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9日讯】序言
“6．4”事件过去了整整18年，按照中国的成年人标准，那一年诞生的婴儿已经步入成年。18年来，围绕这一惨痛的历史，全球的具有人性良知华夏子孙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作为一段重要的史实，针对“6．4”事件，全世界的华人历史学家、异议人士、民运参与者、学运领袖、政治学者、乃至市井小民都站在不同角度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进行评论。
1989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在人们心目中首生概念就是“6．4”二字。围绕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称法，如“6．4”屠城、“6．4”血案、“6．4”惨案、“6．4”镇压、“6．4”风波，等等。最为普遍的称法是“6．4”事件。而正是由于人们这种首生的概念，往往在提及这段历史时，会忽略导致这一事件的另一名称，那就是：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中共当局对此运动的镇压，才产生了震惊中外的“6．4”事件。
18年过去了，作为一段历史，“6．4”事件给整个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呢？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笔者上列评论“6．4”事件的几类人来看，且根据本人的水准和档次能自知自己属于市井小民之类。所以，笔者就以一个市井小民的身份，谈谈“6．4”事件对整个中国产生的社会效应。
一、民众的颓废
“6．4”屠城可以说给全中国处于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上了一堂史无前例的“政治课”。厉害啊！几十万野战军、数百辆坦克装甲车，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对付的只是那逗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样的事情，在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发生过？
“戒严”，似乎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就是在某一地区增加持枪站岗的士兵，就是在某个时间不允许不相干的人出入某个地方。几十万大军、数百辆战车。乖乖呀！这样的军事行动叫“戒严”？这样的戒严，令人恐惧，令人害怕，令人胆寒！
在“6．4”事件的那些日子里，有哪个具有一点点良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明地、暗地诅咒那以戒严为名而屠杀民众的中共最高统治当局？可是，在全国以高压手段平息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学潮”后，凡是有工作单位的人，都要对中共统治当局以统一的口径表态。表态的中心一句话是：坚决支持党中央平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暴乱。任何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只不过是从开始悼念胡耀邦进而高举“反官倒、反腐败”旗帜的高等院校的学生。他们手无寸铁，根本与“反革命暴乱”这个概念挨不上边。可是，明明人们心中所认识的和要求与中央口径保持一致的表态不一致，与会者在主持人开场白后，不得不违心地表示：“坚决支持党中央平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暴乱”。
可以说，“6．4”事件不同于中共建政以来的所有政治事件。历数以往的事件，基本上是以中央高层的斗争在获得结果后向全民公布。这种民众处于封闭状况而得不到真实资讯情况下，当要求对某一事件与中央保持一致口径时，人们会按照要求去保持一致口径。人们对其表态是否正确，只能在历史向后推进时才会发现答案。而“6．4”事件，人们明明知道那种表态不对，可是，屈于共产党统治的高压淫威，不得不违心地按统一口径表态。这种心口不一的行为，自然会使处于正常心态的人产生压抑感。这种压抑感所产生的最终结果，会使人们心理处于颓废状况。笔者以为，这种人们心理处于颓废状况，就是“6．4”事件最初产生的社会效应。
在这种社会效应下，人们看穿了统治当局的残暴。“人狠不缠，酒狠不喝”。既然对付不了当局的武力镇压，那么，得过且过吧！由此而来，就形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管它什么国家前途，管他什么“共产主义理想”，只要自己一天24小时过得痛快、潇洒，就可以了！
就是因为这种民众颓废的社会效应，中国当今回到了由帝国主义列强所描述的“一盘散沙”的局面。昔日，共产党为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号召全国的劳苦大众拧成一股绳。而现在，共产党为维护其独裁专制统治，害怕的仍然是全国的劳苦大众拧成一股绳。因此，中共当局就希望这种社会效应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在全民中灌输的就是“莺歌燕舞”加“纸醉金迷”。这，就是“6．4”事件以来最明显的社会效应所产生的独特景。
