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国学热”中，引进台湾中学生国学必修教材《国学基本教材》（新华出版社，2008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套教材在台湾流行多年，现在引进来，主要意义可能不体现在技术层面，而体现在观念层面。
中国传统文化在科举废除前，主要依赖传统的读经制度保存，因为科举本身不光是教学体制，更是选官制度，所以与这种制度相合，客观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依赖这种制度保存的，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只有依赖这种制度，才是最好的保存方式。新学校制度出现后，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承传的基本方式，伴随白话文成为中国学校制度中的基本语言形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危机，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只不过在1949后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使这种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成为基本事实。
台湾《国学基本教材》，就内容而言并不新鲜，不过我们常说的四书而已，但创新处在于试图把经典与当下社会经验沟通的努力。中国大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明显失误是只把中国传统文化停留在技术层面理解，在流行的中国大陆语文教材中，到现在也不过是把文言文的简单识读，看成是最重要的教学任务，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却极少注意，特别是对儒家经典的正面评价，也是近几年才取得共识。现在引进台湾《国学基本教材》，我以为正当其时，它的一个最大优点不光是让学生识读文言，而是理解和体会儒家文化的精神，特别是这种精神的现代意义。与中国大陆流行的语文教材不同，台湾《国学基本教材》在这方面的努力，对我们极有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真是一种困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多是从传统文化中来的，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情感却非常特殊，从鲁迅到胡适、傅斯年他们，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影响非常厚重，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却在一种困境中，他们受益于这种文化极深，但对这种文化的局限也体察的极深，在二者间他们基本选择批判中国文化。鲁迅发过不要读中国书的言论，胡适、傅斯年都明确表达过反对在中小学生中提倡读经，这是中国历史留给每代人不同的命运，其中孰是孰非，恐怕一言难尽。
一种古老文化的命运，在一百年中被她的子孙承认和否定，可能都是这种文化的宿命，今天对国学的重视又何尝不是这命运的当代命运？台湾《国学基本教材》的出版，恰似这种历史机遇中的恰当选择，它打开了大陆中学语文教学的思路，它让我们重新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敬意，这种努力的价值，将会越来越为人们普遍认同，中国文化的新生将在新一代人的成长中完成，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合适的食粮是引进台湾《国学基本教材》者的苦心所在，但愿这种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结果。
胡适说过，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栽。引进《国学基本教材》，正是这句话的最好体现。
──转自《谢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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