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9日讯】新加坡一向被某些官员视为中国学习的楷模，资政李光耀则被视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位智者，他的言论总是能够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不过，他最近的一则评论，似乎被人轻易地放过了。这篇发表在《福布斯》亚洲版上的短文题目是《印度的和平崛起》，作者试图解释这样一个显而易见但却经常被国内舆论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印度的崛起并没有引起其他国家对该国未来的不安，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却引起了忧虑？李光耀的答案是：印度国内的众多政治势力正在逐步构成一个内部的制衡体系，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执行则显示出意志的单一性。
这个解释相当精辟，尽管李光耀没有详尽地阐明其含义。笔者不想去谈论国家崛起的宏大话题，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意志的单一性似乎就是个隐患。
实际上，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政策与执行上意志的单一性，才是更为典型的。彼时，国家对所有资源、包括对人，具有全面的控制力，国家制定了单一目标，利用其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动员一切资源，追求这一目标，包括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来自苏联的现成的技术和生产组织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赶超战略的知识难题。
效果确实相当显着，但只是在短期内。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抑制了企业家精神，抑制了哈耶克所说的经济活动赖以运转的、内嵌于具体时空中的信息的发现和传播，不可能不陷入有计划的混乱。即便是在其有效运转的时候，经济结构也严重扭曲。更糟糕的是，全面主导经济及社会的单一的意志，在中国语境中必然是长官的意志。苏联式计划经济演变成“权力经济”、“长官经济”。结果，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既不如苏联式经典计划经济，更赶不上以市场为基础的日本及东南亚其他经济体。
整个体制陷入危机，政府不得不容许民众自发进行变革。其中一部分被政府明智地认可、推广，成为“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逐渐发生变化，农民获得了部分的自由和对土地的财产权，大量城镇人口就业于非国有部门，私人企业大规模发展。这样，单一的意志就不再能够全面控制资源和经济过程。相反，无数企业家、民众可以大体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不过，这种变革是从下往上生长的。政府的控制确实少了，民众确实享有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但是，政府并没有放弃对资源、对经济的控制，政府的行为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市场机制不是一种获得宪制保障的、具有独立价值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一意志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因此，在各个政府层面上，单一的长官意志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尽管支配地位比之以前有所弱化。
有些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过去10年经济增长的业绩、尤其是自豪地与印度进行比较时，已经指出过这一点。比如，张五常就曾盛赞，上海市政府要建一座大桥，只需要很短时间就可以决策下来，然后很快就可以完工。在中国，开发区遍地开花，各级政府要建开发区，要征用农民土地，完全可以做到雷厉风行。而在印度，政府建设经济特区障碍重重。面对农民抗议，政府只好罢手，因为，如果霸王硬上弓，下次选举就会被民众轰下台。
单纯从效率看，两国经济增长的效果之高下立见：中国当然比印度增长得更快。这固然是因为在中国，每个人似乎天生都是企业家，具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但也是因为在中国，一种单一的意志仍然居于支配地位，而这个意志一旦认定了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目标，就利用政府所能动员的全部资源追求经济高增长，强迫或者诱导人们放弃对其他价值的追求。同时，政府的单一意志也可以规定经济增长的路径，比如，上马什么样的产业、项目，而中国再次作为后发国家所享有的知识优势，使得官员们作出的选择确实经常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如此高增长的结构性基础是否稳固？这一结构确实可以让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似乎又具有不好的倾向。因为，市场本来能够产生的良性效应遭到扭曲，现在人们就已经把收入的两极分化归咎于市场化。如果这种舆论压力足够大，主导性的意志可能就会转向。一旦发生这种情形，市场就会被废弃，经济增长自然会失去动力。
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来说，重要的也许不是增长的短期业绩，而是让市场成为一种基本的深入人心的制度，并建立、完善市场正常运转的制度框架。这才是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
－－原载：《秋风Blog》，2008-01-14(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