二、当局的虚伪
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经“6．4”镇压后，中国最大的政局变化，就是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而获罪、从总书记职务上驱逐下来。自那以后，赵公被软禁至死。由中共元老扶上总书记宝座的前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成为学运被镇压后的最大得益者。
89民运从当年4月15日悼念胡耀邦开始，4月26日，在短短的11天之后，中共当局按照邓小平的定性口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
“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撇开文中所有危言耸听之辞，我们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青年学生”这两个概念来看。既然已知青年学生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么，就应该将别有用心的人与青年学生区别开来，就应该将利用学生的极少数人挖掘出来。然而，“6．4”屠城后，由公安部颁的通缉令要求全民协助逮捕的物件，恰恰全部是青年学生。试问：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跑哪里去了？仅从对青年学生的残忍就完全可以看出中共当局的虚伪。
赵紫阳意识到学生运动由军人介入会出现军民对峙，会产生无法挽回严重损失和国际影响的流血惨案，所以，作为中共中央常委之一在是否实施戒严的表决上投了反对票。“表决”是行使赵紫阳正当的权利。支持、反对、弃权是表决者的选择。凭什么赵公投了反对票就等于“分裂党、支持动乱”？这样的罪名怎能不表现出中共最高当局的虚伪？
至于打着维护社会安定的旗号让数十万野战军和数百辆坦克、装甲车去对付天安门广场手无寸铁的学生，那就更是中共当局掩盖其与人民为敌、血腥屠杀民众的虚伪本质了。
当局的虚伪促成了“6．4”屠城惨案，也成就了所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而虚伪就成为统治者维持独裁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也可以称为“6．4”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18年来，这种当局的虚伪一直如同瘟疫地在全国弥漫。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在对待业已成为顽症的“腐败”现象。
收集于《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题为《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一文中，江泽民表示：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看看这段话，说得是何等冠冕堂皇！可是，自“6．4”事件由他登上总书记、继而窃取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之职后，在统治中国达13年间，江泽民的家族就是全国腐败之源。众所周知，江魁长子江绵恒动用国库天文数字的资金与台湾商人合作去经营他江家私产。江泽民为讨好歌女宋祖英，不惜花费数十亿巨额纳税人的资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兴建坟包式的国家大剧院。江泽民的反腐败，对付的是他的政敌陈希同。而他自己任何涉及到腐败的党羽，都在他无耻的保护之下。有多少涉及到腐败的大案与他江家有牵连？有多少腐败透顶的中共高官属于他江氏集团的死党？在台上的有多少？下了台的又有多少？这样的魁首所统治的党，还用得着敌人来压、用得着敌人来摧吗？共产党败就败在象江泽民这种虚伪之极的国家蛀虫的手下。共产党早就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了，还用得着江泽民说什么“如果”这种假设吗？
正是由于江泽民的虚伪，中共当局的虚伪已经成为“6．4”事件以来弥漫官场的整个中国的社会效应。想想看，有多少倒台的官员，他们台上说话时该是何等地娓娓动听？有多少饮弹、注射毒针的死囚高官，在他们东窗事发前人模人样地在民众中演讲时，那言辞该是何等地感人肺腑？
虚伪的中心是一个“假”字，手段是一个“骗”字。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将孙子兵法的“兵不厌诈”活灵活现地使用在他们的人生角逐中来了。就在这种当局的虚伪社会效应下，中国的平民百姓有多少人有冤无处申？有多少处于贫穷和饥饿状况的最底层的工人、农民有苦无处诉？有多少人欲哭无泪？有多少人欲喊无力？
三、暴力的成果
