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哥”和骆驼祥子，谁惨？

一、重庆的哥的“份子钱”
　　
重庆出租车罢工，主要的原因的“份子钱”收得太多。　　
　　
“份子钱”是什么呢？司机买一辆车，政府规定必须挂靠一家出租车公司才能营运。这种上交给出租车公司的“挂靠费”，就叫“份子钱”；或者车的产权也是出租车公司的，司机承包经营，上交给公司的高额承包费,也叫“份子钱”。 　　
　　
“份子钱”交多少呢？一天运营下来起码要占毛收入的70%—80%（见人民日报《薄熙来对话重庆市出租车司机》）。　　
　　
实际情况如何呢？重庆出租车每辆车两个“的哥”，分两班，24小时营运。平均每天毛收入650元，一个月毛收入2万元左右。根据挂靠和承包性质的不同，交 “份子钱”8千到—1.5万元不等。扣除司机自付的燃料费、修理费、保险费、路桥费、违规罚单……一个起早贪黑，每天工作12小时的“的哥”，月收入不到 1500元。　　
　　
辛辛苦苦忙一年，一个面色憔悴、灰头土脸的“的哥”，收入不到1.8万。　　
　　
可出租车公司从这台车上净赚多少呢？8万！　　
　　
这些出租车公司干些什么“高级工作”呢？1、从政府批发来出租车指标；2、每个月组织出租车司机学习一次——名曰“负责出租车司机的日常管理”；3、收“份子钱”。　　
　　
恐怕没有比在中国开出租车公司更暴利的行业了。那么赶紧去投资一个出租车公司吧？开不了。为什么呢？要关系。　　
　　
改开之初，买得起车的人不多，那时候有一台车跑出租，没人管。　　
　　
渐渐地，这些人发了。曾几何时，说谁谁是开出租车的，就和现在说谁谁是房地产老板、谁谁是煤老板，或者谁谁是政府官员一样，会引起一片艳慕的惊叹。　　
　　
出租车多了，出租车市场形成了，公共权力开始全面接管这个市场，借口是千篇一律的“规范行业管理。”　　
　　
官员设计了这样一个管理方式：政府垄断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权审批和出租车的营运权发放，将营运权“专卖”批发给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再将营运权零售给司机。　　
　　
多数城市定价批发。譬如重庆2004年出租车改革，一辆出租车25年营运权，价格20万元，平均每年8千元。　　
　　
出租车公司将8千元/年批发来的营运权，零售给“的哥”，收“份子钱”，每年纯利8万！这种投资收益率，实在让金三角的毒枭羞愧无地。　　
　　
出租车公司的真正职能是什么？天知道。它像是在政府和司机之间凭空多出来的一个中介行，更像是依附在“的哥”身上的吸血鬼。　　
　　
如果说加强职业技能管理，但国家对每个“的哥”要进行上岗的职业技能考试；　　
　　
如果说加强日常经营管理，但街上有交警、城管，消费者有12315投诉电话，“运管处”也有相应的投诉电话。这些国家职能或者准国家职能的机构，每天监察着出租车的营运；　　
　　
如果说方便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但“的哥”车上的通讯设备可以让政府官员24小时不间断地对他们训话，怎么都比出租车公司每个月召集起来“学习”一次强啊。　　
　　
为什么政府仍然要设计出一个出租车公司做“中介”呢？想不通，只好推理一下。　　
　　
目前中国90%的出租车公司属于民营企业。进入这个行业，投资不多，更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关键是什么呢？需要行政权的“前置审批”。　　
　　
假如鄙人是重庆出租车管理部门的实权派，我一定以我丈母娘或者八大姑的名义，成立一家出租车公司，自己审批一下，再卖给自己200辆车的指标，一天也不用营运，半年后将这个公司卖出去，能赚多少？1.6亿！——半年后重庆出租车指标就从20万炒到100万了！　　
　　
即使自己不开公司，只要这套体制起作用，其他人要搞到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权、营运指标，鄙人签的这个字，点的这个头，含金量也可想而知。　　
　　
所以假如鄙人主管重庆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城市的出租车进入权，那么“出租车公司”就会成为我和我的同僚们敛聚财富的一个“白手套”，这个城市“的哥”上交的“份子钱”，国家得小头，鄙人和同僚们以及“民营企业家”们，共享大头！　　
　　
自然，鄙人的道德境界既不“代表”，也不“科学”，是没有办法和那些嘴上“执政为民”喊得山响的正人君子们相提并论的。但是马克思说，有了300%的利润，有人就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而重庆出租车指标的利润，可是达到500%了啊！况且，这些年大人们“践踏”的情况，老百姓看得还少吗？　　
　　
政府制订的规则，已经一目了然地成了官员盘剥民众、侵蚀国库的罪恶，如同天花乱坠的各类“富民政策”一样，一实行，全是“富官政策”！　　
　　
但是，在一天不“改”一下就没法活的“改革国度”，这一条却是万万改不得的！
　　
二、骆驼祥子的“份子钱”
　　
“份子钱”这种说法，不属于“新时代”的“自主创新”，而是中国“的哥”的隔代继承。这点，从老舍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的名作《骆驼祥子》，可以看出。　　
　　
《骆驼祥子》是上世纪20年代北京“的哥”——人力车伕们，真实生活的记录。　　
　　
主人翁骆驼祥子是一个18岁的破产农民，父母双亡，为了生存，他来到北京做“农民工”。　　
　　
