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序言
“6．4”事件過去了整整18年，按照中國的成年人標準，那一年誕生的嬰兒已經步入成年。18年來，圍繞這一慘痛的歷史，全球的具有人性良知華夏子孫心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作為一段重要的史實，針對“6．4”事件，全世界的華人歷史學家、異議人士、民運參與者、學運領袖、政治學者、乃至市井小民都站在不同角度帶有不同的感情色彩進行評論。
1989年發生的歷史事件，在人們心目中首生概念就是“6．4”二字。圍繞這個概念，有著不同的稱法，如“6．4”屠城、“6．4”血案、“6．4”慘案、“6．4”鎮壓、“6．4”風波，等等。最為普遍的稱法是“6．4”事件。而正是由於人們這種首生的概念，往往在提及這段歷史時，會忽略導致這一事件的另一名稱，那就是：89愛國學生民主運動。中共當局對此運動的鎮壓，才產生了震驚中外的“6．4”事件。
18年過去了，作為一段歷史，“6．4”事件給整個中國造成了什麼樣的社會效應呢？筆者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從筆者上列評論“6．4”事件的幾類人來看，且根據本人的水準和檔次能自知自己屬於市井小民之類。所以，筆者就以一個市井小民的身分，談談“6．4”事件對整個中國產生的社會效應。
一、民眾的頹廢
“6．4”屠城可以說給全中國處於最底層的平民百姓上了一堂史無前例的“政治課”。厲害啊！幾十萬野戰軍、數百輛坦克裝甲車，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對付的只是那逗留在天安門廣場的手無寸鐵的學生。這樣的事情，在哪個國家、哪個朝代發生過？
“戒嚴”，似乎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就是在某一地區增加持槍站崗的士兵，就是在某個時間不允許不相干的人出入某個地方。幾十萬大軍、數百輛戰車。乖乖呀！這樣的軍事行動叫“戒嚴”？這樣的戒嚴，令人恐懼，令人害怕，令人膽寒！
在“6．4”事件的那些日子裏，有哪個具有一點點良知的中國普通老百姓沒有明地、暗地詛咒那以戒嚴為名而屠殺民眾的中共最高統治當局？可是，在全國以高壓手段平息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學潮”後，凡是有工作單位的人，都要對中共統治當局以統一的口徑表態。表態的中心一句話是：堅決支持黨中央平息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暴亂。任何一個有思維能力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天安門廣場上聚集的只不過是從開始悼念胡耀邦進而高舉“反官倒、反腐敗”旗幟的高等院校的學生。他們手無寸鐵，根本與“反革命暴亂”這個概念挨不上邊。可是，明明人們心中所認識的和要求與中央口徑保持一致的表態不一致，與會者在主持人開場白後，不得不違心地表示：“堅決支持黨中央平息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暴亂”。
可以說，“6．4”事件不同於中共建政以來的所有政治事件。歷數以往的事件，基本上是以中央高層的鬥爭在獲得結果後向全民公佈。這種民眾處於封閉狀況而得不到真實資訊情況下，當要求對某一事件與中央保持一致口徑時，人們會按照要求去保持一致口徑。人們對其表態是否正確，只能在歷史向後推進時才會發現答案。而“6．4”事件，人們明明知道那種表態不對，可是，屈於共產黨統治的高壓淫威，不得不違心地按統一口徑表態。這種心口不一的行為，自然會使處於正常心態的人產生壓抑感。這種壓抑感所產生的最終結果，會使人們心理處於頹廢狀況。筆者以為，這種人們心理處於頹廢狀況，就是“6．4”事件最初產生的社會效應。
在這種社會效應下，人們看穿了統治當局的殘暴。“人狠不纏，酒狠不喝”。既然對付不了當局的武力鎮壓，那麼，得過且過吧！由此而來，就形成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管它什麼國家前途，管他什麼“共產主義理想”，只要自己一天24小時過得痛快、瀟灑，就可以了！
就是因為這種民眾頹廢的社會效應，中國當今回到了由帝國主義列強所描述的“一盤散沙”的局面。昔日，共產黨為推翻國民黨蔣介石政權，號召全國的勞苦大眾擰成一股繩。而現在，共產黨為維護其獨裁專制統治，害怕的仍然是全國的勞苦大眾擰成一股繩。因此，中共當局就希望這種社會效應無休止地延續下去。
正因為如此，中共當局在全民中灌輸的就是“鶯歌燕舞”加“紙醉金迷”。這，就是“6．4”事件以來最明顯的社會效應所產生的獨特景。
二、當局的虛偽
