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6日訊】全球化帶來不同地區的貿易關係，這些貿易關係理論上對雙方皆是有益的事情，但在現實的層面，問題便很複雜，很不容易解決，因為交易不單涉及兩地的貨幣，亦涉及兩地不同的法律。舉例而言，一間香港公司與紐約的公司有合約糾紛，合約應該在香港的法庭解決還是在紐約法庭處理？
涉及案件者也不是普通的小商人，而是跨國的大企業，對這些問題也不容易謀求共識，而要由法庭給予裁決。案件的糾紛內容，是一些有關衍生性合約的交易（deriative transactions），訴訟在香港的法庭開始，但被告人提出中止法律程序的要求，所依據的是一項「非便利公堂」的普通法原則。（Forum non conveniens）
大家不要被名稱弄得混亂了，「非便利公堂」的確是一個不易理解的翻譯名稱，但要知道翻譯源於上述的拉丁文，就更要諒解譯者的困難。用實例實況做解說可能更簡單，這件案件中被告人認為案件應該終止，交由紐約南區的地方法院審理會更為適合，被告人的法理依據在以下幾點：
（一） 這合約的適用法律是紐約的法律（Governing Law）。
（二） 證人在紐約。
（三） 移送案件到紐約審理不會對原告人有任何司法上的不公平地方。
（四） 若由紐約法庭作出裁決，判決本身對國際性衍生工具的交易商在紐約進行交易更有參考價值。
原告人則爭辯認為案件本身與香港這司法區有實際上深厚的關係（a real and substantial connection），而被告人未能履行舉證的責任，指出要移送案件的必要性，亦說不出兩個不同法制對案件有何重要的不同影響。更有明顯的危險是案件會因延誤而失去時效（time-barred）。
在案件進行中，被告人保證任何有關時效（time limitation）（即案件因時間久遠而失效，通常指6年之內）的辯護理由都會放棄。
香港的高等法院結果裁定案件應該移送紐約法庭審理。法庭的判決理據，對類似的情況甚有參考作用。甚麼情況下一個法庭會比另一個法庭更加便利進行審理案件呢：
（一） 原則上要移送案件，是申請人（本案中是被告人）的責任，令法庭信服應行使不審理案件的酌情決定。
（二） 這不單要顯示香港並不是理應負責審理的法區（natural forum），同時要有另一可靠的法庭，有同等的審案能力，而是比較香港更清楚而適當的法庭。
（三） 證人及證物並非決定性考慮；但本案的事實顯示紐約進行審理會更為適當方便。
（四） 有關合約選擇了紐約法律為合約的適用法律（the applicable law）；這是有力的因素指出紐約的法庭與案件有重要的關係，並指明紐約法庭應屬法律中所言的自然及適當的法區（natural and appropriate forum）。
黃覺岸，前商業法律講師，現為半退休自由人一名
倫敦大學法學士
威爾斯大學法學碩士
香港大學哲學碩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