“6．4”事件，作为政府当局来说，最明显的特征是使用了暴力。而这种使用暴力镇压的手段，的确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起到了对民众的震慑效果。18年来，有一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飞速发展。反映经济建设成就的门面确实在世界人民中展现出来了。城市高楼林立、立交桥纵横交错。然而，在这经济发展的背后，却是整个官僚阶层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大众肆无忌惮的掠夺。任何一个实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显示经济建设成就的门面，全部都是处于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凭着自己一双劳动的双手装饰的。任何社会财富都是那千千万万的劳动者通过流着血、流着汗一分一毫地创造出来的。
可是，享受社会财富的那些中共当局的官员、又是如何对待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呢？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不顾人民的死活，残酷地奴役着人民。而当人们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起来抗争时，受到的却是当局所派军警进行残酷的镇压。这就是“6．4”事件所产生的暴力成果，这也是18年来一个最明显的社会效应。
四、言论的封锁
中共当局的虚伪所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大众对其虚伪本质的揭露。要做到遏制人民对他们的揭露，只有不择手段地封锁一切来自民间的言论。18年来，这种来自当局对言论的封锁就成为“6．4”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之一。
如今，在中国主要的宣传媒体上、人们所能够看到的主要是两大类新闻，一种叫做“莺歌燕舞”，一种叫做“纸醉金迷”。在这两大类新闻之外，出现的是一些不关痛痒的花边新闻。公共媒体，凡是有那么一点有损当局形象的新闻，一旦出现，立即封杀。
何为“莺歌燕舞”？这个词曾被毛泽东用在他的诗词《重上井冈山》。诗曰：“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毛泽东此美化在他治下的中国时，恰恰是因他的罪恶而使数千万人死于饥荒之后。
“莺歌燕舞”，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中共当局所有的媒体宣传，就继承了毛泽东王婆卖瓜的衣钵。如今的高调，唱得何等令人陶醉？这种“莺歌燕舞”为主调的宣传口径，就是中共当局媒体的主体言论。
何为“纸醉金迷”？撇开《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网》等纸张或者网络刊物，这种以宣扬“莺歌燕舞”为主调的新闻媒体，翻翻各地发行的各种报纸，打开各种大陆不被封闭的网路，哪里看不到那朱唇玉体的美女？哪里不出现那令人销魂的色情新闻？卫生部提议在公共淋浴场所配置“安全套”；大学区域的下水道被“安全套”堵塞；名女以50万元身价由富商包租；女郎在车水马龙处脱光衣服当众洗澡；杨翁夫妇鸳鸯戏水；“二奶”爆亡于山东高官，……可谓数不尽、列不绝也。
与这一切异景相反，任何敢于揭露中共统治当局阴暗面的新闻，通通予以封杀。《冰点》，给封了；《南方周末》给整了。而中共当局最感恐惧的是海外一切网路媒体，为此，不惜动用巨额资金兴办“金盾工程”，以阻止任何不利于中共统治当局的言论在民众中传播。
言论的封锁，作为一种社会效应，其结果就是让千千万万处于生活底层的民众永远处于封闭状况。这样，中共当局才能得心应手地欺骗、压榨、奴役、盘剥那些仍然当牛做马的工人、农民。
五、腐败的蔓延
以“6．4”事件为界，就腐败这个概念而言，中国已经处于一种没有任何挽救途径的绝症了。
89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所高举的旗帜是“反官倒、反腐败”。这本是忧国忧民的学生为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勇敢地向中共统治当局发出的呐喊。
80年代中叶开始，邓小平之子邓朴方首开以官作政治背景的康华公司，接着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以官为背景的家族成员都下海经商。当然，邓小平所提倡的是全民下海经商。因而在那年月，确实有很多的平民百姓试着圆圆商人梦。记得那时武汉展览馆广场的空地都划成一个个方块，租给那些想做生意的普通市民。而在商场上，以官作为政治背景的商人的条件绝对比没有任何靠山的小民百姓优越得多。那年月，各种重要的资财分为“国拨价”和“市场价”。掌握资财的分配调拨大权的是政府各级部门掌握实权的官员。如果经商者能以国拨价得到市场紧俏物资，转手按市场价一抛，就是获得难以计数的利润。这种情景，就产生了那年代特有的名词：官倒。当官的，凭着手中的权力，批个批条，打个电话，就会有人向他们敬献大量的贿赂金。这么一来，官商勾结，就将整个社会的市场秩序搞得乱七八糟。老百姓有钱，买不到东西。想买吗，漫天的高价。结果是有钱的人，那钞票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没有钱的，会被那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整治得一贫如洗。就这样，从80年代中叶开始，整个中国社会露出贫富两极分化的裂痕。