89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經“6．4”鎮壓後，中國最大的政局變化，就是趙紫陽“分裂黨、支持動亂”而獲罪、從總書記職務上驅逐下來。自那以後，趙公被軟禁至死。由中共元老扶上總書記寶座的前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成為學運被鎮壓後的最大得益者。
89民運從當年4月15日悼念胡耀邦開始，4月26日，在短短的11天之後，中共當局按照鄧小平的定性口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指出：
“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汙蔑、謾駡、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撇開文中所有危言聳聽之辭，我們從“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和“青年學生”這兩個概念來看。既然已知青年學生被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那麼，就應該將別有用心的人與青年學生區別開來，就應該將利用學生的極少數人挖掘出來。然而，“6．4”屠城後，由公安部頒的通緝令要求全民協助逮捕的物件，恰恰全部是青年學生。試問：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跑哪裡去了？僅從對青年學生的殘忍就完全可以看出中共當局的虛偽。
趙紫陽意識到學生運動由軍人介入會出現軍民對峙，會產生無法挽回嚴重損失和國際影響的流血慘案，所以，作為中共中央常委之一在是否實施戒嚴的表決上投了反對票。“表決”是行使趙紫陽正當的權利。支持、反對、棄權是表決者的選擇。憑什麼趙公投了反對票就等於“分裂黨、支持動亂”？這樣的罪名怎能不表現出中共最高當局的虛偽？
至於打著維護社會安定的旗號讓數十萬野戰軍和數百輛坦克、裝甲車去對付天安門廣場手無寸鐵的學生，那就更是中共當局掩蓋其與人民為敵、血腥屠殺民眾的虛偽本質了。
當局的虛偽促成了“6．4”屠城慘案，也成就了所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而虛偽就成為統治者維持獨裁專制制度的本質特徵。這也可以稱為“6．4”事件所產生的社會效應。
18年來，這種當局的虛偽一直如同瘟疫地在全國彌漫。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在對待業已成為頑症的“腐敗”現象。
收集于《江澤民文選》第一卷題為《加強反腐敗鬥爭，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一文中，江澤民表示：
“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絕不能自己毀掉自己。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看看這段話，說得是何等冠冕堂皇！可是，自“6．4”事件由他登上總書記、繼而竊取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之職後，在統治中國達13年間，江澤民的家族就是全國腐敗之源。眾所周知，江魁長子江綿恒動用國庫天文數字的資金與臺灣商人合作去經營他江家私產。江澤民為討好歌女宋祖英，不惜花費數十億巨額納稅人的資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周邊興建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江澤民的反腐敗，對付的是他的政敵陳希同。而他自己任何涉及到腐敗的黨羽，都在他無恥的保護之下。有多少涉及到腐敗的大案與他江家有牽連？有多少腐敗透頂的中共高官屬於他江氏集團的死黨？在臺上的有多少？下了台的又有多少？這樣的魁首所統治的黨，還用得著敵人來壓、用得著敵人來摧嗎？共產黨敗就敗在象江澤民這種虛偽之極的國家蛀蟲的手下。共產黨早就喪失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了，還用得著江澤民說什麼“如果”這種假設嗎？
正是由於江澤民的虛偽，中共當局的虛偽已經成為“6．4”事件以來彌漫官場的整個中國的社會效應。想想看，有多少倒臺的官員，他們臺上說話時該是何等地娓娓動聽？有多少飲彈、注射毒針的死囚高官，在他們東窗事發前人模人樣地在民眾中演講時，那言辭該是何等地感人肺腑？
