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9日讯】说到底，这不是一次幽暗的航行，而是冲破幽暗的航行。航行的过程看上去风平浪静，作者的内心却是波涛起伏，有一种激情、忧虑和期待越过了象形文字，令我想起《诗经》上的千古名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如果不能了解作者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情怀，就无法明白他何以走进他的航行，体会他的耿耿此心。
杰弗逊、托克维尔、哈耶克、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汉娜·阿伦特……即使在与这些傲岸的异域思想家对话时，作者心中想得更多的也是自己脚下的土地，与他血肉相连的这块土地，对此我深信不疑。他只是要从他们身上汲取思想的力量，获得审视当下现实的方法、视角和灵感，他只是要从他们身上寻找冲破幽暗的线索，让那些可贵的精神资源逐渐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也因此，他的这些阅读，以及这些跨越时空的对话才获得了别样的意义，不再是简单的读书笔记或者是文人情趣的流露。
当他的目光投射到本民族的那些前辈身上时，我几乎可以感受到他湿润的眼睛，无论是傅斯年、罗家伦、王芸生和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这些人，还是殷海光、张灏他们，他都怀有特别的感情，他寻找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追踪他们曾经的思考，因为他知道他们的道路还要继续往前延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走在这条路上，不可逃避。他记住了殷海光去世前不久，在一个无月的夜晚对张灏说的那句话：“我不能就此离开，我的道路刚刚开始。”他接着说：“在中国通向民主宪政的漫长道路上，我们刚刚开始。所有有良知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都不能就此离开。”
我还是很喜欢他在这里使用的“良知”这个词，尽管这个词如今被许多已经阔起来或梦想着早日阔起来的人们弃如敝履。何谓良知？简而言之就是是非感，这是我们赖以评判世事的价值标准，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感，只讲利害，只问成败，这个世界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这本来是人性底线上的要求，却俨然成了一条道德的高标。我为自己所属的这个民族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这个时代里，在中国新闻界至少还有程益中、卢跃刚、李大同和本书作者蔡晓滨这样的人，他们不仅坚持职业操守和原则，而且怀抱着人类最值得珍视的良知。从良知出发，哪怕面对不可抗拒的幽暗，我们也最终能穿透它。我认为，《幽暗的航行》就是以良知为墨写下的，是用心写下的。这一点，我们不仅在他的后记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而且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感受到。人类的天空，因为有良知的闪烁而美好。冲破幽暗的航行，靠的也是良知的支撑。世界上有很多的事看似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仿佛是一团乱麻，找不到破解之方，其实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只要回到最初的良知和常识，被利害牵引的心灵，被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形形色色理论蒙蔽的大脑，都会豁然开朗。许多时候，我们不敢直面自己的怯懦，为了给自己寻找安慰，甚至不惜相信那些根本说服不了自己的理由，久而久之，我们也许就会变得麻木，乃至把毒药当作补品，把谎言当作真理。读书是最好的解毒剂，也是抵抗外部世界侵蚀我们软弱心灵的重要方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阅读，在东西方第一流人物的思考中获取资源，就有可能时时保持警醒，不仅不会被幽暗所沉埋，反而会从幽暗中生长出更为坚定有力的翅膀。
在今时今日世俗的眼光看来，或许读书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评价，可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位曾经在民国大舞台上饱经忧患、阅世很深的律师张耀曾，私下评价实业家穆藕初和《申报》老板史量才时，都用了“读书人”这个词，这是一个实在而崇高的评价，胜过了其他一切虚浮的溢美之词。在读书人越来越少，世风日益变得浮躁的时代，读书人三个字所饱含的内涵更是变得沉甸甸的。我与蔡晓滨先生迄今尚无一面之缘，只知道他的职业是报人，我却以为，在本质的意义上他是一个读书人。
[蔡晓滨《幽暗的航行》，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