从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到1989年爆发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十年间，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其阶段性是极其微妙的。改革开放初期，最早投入商场的个体工商户，在短短几年间，就由昔日近似赤贫的人拥有万元、十万元。这就是当时喊得十分响亮的万元户。这些人，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政策最早富起来的人。
农村在摆脱了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活也发生初步改观。工人通过工资结构改革，薪金逐步增加。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获得的经济实惠而看到的生活改观，由衷地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扯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
如果要在这十年中分阶段的话，以上的美景大约处在1979年～1985年之间。不知道邓朴方是哪一年成立康华公司。如果要作前后经济形势转折的话，应该将邓朴方下海经商成为转捩点。在全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家族成员卷入商海后，就进入第二阶段了。
中国的农民是从来没有真正翻过身的，日子刚刚过得红火一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就被生产资料物价飞涨和强加的各种农业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农民，再次被打入万丈深渊。以后农民过的日子，甚至不如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
工人虽然通过工资结构调整增加了收入，可是，毫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使得他们增加的钱根本无法追赶飙升的物价。工人，也开始叫苦不迭。
与工人农民相反的，是那批靠官商合流暴富的官商阶层。他们，可以一掷千金；他们，可以大吃大喝；他们，可以任意潇洒；他们，可以骄奢淫逸。
虽然杜甫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能算是那时的社会真实写照，可是，贫富悬殊业已初见端倪。
而就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政治气氛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亲民廉洁的总书记胡耀邦因“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从中共党魁宝座下跌落下来。
在赵紫阳卸任国务院总理、继任总书记、李鹏担任总理后，中国出现的官倒更为严重。这样的背景，终于导致了1989年对于已逝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转变成高举“反官倒、反腐败”大旗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最终被血腥镇压了。按照中共要员之论，如果不平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所谓反革命暴乱，共产党的政权就会易手，无产阶级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这种论调纯属一派胡言。
众所周知，如果要取代一个政权，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个与现存政权相抗衡的政治实体。然而，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够与其相提并论？难道中国真会出现象邓林所言“如果让如吾尔开希等人来掌握中国的命运”吗？即使出现政权易手，也只能是共产党内部出现的一个党魁取代另一个党魁。这种政权易手，“6．4”事件以前有过，“6．4”事件之后，也有。
还有人认为，如果不平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就会出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此番论点实在属于危言耸听。
文革的混乱是毛泽东煽起来的，是由上至下的。中国的基层普通工农大众饱受文革混乱之苦，以他们早已觉醒的理智，是不会再让文革的乱在中国重演的。当时的事实表明，尽管北京的学运影响到全国，时间也延续近两个月，工人照常上班，农民一样种地，商店依旧开门。即使天安门广场学生继续在广场逗留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学生之外的人参入进去。
但是，学生在广场上的正义诉求符合全民心愿。这也就是戒严部队向城区推进受到北京市民顽强阻止的根本原因所在。北京市民是出于同情学生所产生的义举，这与深理念上的卷入学生运动是截然不同的。
至于“6．4”事件之后由李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平乱必要论”和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所言“迟早总要来论”，只是因为他们拉了屎，要由他们来开屁股罢了，这是他们的自欺之谈。
