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6日讯】全球化带来不同地区的贸易关系，这些贸易关系理论上对双方皆是有益的事情，但在现实的层面，问题便很复杂，很不容易解决，因为交易不单涉及两地的货币，亦涉及两地不同的法律。举例而言，一间香港公司与纽约的公司有合约纠纷，合约应该在香港的法庭解决还是在纽约法庭处理？
涉及案件者也不是普通的小商人，而是跨国的大企业，对这些问题也不容易谋求共识，而要由法庭给予裁决。案件的纠纷内容，是一些有关衍生性合约的交易（deriative transactions），诉讼在香港的法庭开始，但被告人提出中止法律程序的要求，所依据的是一项“非便利公堂”的普通法原则。（Forum non conveniens）
大家不要被名称弄得混乱了，“非便利公堂”的确是一个不易理解的翻译名称，但要知道翻译源于上述的拉丁文，就更要谅解译者的困难。用实例实况做解说可能更简单，这件案件中被告人认为案件应该终止，交由纽约南区的地方法院审理会更为适合，被告人的法理依据在以下几点：
（一） 这合约的适用法律是纽约的法律（Governing Law）。
（二） 证人在纽约。
（三） 移送案件到纽约审理不会对原告人有任何司法上的不公平地方。
（四） 若由纽约法庭作出裁决，判决本身对国际性衍生工具的交易商在纽约进行交易更有参考价值。
原告人则争辩认为案件本身与香港这司法区有实际上深厚的关系（a real and substantial connection），而被告人未能履行举证的责任，指出要移送案件的必要性，亦说不出两个不同法制对案件有何重要的不同影响。更有明显的危险是案件会因延误而失去时效（time-barred）。
在案件进行中，被告人保证任何有关时效（time limitation）（即案件因时间久远而失效，通常指6年之内）的辩护理由都会放弃。
香港的高等法院结果裁定案件应该移送纽约法庭审理。法庭的判决理据，对类似的情况甚有参考作用。什么情况下一个法庭会比另一个法庭更加便利进行审理案件呢：
（一） 原则上要移送案件，是申请人（本案中是被告人）的责任，令法庭信服应行使不审理案件的酌情决定。
（二） 这不单要显示香港并不是理应负责审理的法区（natural forum），同时要有另一可靠的法庭，有同等的审案能力，而是比较香港更清楚而适当的法庭。
（三） 证人及证物并非决定性考虑；但本案的事实显示纽约进行审理会更为适当方便。
（四） 有关合约选择了纽约法律为合约的适用法律（the applicable law）；这是有力的因素指出纽约的法庭与案件有重要的关系，并指明纽约法庭应属法律中所言的自然及适当的法区（natural and appropriate forum）。
黄觉岸，前商业法律讲师，现为半退休自由人一名
伦敦大学法学士
威尔斯大学法学硕士
香港大学哲学硕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