虛偽的中心是一個“假”字，手段是一個“騙”字。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將孫子兵法的“兵不厭詐”活靈活現地使用在他們的人生角逐中來了。就在這種當局的虛偽社會效應下，中國的平民百姓有多少人有冤無處申？有多少處於貧窮和饑餓狀況的最底層的工人、農民有苦無處訴？有多少人欲哭無淚？有多少人欲喊無力？
三、暴力的成果
“6．4”事件，作為政府當局來說，最明顯的特徵是使用了暴力。而這種使用暴力鎮壓的手段，的確在極其廣闊的範圍內起到了對民眾的震懾效果。18年來，有一點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的經濟建設確實取得了飛速發展。反映經濟建設成就的門面確實在世界人民中展現出來了。城市高樓林立、立交橋縱橫交錯。然而，在這經濟發展的背後，卻是整個官僚階層對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民大眾肆無忌憚的掠奪。任何一個實體的、看得見的、摸得著的、顯示經濟建設成就的門面，全部都是處於第一線的工人、農民憑著自己一雙勞動的雙手裝飾的。任何社會財富都是那千千萬萬的勞動者通過流著血、流著汗一分一毫地創造出來的。
可是，享受社會財富的那些中共當局的官員、又是如何對待最底層的勞動人民呢？從根本上來說，他們不顧人民的死活，殘酷地奴役著人民。而當人們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起來抗爭時，受到的卻是當局所派軍警進行殘酷的鎮壓。這就是“6．4”事件所產生的暴力成果，這也是18年來一個最明顯的社會效應。
四、言論的封鎖
中共當局的虛偽所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大眾對其虛偽本質的揭露。要做到遏制人民對他們的揭露，只有不擇手段地封鎖一切來自民間的言論。18年來，這種來自當局對言論的封鎖就成為“6．4”事件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之一。
如今，在中國主要的宣傳媒體上、人們所能夠看到的主要是兩大類新聞，一種叫做“鶯歌燕舞”，一種叫做“紙醉金迷”。在這兩大類新聞之外，出現的是一些不關痛癢的花邊新聞。公共媒體，凡是有那麼一點有損當局形象的新聞，一旦出現，立即封殺。
何為“鶯歌燕舞”？這個詞曾被毛澤東用在他的詩詞《重上井岡山》。詩曰：“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毛澤東此美化在他治下的中國時，恰恰是因他的罪惡而使數千萬人死於饑荒之後。
“鶯歌燕舞”，就是打腫臉充胖子。中共當局所有的媒體宣傳，就繼承了毛澤東王婆賣瓜的衣缽。如今的高調，唱得何等令人陶醉？這種“鶯歌燕舞”為主調的宣傳口徑，就是中共當局媒體的主體言論。
何為“紙醉金迷”？撇開《人民日報》以及《新華網》等紙張或者網絡刊物，這種以宣揚“鶯歌燕舞”為主調的新聞媒體，翻翻各地發行的各種報紙，打開各種大陸不被封閉的網路，哪裡看不到那朱唇玉體的美女？哪裡不出現那令人銷魂的色情新聞？衛生部提議在公共淋浴場所配置“安全套”；大學區域的下水道被“安全套”堵塞；名女以50萬元身價由富商包租；女郎在車水馬龍處脫光衣服當眾洗澡；楊翁夫婦鴛鴦戲水；“二奶”爆亡于山東高官，……可謂數不盡、列不絕也。
與這一切異景相反，任何敢於揭露中共統治當局陰暗面的新聞，通通予以封殺。《冰點》，給封了；《南方週末》給整了。而中共當局最感恐懼的是海外一切網路媒體，為此，不惜動用巨額資金興辦“金盾工程”，以阻止任何不利於中共統治當局的言論在民眾中傳播。
言論的封鎖，作為一種社會效應，其結果就是讓千千萬萬處於生活底層的民眾永遠處於封閉狀況。這樣，中共當局才能得心應手地欺騙、壓榨、奴役、盤剝那些仍然當牛做馬的工人、農民。
五、腐敗的蔓延
以“6．4”事件為界，就腐敗這個概念而言，中國已經處於一種沒有任何挽救途徑的絕症了。
89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所高舉的旗幟是“反官倒、反腐敗”。這本是憂國憂民的學生為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勇敢地向中共統治當局發出的呐喊。
80年代中葉開始，鄧小平之子鄧朴方首開以官作政治背景的康華公司，接著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以官為背景的家族成員都下海經商。當然，鄧小平所提倡的是全民下海經商。因而在那年月，確實有很多的平民百姓試著圓圓商人夢。記得那時武漢展覽館廣場的空地都劃成一個個方塊，租給那些想做生意的普通市民。而在商場上，以官作為政治背景的商人的條件絕對比沒有任何靠山的小民百姓優越得多。那年月，各種重要的資財分為“國撥價”和“市場價”。掌握資財的分配調撥大權的是政府各級部門掌握實權的官員。如果經商者能以國撥價得到市場緊俏物資，轉手按市場價一拋，就是獲得難以計數的利潤。這種情景，就產生了那年代特有的名詞：官倒。當官的，憑著手中的權力，批個批條，打個電話，就會有人向他們敬獻大量的賄賂金。這麼一來，官商勾結，就將整個社會的市場秩序搞得亂七八糟。老百姓有錢，買不到東西。想買嗎，漫天的高價。結果是有錢的人，那鈔票如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多。沒有錢的，會被那瞬息萬變的市場行情整治得一貧如洗。就這樣，從80年代中葉開始，整個中國社會露出貧富兩極分化的裂痕。