和今天中国城市内人如潮涌的“农民工”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骆驼祥子都是最“弱势”的：他不识字，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老乡亲戚关系照应，没有任何一种“上岗证书”，“除了一身力气”，他什么也不会……　　
　　
怎么办呢？他没有到人山人海的“劳务市场”，而是直接走进了“车厂”——上世纪20年代北京的“出租车公司”，租了一辆“洋车”，做起了“洋车伕”——20世纪初中国的“的哥”。从此这个“的哥”，风里雨里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因为是从“吃人的资本家”车厂里租来的车，所以骆驼祥子少不得被资本家“敲骨吸髓地残酷剥削”，每天的“血汗钱”，要拿一份来交“份儿钱”——我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引号呢？请各位去查当今执政党党史的经典论述，这些加引号的部分，都可以从中找到毫厘不差的原话。　　
　　
骆驼祥子要交多少“份儿钱”呢？在当时黑暗的北京，骆驼祥子可以做“长包”，也可以做“散座”，每月平均收入10元左右，每天收入在3角到4角。交给车厂一角“份儿钱”，一角多钱吃饭、穿衣、坐宿，每天净赚1角钱。　　
　　
我知道，见到这样的数据，央视或者《人民日报》一定欢呼雀跃，马上喊出“改革开放以来，运输产业工人纯收入比八十年前增长多少万倍”的“改革成果”。可惜这种“贺龙大胜赵子龙”的说法，老百姓是嗤之以鼻的。　　
　　
实际情况如何呢？　　
　　
根据史料：1920年前后的北京，一个中等收入的四口之家，每月12元，就生活得非常“小康”了。　　
　　
而根据北京统计局资料：2007年，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14825元，据此，一个四口之家每月生活费用支出需要4941元。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骆驼祥子当年每月收入10元钱，相当于今天的4110元。　　
　　
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代表”，替骆驼祥子“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骆驼祥子就少不得被“吃人的资本家”压迫、剥削，一个月下来，他总收入的30%，约等于今天的1235元，被车厂老板压榨走；自己得70%，大约2875元。　　
　　
这虽然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但是已经可以令当前重庆“的哥”羡慕了。　　
　　
更关键的是，骆驼祥子并不需要花钱办居住证、务工证、体检证、驾驶证、计划生育证、职业资格证件，也不需要交纳车船税、营业税、教育附加费、城市维建税、治安联防费、所得税、路桥费、“洋车指标费”，更不需要车体改色、车辆年检、驾驶证年检、交通违章罚款、购买学习资料、向灾区“献爱心”……　　
　　
所以，大字不识一个的18岁青年，光凭一身力气，在黑暗的旧中国，就能做起创业致富的梦。每天挣一角“份儿钱”给资本家，挣一角多钱养活自己，再挣一角钱存在车厂老板那里，经过三年的努力，他居然存够了100元钱，买来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新洋车！　　
　　
“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伕。”用今天的话说，骆驼祥子拉车三年，已成为“进城务工人员”中的一位成功人士了。因为不用再交“份儿钱”了，每个月可以净剩6元钱。于是，他的梦想开始像春天的蓓蕾一样，不断绽放：花两年，再买一辆新车，再买一辆……开个车厂……
　　
须知，此时在骆驼祥子经常路过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位瘦高的白领，正紧张地做着图书管理工作。在当时“三大差别”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这位高级白领的月薪，才区区8元钱。
　　
这位高级白领是谁呢？毛泽东！
　　
照例，骆驼祥子的成功，首先要感谢的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然而，“吃人的资本家”缺乏今天“出租车公司”们的“市场经济意识”，不能不说也是骆驼祥子侥幸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呢？车老板这样想：我出一台车，骆驼祥子的家庭出一个人——虽然祥子的父母全死了。二者结合，构成洋车的运营。　　
　　
每天洋车的营业收入中，出人的骆驼祥子家庭理应得一份，“人份钱”；我老板出车该得一份，“车份钱”；还有一角多钱养活祥子,这是“动力成本”。　　
　　
“吃人的资本家”得30%，骆驼祥子得70%，这就是20世纪初“出租车公司”和“的哥”之间的分配比例。　　
　　
假如骆驼祥子有幸生活在80年后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生活在高楼林立、霓红缤纷的“国际化大都市”重庆，那么他不但无法实现置产创业的美梦，而且能否养活自己，还是个问题——因为交70%—80%的“份儿钱”后，自己只有不到1角钱了！换算成今天的货币，月收入只有1300元左右。　　
　　
巧合的是，《第一财经日报》昨天发表文章《重庆出租车行业调查》，结论是：重庆出租车二级承包人的月收入为1450元，司机为1376元。　　
　　
这和用今天的管理方式，推算出的骆驼祥子收入，相去无几！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今天中国的出租车公司，比80多年前的车厂，剥削程度狠了一倍还多；今天中国“的哥”的绝对收入，比80多年前的人力车伕，少了一半还多！　　
