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1日讯】中共十七大之前，有人忙着分析权力格局，也有人试图推动中共进步，要求中共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建议中共及其军队更改名字，甚至应该将批判毛泽东罪恶列入十七大的议程。
这些要求与建议，自然是出于一片良苦用心，是从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的大处着眼。中国共产党对于它的全国代表大会，一向认为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既然是政治上的大事，人们自然希望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真的能够有所作为，“讲政治”真的讲出一点儿名堂，而不单单局限于它自身的高层的权力格局的变化。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倾听这种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诤言，第一取决于它是否还真正是一个左派政党，是否还有发自内心的对于进步的理想、热情和追求，第二，也取决于它的多数普通党员是否也还真的“讲政治”，取决于他们是否对其中央高层有实质性的制约能力。
当然，这就不免要让人失望了。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左派的气质和风骨，其党内则缺乏民主，以致于最起码的差额选举，也被视为党内民主方面的进步。
不过，那些要求与建议既然是从大处着眼，就有其长远意义。沉迷于权力的中共对这些都不屑一顾，其中的道理，却还是难以回避。
放弃坚持空想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之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在于它的生产方式内部有着日益发展的社会化趋势。从比较简单的生产过剩危机，到现代的金融危机，人们总是可以指出应对危机时的种种失误，力图证明危机的偶然性，而在一次次充满着偶然性的危机背后，矛盾冲突的本质毕竟还是清晰地显露出来。这种矛盾冲突，具有着社会性，超越着民族国家的界线。一国之内的劳资矛盾可以趋于缓和，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则更具对抗性，趋于尖锐化。
作为资本主义之社会性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就已经出现，而基于马克思等人的研究分析，它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起上，但是，它的政治观念，在其初期则因为马克思等人对“不断革命”的追求，与其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当时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过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生气勃勃，“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显露出资本主义的文化魅力。这样，面对着工人抗争而显示出其最初的“自为”之姿态，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发生影响，“不断革命”在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面前展现出新的选择，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1848年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革命进一步展开，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等人调整了他们的政治观念，使其适应“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这一现实，直到明确承认，，“不断革命”的实质是“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他们在政治上放弃了“不断革命”。不过，他们仍然坚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其政治组织方面，“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以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显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经历了两步，一是建立其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呼唤社会公正的抽象人性，转向寄希望于现实生产发展阶段本身内部的社会化趋势，一是从“不断革命”的冲动，转向现实地面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把握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多数人的革命”的本质。
这一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走了第一步，第二步也跨了出去，但直到他们相继逝世，这第二步的影响还不大，未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深刻的共识。不久，伯恩施坦以他自己的方式，也尝试走这第二步。他摆出“全面修正”的姿态，挑战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经济学不成功，在政治观念上却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在忠于马克思学说的人们这一边，却因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右倾的压力，对于政治上至关重要的那“第二步”，走得犹犹豫豫。多数人对此缺乏认识，少数人，如考茨基，也很快就宣布所谓“新的革命时代”，结果，“不断革命”被马克思恩格斯推了出去，又被他们的学生请了回来。
这一下就不得了。无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必然性，坚持“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主流。
列宁后来有所醒悟，试图以“通常历史顺序的变化”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来扭转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他以登山来比喻说，“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但是，要想让共产党转向“别的”道路，事实证明是难乎其难。象史达林、毛泽东那样的人，他们无视列宁的警告，偏要对广大的民众“玩花样”、“耍聪明”。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准，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而史达林毛泽东们，则坚持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坚持要对农民、对所有的民众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
不用说，这种脱离资本主义作为其母体，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国家权力作为“试管”而弄出来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在现实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