從1979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到1989年爆發學生愛國民主運動這十年間，整個中國的經濟形勢變化，其階段性是極其微妙的。改革開放初期，最早投入商場的個體工商戶，在短短幾年間，就由昔日近似赤貧的人擁有萬元、十萬元。這就是當時喊得十分響亮的萬元戶。這些人，就是通過改革開放政策最早富起來的人。
農村在擺脫了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民的收入增加，生活也發生初步改觀。工人通過工資結構改革，薪金逐步增加。人們在改革開放初期所獲得的經濟實惠而看到的生活改觀，由衷地在天安門廣場的遊行隊伍中扯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
如果要在這十年中分階段的話，以上的美景大約處在1979年～1985年之間。不知道鄧朴方是哪一年成立康華公司。如果要作前後經濟形勢轉折的話，應該將鄧朴方下海經商成為轉捩點。在全國各級政府官員的家族成員捲入商海後，就進入第二階段了。
中國的農民是從來沒有真正翻過身的，日子剛剛過得紅火一點，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民就被生產資料物價飛漲和強加的各種農業稅收壓得喘不過氣來。農民，再次被打入萬丈深淵。以後農民過的日子，甚至不如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
工人雖然通過工資結構調整增加了收入，可是，毫無節制的通貨膨脹使得他們增加的錢根本無法追趕飆升的物價。工人，也開始叫苦不迭。
與工人農民相反的，是那批靠官商合流暴富的官商階層。他們，可以一擲千金；他們，可以大吃大喝；他們，可以任意瀟灑；他們，可以驕奢淫逸。
雖然杜甫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能算是那時的社會真實寫照，可是，貧富懸殊業已初見端倪。
而就在這個階段，中國的政治氣氛開始出現微妙變化，親民廉潔的總書記胡耀邦因“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從中共黨魁寶座下跌落下來。
在趙紫陽卸任國務院總理、繼任總書記、李鵬擔任總理後，中國出現的官倒更為嚴重。這樣的背景，終於導致了1989年對於已逝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轉變成高舉“反官倒、反腐敗”大旗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最終被血腥鎮壓了。按照中共要員之論，如果不平息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所謂反革命暴亂，共產黨的政權就會易手，無產階級江山就會改變顏色。
這種論調純屬一派胡言。
眾所周知，如果要取代一個政權，最基本的條件是要有一個與現存政權相抗衡的政治實體。然而，在中國除了中國共產黨，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夠與其相提並論？難道中國真會出現象鄧林所言“如果讓如吾爾開希等人來掌握中國的命運”嗎？即使出現政權易手，也只能是共產黨內部出現的一個黨魁取代另一個黨魁。這種政權易手，“6．4”事件以前有過，“6．4”事件之後，也有。
還有人認為，如果不平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就會出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
此番論點實在屬於危言聳聽。
文革的混亂是毛澤東煽起來的，是由上至下的。中國的基層普通工農大眾飽受文革混亂之苦，以他們早已覺醒的理智，是不會再讓文革的亂在中國重演的。當時的事實表明，儘管北京的學運影響到全國，時間也延續近兩個月，工人照常上班，農民一樣種地，商店依舊開門。即使天安門廣場學生繼續在廣場逗留一段時間，也不會有學生之外的人參入進去。
