住你那个中国特色。何谓中国特色？皇权专制即是。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做法，既是当今中国政治机构重叠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动的根本所在。
唐德刚对此说道：“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共产党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而这个死结，给皇权专制这个国粹建起了一道防火墙，却使中国社会的转型雪上加霜。
正因如此，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和谐社会，抓不住农耕文明、皇权专制这个要害，拿不出相应的对策，中国社会的转型依然无从谈起。如何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不把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清楚，更是无从谈起。社会主义不好看，加上个中国特色就好看了？其实更难看。中国特色是什么？是秦始皇，是皇权专制。除此之外，中国特色是什么？总不能再加上个陕西黑窑吧？至于十七大后是不是有一番新的政治景象，并不在于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究竟举多高，而是看他是不是清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所在。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穿过皇权政治的三峡，走出共产国际的阴影，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来。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