发生“6．4”事件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李鹏之流的一己私利。“反官倒、反腐败”之旗帜，侵犯了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所以，他们才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6．4”事件所砍倒的就是“反官倒、反腐败”之旗。这一举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就是：官倒更加猖獗、腐败更加蔓延。
18年来，这种蔓延的腐败社会效应，就是中国整个官僚阶层向整个工农大众从财富上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在中国，“贪”就成为官的本能、本事，“腐”就成为官的成果、归宿。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几乎每个涉及到贪的官员，其贪的金额不是以万、十万来记数，而是以100万、1，000万、甚至以亿来记数。
这些由官僚阶层所占有的巨额资金，如果用来加强国家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如此一来，在中国大陆的人中，一类是富得流油的、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现代贵族。一类是穷得叮当响的、广大处于最底层的工农劳苦大众。这些穷人，看病，看不起；上学，上不起；住房，住不起。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如何熬。
共产党曾经领导的穷人抗富人的革命，死了无数的穷人。可是到如今，富人，依然是富人，穷人，仍旧还是穷人。所不同的是，过去革命革倒的是国民党的富人，现在革命养的是共产党的富人。过去，称国民党为“刮民党”。如今的共产党，比过去的“刮民党”“刮”得更加厉害！
18年来，中共当局也做了某些“反腐败”的装饰门面的工作，惩治处决了一部分职位高于昔日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贪官，如胡长清、成克杰、李真、金鉴培等。伴随着权力斗争，以惩治腐败为名，江泽民惩办了陈希同，胡锦涛惩治了陈良宇。
然而，作为“6．4”事件所产生的腐败蔓延的社会效应和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体制，想彻底根治腐败，只能是痴人说梦话，绝无成功之可能。
六、司法的不公
“6．4”事件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共最高当局、常委五巨头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产生了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的决议。这种行为，就是严重的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35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所做的一切，完全符合这条法律。既然是自由，学生的言论就不应该受到限制；既然是自由，学生们就有资格集会于天安门广场而不受任何时间约束；既然是自由，学生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游行；既然是自由，学生们就不应该有任何后顾之忧地为表达民意而示威。
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就践踏了这么一条写得清清楚楚的法律。而纵使军队强行清场的中共最高当局，就是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国家主席签署颁布法律的罪魁祸首。
18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颁布的法律，仅凭中共当局通过“6．4”事件所践踏的这一条，就让司法的不公成为自那以来所产生的严重社会效应。
如今，中国的法律是什么？是商品。中国的司法部门是什么？是市场。中国所有案件的当事人是什么？是这种特殊交易市场的顾客。而所有穿着头戴国徽制服的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是交易市场的商人。这就是整个中国司法界所展现的现状。
司法部门处理案件，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依法”是司法人员装点门面的遮羞布。任何一个践踏法律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所有相应案件的法律文书全部会堂而皇之地使用“依法”二字。如何依法？那就看这些特殊的商人如何捣弄法律这个特殊的商品了。
审判案件，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都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根本的审判原则。辨明案件的事实，采纳判决案件的适用法律依据，就是真正的依法。然而，假依法呢？上面的两项审判原则就变了，叫做“移事实为依据，易法律为准绳”。此景一出，商人对顾客就开始做起法律游戏了。在这种由“6．4”事件所产生的司法不公的社会效应之下，顾客就算有翻江倒海的本领，也斗不过现代衙门中那种与腐败息息相关的“官官相护”的商人。