但是，學生在廣場上的正義訴求符合全民心願。這也就是戒嚴部隊向城區推進受到北京市民頑強阻止的根本原因所在。北京市民是出於同情學生所產生的義舉，這與深理念上的捲入學生運動是截然不同的。
至於“6．4”事件之後由李鵬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說“平亂必要論”和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所言“遲早總要來論”，只是因為他們拉了屎，要由他們來開屁股罷了，這是他們的自欺之談。
發生“6．4”事件的根本原因，是鄧小平、李鵬之流的一己私利。“反官倒、反腐敗”之旗幟，侵犯了他們已經獲得的利益。所以，他們才向人民舉起了屠刀。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6．4”事件所砍倒的就是“反官倒、反腐敗”之旗。這一舉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就是：官倒更加猖獗、腐敗更加蔓延。
18年來，這種蔓延的腐敗社會效應，就是中國整個官僚階層向整個工農大眾從財富上的肆無忌憚的掠奪。在中國，“貪”就成為官的本能、本事，“腐”就成為官的成果、歸宿。整個龐大的官僚階層，幾乎每個涉及到貪的官員，其貪的金額不是以萬、十萬來記數，而是以100萬、1，000萬、甚至以億來記數。
這些由官僚階層所佔有的巨額資金，如果用來加強國家建設，改善人民生活，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要好過得多。
如此一來，在中國大陸的人中，一類是富得流油的、過著驕奢淫逸生活的現代貴族。一類是窮得叮噹響的、廣大處於最底層的工農勞苦大眾。這些窮人，看病，看不起；上學，上不起；住房，住不起。過了今天不知明天如何熬。
共產黨曾經領導的窮人抗富人的革命，死了無數的窮人。可是到如今，富人，依然是富人，窮人，仍舊還是窮人。所不同的是，過去革命革倒的是國民黨的富人，現在革命養的是共產黨的富人。過去，稱國民黨為“刮民黨”。如今的共產黨，比過去的“刮民黨”“刮”得更加厲害！
18年來，中共當局也做了某些“反腐敗”的裝飾門面的工作，懲治處決了一部分職位高於昔日張子善、劉青山這樣的貪官，如胡長清、成克傑、李真、金鑒培等。伴隨著權力鬥爭，以懲治腐敗為名，江澤民懲辦了陳希同，胡錦濤懲治了陳良宇。
然而，作為“6．4”事件所產生的腐敗蔓延的社會效應和共產黨的獨裁專制體制，想徹底根治腐敗，只能是癡人說夢話，絕無成功之可能。
六、司法的不公
“6．4”事件有一個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中共最高當局、常委五巨頭以投票表決的方式產生了踐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在北京實行軍事戒嚴的決議。這種行為，就是嚴重的犯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35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所做的一切，完全符合這條法律。既然是自由，學生的言論就不應該受到限制；既然是自由，學生們就有資格集會於天安門廣場而不受任何時間約束；既然是自由，學生們就可以毫無顧忌地遊行；既然是自由，學生們就不應該有任何後顧之憂地為表達民意而示威。
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就踐踏了這麼一條寫得清清楚楚的法律。而縱使軍隊強行清場的中共最高當局，就是無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經國家主席簽署頒佈法律的罪魁禍首。
18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頒佈的法律，僅憑中共當局通過“6．4”事件所踐踏的這一條，就讓司法的不公成為自那以來所產生的嚴重社會效應。
如今，中國的法律是什麼？是商品。中國的司法部門是什麼？是市場。中國所有案件的當事人是什麼？是這種特殊交易市場的顧客。而所有穿著頭戴國徽制服的司法部門的工作人員，就是交易市場的商人。這就是整個中國司法界所展現的現狀。
司法部門處理案件，不論是民事還是刑事，“依法”是司法人員裝點門面的遮羞布。任何一個踐踏法律的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和所有相應案件的法律文書全部會堂而皇之地使用“依法”二字。如何依法？那就看這些特殊的商人如何搗弄法律這個特殊的商品了。