　　
中国人，越活越抽抽！
　　
　　
三、“半吊子”罢工
　　
　　
80多年前的车厂老板，车一份、人一份、家一份的分配方式，放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绝对是“道德楷模”、“雷锋老板”。　　
　　
但是依然有人对“出租车公司”30%的不劳而获，愤懑不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毛泽东，大吼一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辞工上了井冈山。后来他真建立过一个没有“份子钱”的社会。　　
　　
毛泽东为什么能成功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他的一帮同志，非常善于搞“工运”、“农运”、“学运”、“军运”，一帮“骆驼祥子”们，如同干柴一样，被他们前仆后继地点燃了。　　
　　
80多年后的重庆，“车厂”份子钱苛重了一倍还多，车伕的收入减少了一大半，“骆驼祥子”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罢工。　　
　　
可惜，这是一场“半吊子”罢工。　　
　　
为什么是“半吊子”罢工呢？　　
　　
1、诉求目标未接触实质——未要求取缔“出租公司中介”这种残酷的剥削体制；　　
　　
2、没有智慧勇敢的领导集体。在罢工开始时，没有主动出面将自己的诉求公告于媒体和送达政府，以取得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在罢工过程中，没有采取说服劝导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砸车的行为，对不一致行动的工友进行阻止，引起了社会的误解；在罢工结束后，没有主动出面宣告复工的原因；　　
　　
3、诉求目标没有包括全国200万出租车工友的共同利益。　　
　　
当然，在当前罢工仍然为“非法”的情况下，重庆出租车司机勇敢地团结起来，争取自己被残酷剥夺的利益，已属难能可贵。　　
　　
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行为，是改开30多年后，中国人民觉醒行动的开始。站在历史的高度，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不作根本性的主动调整，不久的将来，罢工一定会成为中国新生的无产阶级，争取自己生存权的一种经常性现象。　　
　　
为什么呢？因为规定罢工非法，是历史的倒退。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指出:“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上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所以，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规定了罢工自由。　　
　　
1982年，邓小平先生主持下的中国，在《宪法》中取消了公民罢工的权利，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劳动争议不可能存在。　　
　　
今天，邓小平已经去世11年了，中国经济已经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老国企对职工的“终身雇佣制”和“全面包养制”，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此时如果谁还说“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劳动争议不可能存在”，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牛马太累太饿或者生病，主人都宽厚地允许它们罢工，但是中国工人却不可以罢工；　　
　　
资本家可以周天广告、集体招工，资本家也可以因亏损而大批解雇工人，甚至可以一跑了之，总之他们对工人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拥有绝对的自由，但是工人即使在“黑砖窑”中，依然不可以罢工，任凭资本家像“包身工”一样虐待他们，这世界还有天理吗？！　　
　　
其实，重庆“的哥”并非当今中国被剥夺最深重的一个群体。　　
　　
在重庆“的哥”一台车一年创造的24万“GDP”中，“的哥”大约取得了3.6万元的工资性收入，占其“GDP”总量的15%；　　
　　
而在中国去年人民创造出的24万亿GDP的财富总量中，工资性分配只占10%。这10%，还包括了数量庞大的几千万、几百万一年的“企业家”群体，还包括了唯恐不廉所以工资不断加码的公务员群体……当然也包括了获得15%“GDP”的重庆“的哥”群体。　　
　　
这说明，在中国有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正在遭受着比重庆的哥更深重的剥夺和侵占，正从相对贫困向绝对贫困飞速滑落！　　
　　
令人骇异的是，数量众多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群体，从来不向人民解释另外90%的财富，被哪些社会成员占有了？　　
　　
须知，在绅士们向往并刻意模仿的西方社会，这种工资性分配占整个社会GDP总量的70%啊！(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