司法界喊得最响的口号，叫做：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种口号就变成：有法毙依、执法闭严、违法避纠。关于这番感慨，笔者发表于《民主论坛》的《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议中国大陆司法界的文字游戏》，已经有着下详细的交待。
就在这种司法不公的社会效应下，法官，今天敲诈原告，明天勒索被告。一桩简简单单的案件，可以搞得神乎其神。结果搞得整个社会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搞得上访之民布满京城。
就在这种司法不公的社会效应下，行贿、索贿遍布整个司法部门。昨天的院长还在振振有词地表示要打击法院的腐败行为，今天，那位院长就因腐败丑行东窗事发被“双轨”。整个法院都烂透了！
就在这种司法不公的社会效应下，证据确凿的强奸杀人犯，可以在收监几年后，无罪开释；以残忍手段挖出人的双眼，出3，000元就可以让行凶者免于刑事追责；……
有某些书生气十足的案件当事人，自以为掌握了与案件相关的一切法律，试图在没有任何后台背景、不作任何行贿的情况下与司法界践踏法律行为的人较量一番。结果如何？法律仍然是抛掷一边的法律，歪判还是照常的歪判。他们哪里知道，“无法无天”是共产党祖师爷遗传下的ＤＮＡ。没有人能有本事打乱那紧密盘旋的两条谱带的任何密码！
近来，中共当局以对上海帮腐败分子陈良宇的法办高唱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果真如此吗？在当今的中国，究竟有多少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依然逍遥法外？随着中国政局的千变万化，将来，政治上的强手还会出台惩办他们的政敌。而这些将来会惩办的各种类型的腐败分子，他们的腐败行为早已经败露，他们的罪证早已经搜集齐全。然而，在时机没有成熟时，将来的强手就没有本事现在将早已经有确凿证据的罪犯绳之以法。这样的局面，能体现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说白了，打政治上失势的死老虎，依然是“6．4”事件以来司法不公这种社会效应的体现。
七、权力的变异
“权力的变异”！这，能称得上“6．4”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吗？
我们先看看“6．4”事件后中共党魁的变更，分析一下这样一下一上的变化究竟异常还是不异常。
赵紫阳，只是在五名常委对是否对北京实施军事戒严的表决投了“反对”票，结果获罪“支持动乱、分裂党”被从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上驱逐下来。中共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又一个地数着路线斗争，其中第一个反对的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如果按照路线斗争来套的话，赵紫阳反对实施军事戒严应该也叫做右倾投降主义。不是吗！陈独秀是向国民党投降，而赵紫阳呢？是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爱国忧民的学生投降。所以嘛，“支持动乱、分裂党”具有右倾投降性质。既然是投降派嘛，该下！而另一方面，以数十万野战军配以数百辆军用战车，浩浩荡荡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进军，对付的只是那手无寸铁的学生娃娃。这对于邓小平、李鹏之辈来说，他们绝对不会认为他们这样的军事行动是犯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因为瞿总书记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要对付的是由蒋介石统帅的强大的国民革命军，以当时红军的力量与之相撞，无疑等于以卵击石。而邓小平作为军事统帅，对付的只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数十万军队加上数百辆坦克装甲车，驶入北京天安门广场，无异等于泰山压顶。何谈盲动？
可是在有良知人们的心目中所自然产生的是非感是泾渭分明的。历史将有力地证明，赵紫阳之举，既非支持动乱，也非分裂党，更谈不上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赵公之举，就是不希望因戒严令的施行所导致的军民对峙而出现流血事件。赵紫阳的行为是绝对为民作想的正义行为！
而在另一面，“6．4”事件所出现的流血，必定将邓小平和李鹏之辈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国际影响远比瞿秋白昔日的盲动主义所产生的后果严重得多。
“6．4”事件所产生的直观的是非，不论何人，只要有思维能力，清晰可辨。可是，中国官场，在中共独裁专制体制作用下，是非可以任意颠倒。忧国忧民的赵紫阳可以用丝毫不经反驳的“支援动乱、分裂党”的罪名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江泽民，这个在“6．4”事件之前面对赵紫阳恭敬有余的上海市委书记，怎么样也不会想到他会在“6．4”事件后取代赵总书记。这对他江大戏子来说，不就等于是天上向他掉下大馅饼，那蛤蟆嘴，恐怕笑得难以合拢了。