審判案件，不論是民事、還是刑事，都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這個根本的審判原則。辨明案件的事實，採納判決案件的適用法律依據，就是真正的依法。然而，假依法呢？上面的兩項審判原則就變了，叫做“移事實為依據，易法律為準繩”。此景一出，商人對顧客就開始做起法律遊戲了。在這種由“6．4”事件所產生的司法不公的社會效應之下，顧客就算有翻江倒海的本領，也鬥不過現代衙門中那種與腐敗息息相關的“官官相護”的商人。
司法界喊得最響的口號，叫做：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然而在實際運作中，這種口號就變成：有法斃依、執法閉嚴、違法避糾。關於這番感慨，筆者發表于《民主論壇》的《事實為根據，法律為準繩──議中國大陸司法界的文字遊戲》，已經有著下詳細的交待。
就在這種司法不公的社會效應下，法官，今天敲詐原告，明天勒索被告。一樁簡簡單單的案件，可以搞得神乎其神。結果搞得整個社會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搞得上訪之民佈滿京城。
就在這種司法不公的社會效應下，行賄、索賄遍佈整個司法部門。昨天的院長還在振振有詞地表示要打擊法院的腐敗行為，今天，那位院長就因腐敗醜行東窗事發被“雙軌”。整個法院都爛透了！
就在這種司法不公的社會效應下，證據確鑿的強姦殺人犯，可以在收監幾年後，無罪開釋；以殘忍手段挖出人的雙眼，出3，000元就可以讓行兇者免於刑事追責；……
有某些書生氣十足的案件當事人，自以為掌握了與案件相關的一切法律，試圖在沒有任何後臺背景、不作任何行賄的情況下與司法界踐踏法律行為的人較量一番。結果如何？法律仍然是拋擲一邊的法律，歪判還是照常的歪判。他們哪里知道，“無法無天”是共產黨祖師爺遺傳下的ＤＮＡ。沒有人能有本事打亂那緊密盤旋的兩條譜帶的任何密碼！
近來，中共當局以對上海幫腐敗分子陳良宇的法辦高唱什麼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果真如此嗎？在當今的中國，究竟有多少應該受到法律制裁的罪犯依然逍遙法外？隨著中國政局的千變萬化，將來，政治上的強手還會出臺懲辦他們的政敵。而這些將來會懲辦的各種類型的腐敗分子，他們的腐敗行為早已經敗露，他們的罪證早已經搜集齊全。然而，在時機沒有成熟時，將來的強手就沒有本事現在將早已經有確鑿證據的罪犯繩之以法。這樣的局面，能體現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
說白了，打政治上失勢的死老虎，依然是“6．4”事件以來司法不公這種社會效應的體現。
七、權力的變異
“權力的變異”！這，能稱得上“6．4”事件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嗎？
我們先看看“6．4”事件後中共黨魁的變更，分析一下這樣一下一上的變化究竟異常還是不異常。
趙紫陽，只是在五名常委對是否對北京實施軍事戒嚴的表決投了“反對”票，結果獲罪“支持動亂、分裂黨”被從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上驅逐下來。中共在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又一個地數著路線鬥爭，其中第一個反對的是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如果按照路線鬥爭來套的話，趙紫陽反對實施軍事戒嚴應該也叫做右傾投降主義。不是嗎！陳獨秀是向國民黨投降，而趙紫陽呢？是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愛國憂民的學生投降。所以嘛，“支持動亂、分裂黨”具有右傾投降性質。既然是投降派嘛，該下！而另一方面，以數十萬野戰軍配以數百輛軍用戰車，浩浩蕩蕩地向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軍，對付的只是那手無寸鐵的學生娃娃。這對於鄧小平、李鵬之輩來說，他們絕對不會認為他們這樣的軍事行動是犯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因為瞿總書記所採取的軍事行動要對付的是由蔣介石統帥的強大的國民革命軍，以當時紅軍的力量與之相撞，無疑等於以卵擊石。而鄧小平作為軍事統帥，對付的只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數十萬軍隊加上數百輛坦克裝甲車，駛入北京天安門廣場，無異等於泰山壓頂。何談盲動？
可是在有良知人們的心目中所自然產生的是非感是涇渭分明的。歷史將有力地證明，趙紫陽之舉，既非支持動亂，也非分裂黨，更談不上是什麼右傾投降主義。趙公之舉，就是不希望因戒嚴令的施行所導致的軍民對峙而出現流血事件。趙紫陽的行為是絕對為民作想的正義行為！