这种“社会主义”，表面上类似于考茨基当年宣布“新的革命时代”时的要求，是“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但它毕竟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现实中只能发展为国家垄断型经济，发展为国家力图垄断社会的一切。它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扼杀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甚至剥夺其生存权利，逐渐地使整个经济失去活力。在政治上，与国有体制的垄断与支配性相适应，这种“社会主义”无可避免地发展为专制国家。
这样，放弃“社会主义”就成为真正的进步。
不过，承认“社会主义”失败，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
应该看到，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上升，或许也可以说是从其前期向中期发展，这时，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涉及哲学和经济学，在政治方面，则一度因为“不断革命”的冲动而与其哲学、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他们自己承认并克服了这种自相矛盾的错误，但终因当时社会基本环境的制约，未能有进一步的突破。工人政党要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资产阶级已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社会里保持革命性和斗志，“不断革命”尽管有根本性的缺陷，却偏偏意味着一种现实的选择，而且越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地方，它就越显现出一种畸形的魅力，更因为列宁、托洛茨基、史达林、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这样那样地为它作了修饰和发展，其本身虽然畸形，却反而时时地显出诱人的光彩。
马克思逝世，熊彼特出生，在资本主义的中期发展中，成长为新的一代经济学大师，对资本主义的“创新式毁灭”有深刻的观察与论述。此后，“人力资本”理论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向其晚期发展，而中国、印度两大国展开其工业化进程，市场经济全球化也涌起新的浪潮，这种晚期发展也显示出其特色。在这样的深刻的环境变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接二连三地崩溃，就毫不奇怪了。它仍然有着畸形的魅力，也仍然有诱人的光彩，只是，这种魅力和光彩单凭着僵硬教条的支撑，难以阻挡现实发展趋势的进展。即使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也是如此。
同时，在“社会主义”崩溃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认为最有资格写在共产党旗帜上的那个信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则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它的真正的魅力。在发达国家，它正在成为社会的共识，在其他国家，也逐渐为更多的人们所认同，在共产党国家，却仍然遭到来自权贵的敌视。
“社会主义”正在死亡，它在腐烂发臭，毒害人们的灵魂，而社会主义，则正如马克思等人所判断的，它在较为发达的社会母体里孕育、成长得较为成形。它为自己开辟道路，不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恰恰相反，它是从公民社会中生长起来。
人们看到，那些“左派”在中共十七大前夕轮番上书，高唱着“社会主义”颂歌，对改革大兴问罪之师，以“戈巴契夫、叶利钦式的人物”、“政变”、“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之类危言耸听。他们对现实中的黑暗有敏感、有愤怒，也有批判，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却还是那样漠然以对，毫无敏感，死抱着僵化的教条不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更为可怕的是，尽管中国共产党高层出于政治考虑，似乎不为这些“左派”所动，但是他们同样出于政治的考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同样地死守着那些僵硬的教条，以作为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护伞。
这样，尽管那些从大处着眼的要求与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其高层）而言似乎是对牛弹琴，却不能不看到，即使对“牛”而言，早些对琴而知音，毕竟是有好处的。
中国共产党曾经将其纲领区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现在，这种区分仍有现实意义。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过程，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应该是，放弃对经济、对政治的垄断，发展市场经济，推动民主政治，协调劳资利益，在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发展中为劳动者争取其利益的最大化，亦即最大限度地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
只是，倘若中国共产党能走出这一步，它还是中国共产党吗？
改个什么名字？
于是，改名字，或许真是一个好主意呢。
解放军可以改名为国防军，或者干脆象美国那样，不用那些首码，就是中国陆军、海军等等就行。问题不在于军队的名字，而在于它作为“党军”的身份，而这涉及到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喜欢“共产”的党，偏要把国家机器之军队作为一党之私，为其执政地位护驾，把自己与封建帝王等同起来。这样的共产党，不会同意改名字，即使真有政治需要而须改名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这个方向上，对民主的追求只会更为突出，不会淡化。
工党？这个方向上，势必加强对基层劳动者的代表性，民主信念也同样突出，而且，共产党刚刚对资本有所青睐，退回去就难了。
还有哪个方向可以选择？……
似乎，无论怎样改，都有从“社会主义”之云端降落到人间现实的危险，而这也就意味着放弃政治垄断、平等竞争之类的危险，共产党把它的“三个代表”的身份吹得天花乱坠，怎么能够容许有这等危险存在？
也就是说，共产党要是改名字，其实意味着它的一种改造，而它的体质是否经得起这种改造，是大问题。当然，共产党是否放弃“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那也就难怪，中国共产党懒得理睬这些民间的呼声。这些要求与建议无论怎样从大处着眼，都远不如它的权力分配重要，而且从大处着眼，会妨碍，甚至会威胁到它的权力分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自从毛泽东整垮了“国际派”，使他自己作为“红太阳”那样升起，八大借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革之风而有所尝试，20多年后，十三大也在改革开放影响下试图有所作为，此后，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但限制在经济领域，政治上终究缺乏生气。那么，从大处着眼，这里的问题是，这位86岁高龄的老者，一次次地把自己的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打倒在地，它在政治上，真的还能有所作为吗？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