昔日，在毛泽东时代，为党的最高交椅，可以说是斗得昏天黑地。而江泽民呢，不费吹灰之力。好象江某人从上海到北京在听到自己将坐上党魁宝座时，兴奋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如何放置。
作为“6．4”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不正常的权力异动，从赵紫阳下台到江泽民上台就开始展现。
“6．4”事件所砍倒的大旗是“反官倒、反腐败”。“官倒，官倒！”做了官才能“倒”。18年来，在权力变异的社会效应下，如何能够当官就成为中共政治体制内相当大部分角逐的目标。
中共体制下的官源，也就是通称的干部源，以往大致来自下列几种途径。
１、入党──中国共产党乃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参加了这个党，就有可能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官”位置上谋求某个职务。
２、军转──穿上军装的排级以上的干部，转业到地方后，就自然属于地方的干部编制。
３、大学、中等专业学校毕业──通过读书，成为大学生或者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毕业后，自然成为国家干部。
４、在职培养──这种人，保留工人的职位，以“以工代干”的名义进行培养。干得好可以将“代”字除去，干得不好，仍然回到工人职位上。
５、破格提拔──有着实权的官员，可以根据自己对人的喜好，提拔尚不属于干部编制的人员。
在中共政治体制内，干部与有职务的官员相比，还有一个空挡。突破了这个空挡，才能和“官”结缘。否则，只能是终身的一般干部。如何突破这个空挡，内在文章，奥妙无穷。在“6．4”事件后，作为权力的变异这种社会效应，其无穷的奥妙更显突出。
正常的官员提拔，应该走的是任人唯贤之道。而不正常的官员提拔，所走的是任人唯亲之道。而中共体制内的官员提升运转，大多是以不正常形式进行。也就是任人唯亲。可是，如何做到“亲”，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官场中有各种权力相应的职务角逐，通常角逐者一般采取奉承、巴结和诋毁这么几种主要的手段。
当官的人，绝大多数喜欢听恭维话，沉醉于听赞歌。出于这种特征，那些有心在官场上角逐的人就不择手段地奉承这类官员。在赢得青睐后，竭力巴结。奉承加上随后的巴结，就成为官场角逐者走向仕途之路的敲门砖。一旦在官场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一官半职，如何继续升迁，除了继续对比自己职位高的官采取奉承巴结外，还必须伴随着另一个手段，那就是诋毁。
大陆官场中，有一种经常听到的说法，叫做“踩着肩膀往上爬”。这种踩肩上爬的方式，就是诋毁。中共体制下有一种活动叫“向组织作思想汇报”，就是官员之间的谈心。既有下级对上级，也有平级。往往在这种交流活动中，一些居心叵测的人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打别人的小报告。使用无中生有、小事夸大、中伤诽谤等手法去诋毁别人。从而使别人在官场升迁中遭受挫折，自己却青云直上。
正是由于官场上有这种极不正常的风气，各种官员之间，拉帮结派，尔虞吾诈。再加上那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使得整个官场乌烟瘴气。更有甚者，“6．4”事件后，中国官场的角逐方式转向明显的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花钱可以买官，出卖肉体可以换官。由此而来，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变异状态。这就是权力的变异，是“6．4”事件以来出现的令平民百姓深恶痛绝的社会效应。
在这种社会效应下，“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公仆”、“当官为民”等华丽辞藻全是装点门面的幌子。当官的所做的全是为着自己的私利，从而不择手段地鱼肉人民，侵吞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终致全国最底层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６、维权的艰难──伴随着对北京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镇压，全国各地回应北京学生壮举的学生运动也随之平息下去，整个中国人民的心处于一种窒息状况。在此状况下，所有民众为维护自己权益的愿望破灭了。
“6．4”事件所产生的对整个民众的高压，使得各种试图维护民众自身权益的活动，举步艰难。这也就成为“6．4”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之一。
通过“6．4”镇压，统治当局利用暴力维护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自那之后，中共各级政府进一步地利用暴力继续侵犯民众的利益。18年来，整个官僚阶层以各种不同方式欺凌、压榨、盘剥处于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其涉及面之广以至于直接威胁到人们最起码的生存环境。
