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9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7月18日】 胡錦濤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發表講話，全面闡述了他本人以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為核心的治黨治國理念，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旗幟。”並以“解放思想，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推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落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堅定不移地為之奮鬥。”這四個“堅定不移”作為社會主義旗幟下，具體實踐的內容。中共官方認為，講話為中共十七大勝利召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論基礎。有人解讀胡錦濤“6.25”講話的另一面則是，對不同意見的包容，是對意識形態之爭的淡化，是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胡錦濤講話對於今後、尤其是17大的政治走向，當然有他自身的意義。但真實價值如何，那就要以今後的實踐為准。對於胡錦濤，由於他處於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地位，他的政治態度鮮為人知。在今後的若干年內，他能否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是他作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還是政壇的匆匆過客的關鍵時期。對中國社會的轉型毫無建樹，還是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做一些實事，則是他是否有所作為的唯一標準。
自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的社會制度一直稱之為社會主義。雖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就坦誠地說過，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並沒有搞清楚。但在理論務虛會上，他提出四個堅持，沒有搞清楚的社會主義也堅持其中，並一直延續至今。對於社會主義這個提法，政治家自有政治家的考量，胡錦濤也不會例外。無論是認同還是謀略、還是合法性，都不是不可理諭，但這並非是當今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在當今中國，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罷，不過虛名而已。尤其社會主義，不過是個大大的羊頭，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制度。一個社會制度成立與否，除了政治理念，還需要大量的運行技術支援。資本主義之所以能以制度稱之，有文藝復興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觀念變革，更有威尼斯近三百年的海上貿易所形成的運行技術。離開這樣一個技術背景，資本主義制度無從談起。社會主義則不然，除了大英圖書館的幾卷文本，制度運行的任何技術都無從談起。我們總不能把冬儲大白菜、購物票證、鳥籠經濟，這類拍腦袋而來的應急措施，也稱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運行技術吧？正是如此，豎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制度的運行技術何在？掩耳盜鈴之說！中國問題的根本並不在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甚至連民主社會主義也與此無關，更何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問題說到底，其實就是一個社會轉型的問題。轉什麼型？從農耕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從帝制遺規，轉出個民主法治。道理如此，但我們始終不得要領。因為這一切的到來，“要智慧加機運，再加實驗時間；橫的好的要移植，縱的好的也要承繼。”（唐德剛）而我們呢？無智慧卻精于權謀，無長治久安，好畢其功於一役；以社會轉型而論，無疑是個常敗將軍。再有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戀情結，橫的再好，以不合國情拒之門外，縱的再妙，以糟粕視之何來繼承？而那些莫名其妙、毫無章法的種種作為則以“中國特色”冠之。故，自戊戌變法起，中國一直就在痛苦的轉型中倍受煎熬，一直到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但是，這個轉型並沒有因為我們說自己是社會主義，天天唱幾句社會主義好就完成了；不但沒有，反而在煎熬中倍受煎熬。何以如此？因為社會主義從來只是觀念而不是制度，而任何社會制度都需要運行技術的支援方能成立。
在這一時期，我國社會轉型究竟進入了什麼階段呢？照唐德剛教授的說法，歷史這條航船駛入了皇權政治最後一段，叫做皇權歷史的三峽區；走出這段歷史，皇權專制就該壽終正寢，毛澤東在建政後的所作所為，其實就是兩千年皇權政治的迴光返照。對此，唐德剛論道：“人民中國在建國初期，究竟做了些什麼事呢？一般說來，它和漢唐宋明等傳統朝代，也是大同小異的。大同者，還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一個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權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組成一個龐大的‘職業官僚’（ProfessionalBureaucracy）體系。地方政府則郡縣鄉鎮三級制一竿到底。‘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一制度，兩千年未變，而人民中國繼承之也。只是在遴選候補官吏的制度上，它所採取的卻是一種帶有時代性的‘入黨做官’的辦法。推行起來，比帝制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舉考試制’，還要落伍一點罷了。”如何穿過皇權政治的三峽，從帝制遺規，轉出個民主法治，這是中國社會轉型最要緊的第一步。政治改革談了多少年，這個要害看不清，還拿起社會主義那個羊頭說聊齋；其結果無非是落後依舊，轉型無望。
上文的“入黨做官”涉及到時代性，這個時代性恰好和共產主義在中國聯繫在一起。共產主義在中國不是一個思潮，而是一個運動，但這不是中國人自己的運動，背後始終有共產國際揮之不去的陰影。而所謂的時代性，不外是《聯共（布）黨史教材》裏的那套說辭而已，它們無不深深地打上第三國際、史達林主義烙印。中共實際上是第三國際的支部，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在中共成立之前，俄共遠東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員潛入中國，在華活動一年多，取得豐碩成果，在中國一些地方建立起共產主義小組，並已於1920年8月建立了臨時中共中央。列寧認為在中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於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尼柯爾斯基、馬林到中國組織成立中共。尼柯爾斯基對馬林說：伊爾庫茨克共產國際給他的指示是，中共的會議必須要有他參加。陳獨秀在獄中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對這段歷史的追溯，並非要糾纏中共與蘇俄之間不光彩的舊帳，而是要說明中國皇權政治是如何穿上了社會主義（時代性）的外衣。中國兩千年歷史的皇權政治不光彩，那個打著史達林主義烙印的社會主義未必就光彩。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毛澤東的“秦始皇加馬克思”，秦始皇是本，馬克思是末，社會主義是表，皇權專制是裏。更何況，社會主義那件外衣，早已千瘡百孔，穿在身上還是遮不住你那個中國特色。何謂中國特色？皇權專制即是。這種明一套暗一套的做法，既是當今中國政治機構重疊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難以推動的根本所在。
唐德剛對此說道：“另外迭床架屋，他還有一套，和政府機構平行，而更具決策權力的黨的機器。在通常的情況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長應是省長；一校的首長應是校長；一個公司的首長，應是總經理。可是在共產中國，則一省首長卻是共產黨的省委書記；一校則是校委書記；公司工廠，也是廠委書記。甚至學生自組的學生會，也是書記當家。這種以黨為大，黨指揮槍；黨指揮政，指揮一切，在‘進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進城以後，富有天下，把一時權宜之計，當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紕漏了。毛公所以在歷史上，以獨夫終篇，便是打不開這個死結的結果。國民黨還有個‘還政於民’的口號。共產黨則是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還沒有實現，全世界資產階級還未消滅之時，則是一黨專政到底，決無還政於民之心。這也可能就是共產主義極權政治的死結罷。”而這個死結，給皇權專制這個國粹建起了一道防火牆，卻使中國社會的轉型雪上加霜。
正因如此，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和諧社會，抓不住農耕文明、皇權專制這個要害，拿不出相應的對策，中國社會的轉型依然無從談起。如何從帝制遺規，轉出個民主法治，不把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看清楚，更是無從談起。社會主義不好看，加上個中國特色就好看了？其實更難看。中國特色是什麼？是秦始皇，是皇權專制。除此之外，中國特色是什麼？總不能再加上個陝西黑窯吧？至於十七大後是不是有一番新的政治景象，並不在於胡錦濤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究竟舉多高，而是看他是不是清楚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根本所在。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穿過皇權政治的三峽，走出共產國際的陰影，從帝制遺規，轉出個民主法治來。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