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3日讯】40年前，即1967年7月20日，在江城武汉出现了一幅极其壮观的画面。武汉城防军8201部队与武汉市学生组织“红卫兵”及工人组织“百万雄师”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军用卡车车顶上，架起了机关枪，每个军人荷枪实弹，人人显得威风凛凛。民用卡车上，红卫兵学生和百万雄师工人头带柳条帽，人人手执长矛，个个显得杀气腾腾。雄壮的游行队伍，以激愤的心情高呼着当时的口号，气势磅礴地游遍了武汉三镇。
这就是中国文革期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7．20”事件。
不过，在事件发生不到十天，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宣布此事件为反革命武装暴乱。结果，8201部队被取消部队编制，“红卫兵”和“百万雄师”被强行解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押解北京。从而，作为保守派的学生和工人组织彻底消失，他们与相对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保造”之争成为江城永远消逝的历史。
提起“争”，恐怕任何一个过来人，甚至任何一个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学者都难以准确地阐明他们究竟争的是什么。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件？为什么这个具有世界影响意义的事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烟消火熄？人们就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反思了。
如今，对于“7．20”事件的研究，既有同情当时的保守派的论点，也有为造反派鸣冤叫屈的论点。以笔者之见，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全都是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手中的玩物。
毛泽东在点燃文革之火后，武汉市如同全国一样，在大、中学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初期成立的红卫兵，十分注重组织的“纯洁性”，其组织成员几乎全部出生于工人、贫农、革命干部家庭。也就是日后称为“红五类”的家庭。这些被煽动起文革革命热情的青少年，头脑激进，性情狂热。运动初期，他们大搞“破四旧、立四新”，不知在这种狂潮之下，有多少文物古迹被付之一炬。随后，他们高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使得无数身为国家公民而又被列为阶级敌人范围的人遭受凌辱，甚至迫害致死。
红卫兵作为学生组织在武汉出现后，工人也成立了投身文革的组织。最早成立的工人组织叫“职工联合会”。这个工人组织中，大部分成员为共产党员和一批循规蹈矩的工人。
约在1966年底，武汉市的大、中学学生中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名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区别初期成立的红卫兵，此组织简称“思想兵”，而“红卫兵”被别称为“三字兵”。虽然最初成立的红卫兵并不以什么“司令部”作为另一个名称，为显示文革的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却以“第二造反司令部”作为其别称。与学生组织相配合，武汉的工人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叫做“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别称为“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学生，大多数在平时吊儿郎当，学习不求上进。此组织中其中有部分学生属于“黑七类”出生，文革初期，他们的父母辈受到批斗，并且曾经被“红卫兵”抄过家。
组成“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工人，几乎都是些工作自由散漫，无视工厂规章制度而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的工人。
文革在进入“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狂热鼓噪造反夺权阶段时，先后成立的学生和工人组织对湖北省委的态度发生严重分歧。“红卫兵”和“职工联合会”对湖北省领导人持肯定态度，表示要保护省委、省政府领导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对湖北省领导人持否定态度，表示要造反、夺权。当时，由于这种分歧，将两大类组织分别称为保守派（也称保皇派）和造反派。这就形成了文革间两大对立的派性组织。
毛泽东在日后对武汉地区的派性的对立之争发表了这么一段议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俏皮话可以由毛泽东想怎样讲就怎样讲。可是，究竟是谁造成了文革的派性斗争呢？恰恰是毛泽东自己。
在保守和造反两大类“观点”出现后，武汉地区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团团人，既有工人，也有学生，进行着七嘴八舌的辩论。初期的辩论，两边的人动的是嘴巴。这就体现出毛泽东提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随着时间往后移动，动口的辩论就逐渐伴随着“挥拳头”。这就反应出江青所宣导的“文攻武卫”。
1967年元旦，武汉市的造反派，在武汉体育场举行十万人的集会，公开斗争文革前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湖北省长张体学。王张二位头戴高帽子，任凭造反派奚落、侮辱、谩骂、批判。这段时期武汉市的高音喇叭成天喊叫着：炮轰湖北省委！猛攻王任重！火烧张体学！
作为湖北省的最高党政机关，瘫痪了。造反派将夺权的矛头指向各级党政组织。伴随着砸乱“旧公检法”，武汉地区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而在当时，唯一能够控制局面的只有武汉军区。为恢复武汉市正常秩序，陈再道任司令员的武汉军区于1967年2月18日下令解散了“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并且逮捕了朱鸿霞等若干个工人总部的头头。在这场保守派与造反派的较量中，保守派与武汉军区的军人关系相处融洽，建立了良好的军民关系。