以往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宣传中，曾经费很大的笔墨描述资本家是如何压榨工人，利用工人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然而，现在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他们凭自己的双手所创造的财富，自己又能够获得多少呢？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劳动环境的恶劣，使得他们创造的产品能够在国际、国内市场获得巨额利润。而他们自己又能从亲手创造的财富从得到多少呢？大头，可以说是绝对大的头被共产党的官商所侵吞了。
最近，笔者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篇分析。分析指出，工人生产的服装一件在市场上可以卖100元。而他们从这个售价中只能获得一元二角七分。这种分析与中共自己曾经拍摄的电影《燎原》中雷焕觉对矿工的分析相同。雷焕觉表示：由矿工挖出的一吨煤，日本矿主在市场上销售价格为15块大洋。而日方矿主给中方的矿主为三块大洋。三块大洋经中方矿主盘剥，能够给工人的就只有几个铜板。看看，昔日中共宣传所抨击的现象是不是原封不动地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试问，现在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矿奴、砖窑奴与昔日安源煤矿做牛做马的矿工有什么两样？
工人现在依然创造着“剩余价值”。所不同的是，昔日侵吞剩余价值的是共产党笔下的资本家。如今侵吞剩余价值的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官僚阶层。
最底层的工人、农民被剥夺了合理享有自己创造财富的权利。中国劳动力之所以价格低廉，并不是他们无能创造高的价值，而是他们创造的财富被吸血鬼式的整个官僚阶层榨干。
如今，中国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权益向管理他们的官员力争吗？如今的中国，还能够出现为工人的利益而奔走呼号的雷焕觉吗？
善良的中国劳动人民，坚韧的耐苦精神使得他们能够满足于他们获得的最基本的生存现状。如今，中国劳工为自己所创造财富而争权益的斗争可以说是微乎甚微。
近年来，官僚阶层与处最底层的民众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矛盾在对征地拆迁问题的处理上。以官作为坚强后盾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获得建造房屋的地皮，强迫原住地的居民拆迁。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房地产根本无视拆迁户的根本利益。他们对被拆迁者不予拆迁后的妥善安置，使得拆迁后的居民无处安身。有的房地产公司根本不考虑拆迁户的损失补偿。18年来，房地产公司的经济效益在零成本的基础上使得这一行业在中国大陆肥得流油。而他们的效益是建立在千千万万被拆迁者的巨大损失上的。
在对待征地拆迁上，各地，特别是被征地的农民，曾经出现过维权的斗争，可是都被政府派往事发地的军警镇压了。在国内外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最牛钉子户，此事件的当事人最终落到什么结局仍然是一个谜。
整个中国，处于底层的民众想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官所进行的斗争几乎全部被高压手段平息下去了。在这种艰难的维权社会效应下，一旦产生竭力为民众维权的代表人物，就会招致政府当局百般仇视并且会不择手段将这种维权代表铲除。近年来对维权律师高智晟等人的迫害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结语、有待全民的觉醒
“6．4”事件后，中共当局的镇压反倒产生了一批身在国内外的著名学生领袖，出现了抨击中共统治的异议人士以及为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的民主人士。中共当局视这些人为危害其统治的心腹之患，不时使用从“反革命罪”派生出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等强加的罪名对他们进行迫害。
尽管如此，这些关心祖国前途与人民幸福的有识之士，仍然以各种方式在唤起全国的民众。
“东亚睡狮若沉睡，国难振兴民颓废。待到民众觉醒时，民主威逼专制退！”今天的中国，仍然犹如沉睡的东亚雄狮。全国的民众，如果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只能高举民主大旗，争自由，争人权，充分认识到封建独裁专制政治体制所给全民带来的危害。只有这样，才能竭力奋斗，才能延续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中国人民应该充满信心，真正民主法制的社会必定会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实现！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