而在另一面，“6．4”事件所出現的流血，必定將鄧小平和李鵬之輩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他們的行為所造成的國際影響遠比瞿秋白昔日的盲動主義所產生的後果嚴重得多。
“6．4”事件所產生的直觀的是非，不論何人，只要有思維能力，清晰可辨。可是，中國官場，在中共獨裁專制體製作用下，是非可以任意顛倒。憂國憂民的趙紫陽可以用絲毫不經反駁的“支援動亂、分裂黨”的罪名被免去總書記職務。
江澤民，這個在“6．4”事件之前面對趙紫陽恭敬有餘的上海市委書記，怎麼樣也不會想到他會在“6．4”事件後取代趙總書記。這對他江大戲子來說，不就等於是天上向他掉下大餡餅，那蛤蟆嘴，恐怕笑得難以合攏了。
昔日，在毛澤東時代，為黨的最高交椅，可以說是鬥得昏天黑地。而江澤民呢，不費吹灰之力。好象江某人從上海到北京在聽到自己將坐上黨魁寶座時，興奮得手腳都不知道該如何放置。
作為“6．4”事件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不正常的權力異動，從趙紫陽下臺到江澤民上臺就開始展現。
“6．4”事件所砍倒的大旗是“反官倒、反腐敗”。“官倒，官倒！”做了官才能“倒”。18年來，在權力變異的社會效應下，如何能夠當官就成為中共政治體制內相當大部分角逐的目標。
中共體制下的官源，也就是通稱的幹部源，以往大致來自下列幾種途徑。
１、入黨──中國共產黨乃中國大陸的執政黨，參加了這個黨，就有可能在各級政府機構的“官”位置上謀求某個職務。
２、軍轉──穿上軍裝的排級以上的幹部，轉業到地方後，就自然屬於地方的幹部編制。
３、大學、中等專業學校畢業──通過讀書，成為大學生或者是中等專業學校學生，畢業後，自然成為國家幹部。
４、在職培養──這種人，保留工人的職位，以“以工代幹”的名義進行培養。幹得好可以將“代”字除去，幹得不好，仍然回到工人職位上。
５、破格提拔──有著實權的官員，可以根據自己對人的喜好，提拔尚不屬於幹部編制的人員。
在中共政治體制內，幹部與有職務的官員相比，還有一個空擋。突破了這個空擋，才能和“官”結緣。否則，只能是終身的一般幹部。如何突破這個空擋，內在文章，奧妙無窮。在“6．4”事件後，作為權力的變異這種社會效應，其無窮的奧妙更顯突出。
正常的官員提拔，應該走的是任人唯賢之道。而不正常的官員提拔，所走的是任人唯親之道。而中共體制內的官員提升運轉，大多是以不正常形式進行。也就是任人唯親。可是，如何做到“親”，那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官場中有各種權力相應的職務角逐，通常角逐者一般採取奉承、巴結和詆毀這麼幾種主要的手段。
當官的人，絕大多數喜歡聽恭維話，沉醉於聽讚歌。出於這種特徵，那些有心在官場上角逐的人就不擇手段地奉承這類官員。在贏得青睞後，竭力巴結。奉承加上隨後的巴結，就成為官場角逐者走向仕途之路的敲門磚。一旦在官場佔有一席之地，獲得一官半職，如何繼續升遷，除了繼續對比自己職位高的官採取奉承巴結外，還必須伴隨著另一個手段，那就是詆毀。
大陸官場中，有一種經常聽到的說法，叫做“踩著肩膀往上爬”。這種踩肩上爬的方式，就是詆毀。中共體制下有一種活動叫“向組織作思想彙報”，就是官員之間的談心。既有下級對上級，也有平級。往往在這種交流活動中，一些居心叵測的人採取各種卑劣手段打別人的小報告。使用無中生有、小事誇大、中傷誹謗等手法去詆毀別人。從而使別人在官場升遷中遭受挫折，自己卻青雲直上。
正是由於官場上有這種極不正常的風氣，各種官員之間，拉幫結派，爾虞吾詐。再加上那盤根錯節的裙帶關係，使得整個官場烏煙瘴氣。更有甚者，“6．4”事件後，中國官場的角逐方式轉向明顯的權錢交易和權色交易。花錢可以買官，出賣肉體可以換官。由此而來，整個官場呈現出一種變異狀態。這就是權力的變異，是“6．4”事件以來出現的令平民百姓深惡痛絕的社會效應。
在這種社會效應下，“為人民服務”、“人民的公僕”、“當官為民”等華麗辭藻全是裝點門面的幌子。當官的所做的全是為著自己的私利，從而不擇手段地魚肉人民，侵吞國家資財，揮霍人民血汗。終致全國最底層勞苦大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６、維權的艱難──伴隨著對北京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的鎮壓，全國各地回應北京學生壯舉的學生運動也隨之平息下去，整個中國人民的心處於一種窒息狀況。在此狀況下，所有民眾為維護自己權益的願望破滅了。
“6．4”事件所產生的對整個民眾的高壓，使得各種試圖維護民眾自身權益的活動，舉步艱難。這也就成為“6．4”事件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之一。