然而，一贯以“无法无天”著称的毛泽东，欣赏的就是朱鸿霞这样的人物。在毛泽东的影响和中央文革那帮要员的作用下，朱鸿霞等工人总部的头头从监狱释放出来，已经解散的工人总部在“工总翻案，公鸡下蛋”的喧嚣声中再次出现在江城。
翻案后的工人总部，更名成三字：“钢工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更名为“钢二司”。这就是武汉市那年月出现的造反派中的“钢派”。
而此时的职工联合会，更名为“百万雄师”，与学生组织“红卫兵”构成了保守派的强大力量。
两大派组织由初期在辩论中动拳头，转为相互对垒。进入1967年6月后，两大派组织各自占领据点，开始了彼此挥刀动矛的以剥夺对方生命为目的的武斗。
武汉市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可是，就在这炎热的夏日，两大派的斗士们发扬了毛泽东提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相互厮杀，不知道有多少人稀里糊涂地命丧九泉。其中，最为残酷的拼杀出现在6月17日“钢工总”攻打“百万雄师”强占民众乐园的据点，6月24日“百万雄师”攻打另一工人造反组织“工造总司（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强占原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这两次大规模的武斗，双方死伤无数，在那么炎热的夏天，死者的尸体竟然几天无人收尸。
这一切丧命于武斗中的工人、学生，他们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死吗？当他们在临终之前，竭力呼出的最后一个口号“毛主席万岁”时，他们能意识到正是毛泽东，这个恶魔，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吗？
或许中共当局看到武汉派性武斗蔓延的危机吧，7月中旬，周恩来、谢富治和王力等中央要员相继来到武汉。而此时，毛泽东如同一年前一样，再次秘密来到武汉。此翁似乎还想像66年7月16日那样，再次畅游长江。可是，武汉的血腥厮杀使其不能如愿。毛泽东下榻于武汉的行宫，东湖宾馆，坐视着高官如何解决武汉的派性斗争。
在所谓解决纷争的调解中，王力一屁股坐在造反派一边，当然，王大笔杆子既然敢这样做，也就一定有他的来头。可他的言辞激怒了武汉市的保守派和戴领章帽徽的军人。从日后所看的记录片《北京欢迎您》中王力那鼻青脸肿的镜头，人们明白此人在武汉是挨过揍的。当时武汉军民的声势使得在东湖宾馆隐居的老毛吓破了胆。为此，从来不轻易乘飞机的他，破例上了飞机逃出武汉这个是非之地。
为抗议王力等人的言论，武汉市的保守派和城防军8201部队于7月20日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7．20”事件。
历史的进程是令人感到滑稽的。8201部队，撤销了。保守派组织，解散了。而后，出现了造反派中“钢派”和“新派”为夺取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中的交椅，开始了经抢枪乱军所获得武器的枪战。为此，又有不知昔日造反派的勇士饮弹而魂归西天。最后，“钢新”之战结束。造反派的头头在“革命军人、老干部、造反派”三结合的权利机构中获得席位。湖北地区有名的造反派，朱鸿霞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这种相当于昔日副省长的职位。可是在1976年毛泽东归西，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后，朱鸿霞和一批造反派头目，全都成了阶下之囚。等到由邓小平执掌朝政后，将文革中包括造反派在内的三种人彻底打入另册，永世不得启用。
“7．20”事件，后来被作为正义人士对文革派的抗争以正史而载于史册。回顾反思“7．20”事件，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单纯看这单一的事件，而应该分析此事件的起因。这种起因，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来自王力的屁股歪坐。
“7．20”事件，来源于1967年自6月开始的造反保守两大派无休止的相互残杀似的武斗。为什么会发生武斗？大的原因，恐怕人人皆知。简单说来，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可是，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轻而易举地挑动群众斗群众呢？
笔者脑瓜中浮现出这么一个镜头：两个游手好闲无所作为的地痞，一人怀中抱着一只斗鸡。他们在一空场地，彼此对站，各自将手握的斗鸡对着面晃了晃，然后，突然放在地面，只见两只鸡伸着长长的脖子用各自的厉嘴向对方发起进攻。只见你咬过来，我啄过去，斗得难解难分。旁边的观众一边紧张地观望，一边为强者喝彩。所以，斗鸡是越斗越勇。结果，这只鸡的眼睛给啄瞎了，那只鸡的脖子给咬折了。即便最终有一个败北，另一个，也落个元气耗尽。
为什么在中国人中会发生造反派和保守派严重厮杀的武斗，就是因为中国人，不能说所有中国人，也可以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具有斗鸡那种爱斗的劣根。
两边对峙的人，就如同那伸长脖子对垒的斗鸡。而纵容对峙的人，就如同那游手好闲无所作为的地痞。“7．20”事件之前的派性厮杀，就是这种景观的真实体现。因此，反思“7．20”事件，中国人就应该认识到自己业已具备的“好斗”的劣根。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只能永远充当地痞怀抱的斗鸡。
“7．20”事件过去了40年，在这40年间，还有没有导致事件的派性对垒之状呢？笔者以为，纯属两大派为其“观点”所开展的武斗或许不会常见，而由各种不同类型的外在原因所产生的两大类人的对垒会不会有呢？事实证明，对垒是存在的。1989年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所发生的军民对峙；1999年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经常出现的军警对群体抗争事件的弹压，都可以理解成两大类人的对垒。
恐怕最令人悲哀的事是，人们无法辨明谁是那游手好闲无所作为的地痞，无法意识到自己充当了地痞抛于地面的“斗鸡”。
如果能以此角度反思“7．20”事件，中国人或许再不会看到血案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