通過“6．4”鎮壓，統治當局利用暴力維護了整個官僚階層的既得利益。自那之後，中共各級政府進一步地利用暴力繼續侵犯民眾的利益。18年來，整個官僚階層以各種不同方式欺淩、壓榨、盤剝處於最底層的工人和農民，其涉及面之廣以至於直接威脅到人們最起碼的生存環境。
以往在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宣傳中，曾經費很大的筆墨描述資本家是如何壓榨工人，利用工人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然而，現在處在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農民，他們憑自己的雙手所創造的財富，自己又能夠獲得多少呢？中國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勞動環境的惡劣，使得他們創造的產品能夠在國際、國內市場獲得巨額利潤。而他們自己又能從親手創造的財富從得到多少呢？大頭，可以說是絕對大的頭被共產黨的官商所侵吞了。
最近，筆者在一份報紙上看到一篇分析。分析指出，工人生產的服裝一件在市場上可以賣100元。而他們從這個售價中只能獲得一元二角七分。這種分析與中共自己曾經拍攝的電影《燎原》中雷煥覺對礦工的分析相同。雷煥覺表示：由礦工挖出的一噸煤，日本礦主在市場上銷售價格為15塊大洋。而日方礦主給中方的礦主為三塊大洋。三塊大洋經中方礦主盤剝，能夠給工人的就只有幾個銅板。看看，昔日中共宣傳所抨擊的現象是不是原封不動地回到了現實生活之中？試問，現在在中國大陸出現的礦奴、磚窯奴與昔日安源煤礦做牛做馬的礦工有什麼兩樣？
工人現在依然創造著“剩餘價值”。所不同的是，昔日侵吞剩餘價值的是共產黨筆下的資本家。如今侵吞剩餘價值的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官僚階層。
最底層的工人、農民被剝奪了合理享有自己創造財富的權利。中國勞動力之所以價格低廉，並不是他們無能創造高的價值，而是他們創造的財富被吸血鬼式的整個官僚階層榨幹。
如今，中國最底層的工人、農民，他們能夠為自己的權益向管理他們的官員力爭嗎？如今的中國，還能夠出現為工人的利益而奔走呼號的雷煥覺嗎？
善良的中國勞動人民，堅韌的耐苦精神使得他們能夠滿足於他們獲得的最基本的生存現狀。如今，中國勞工為自己所創造財富而爭權益的鬥爭可以說是微乎甚微。
近年來，官僚階層與處最底層的民眾表現得最為突出的矛盾在對征地拆遷問題的處理上。以官作為堅強後盾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為獲得建造房屋的地皮，強迫原住地的居民拆遷。而在征地拆遷過程中，房地產根本無視拆遷戶的根本利益。他們對被拆遷者不予拆遷後的妥善安置，使得拆遷後的居民無處安身。有的房地產公司根本不考慮拆遷戶的損失補償。18年來，房地產公司的經濟效益在零成本的基礎上使得這一行業在中國大陸肥得流油。而他們的效益是建立在千千萬萬被拆遷者的巨大損失上的。
在對待征地拆遷上，各地，特別是被征地的農民，曾經出現過維權的鬥爭，可是都被政府派往事發地的軍警鎮壓了。在國內外被新聞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重慶最牛釘子戶，此事件的當事人最終落到什麼結局仍然是一個謎。
整個中國，處於底層的民眾想維護自己的權益與官所進行的鬥爭幾乎全部被高壓手段平息下去了。在這種艱難的維權社會效應下，一旦產生竭力為民眾維權的代表人物，就會招致政府當局百般仇視並且會不擇手段將這種維權代表剷除。近年來對維權律師高智晟等人的迫害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事例。
結語、有待全民的覺醒
“6．4”事件後，中共當局的鎮壓反倒產生了一批身在國內外的著名學生領袖，出現了抨擊中共統治的異議人士以及為振興中華而奔走呼號的民主人士。中共當局視這些人為危害其統治的心腹之患，不時使用從“反革命罪”派生出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危害國家安全罪”等強加的罪名對他們進行迫害。
儘管如此，這些關心祖國前途與人民幸福的有識之士，仍然以各種方式在喚起全國的民眾。
“東亞睡獅若沉睡，國難振興民頹廢。待到民眾覺醒時，民主威逼專制退！”今天的中國，仍然猶如沉睡的東亞雄獅。全國的民眾，如果要獲得真正的幸福，只能高舉民主大旗，爭自由，爭人權，充分認識到封建獨裁專制政治體制所給全民帶來的危害。只有這樣，才能竭力奮鬥，才能延續89愛國學生民主運動所進行的英勇鬥爭。中國人民應該充滿信心，真正民主法制的社會必定會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實現！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