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0日讯】在西藏抗暴的高峰期，一位住在波士顿的四十九岁的美籍藏人，给他身在西藏的母亲打了一通电话。他问母亲“您还好吗？”她说“不好”。当问到她为什么时。她回答说“你的俩个兄弟已被带到医院去了。”儿子紧跟着问“这是因为以前的旧病？还是新病？”她回答道”是旧病发作，大夫说情况不太好”。接下来她所说的便是“儿啊，近期内不要给我打电话。”说完她便把电话给挂断了！
这位母亲在当时向她的儿子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他的俩个兄弟已经被逮捕！儿子在追问这是因为他俩参加了最近的示威游行，还是因为他们很久以前曾参加过示威游行。母亲回答说是因为他俩之前所参加的那场游行活动。他俩并没有参加最近的抗议示威。中国警方告诉这位母亲，她的孩子们将会被关押一段时间。令人伤心的是这位母亲警告她的儿子，他今后的电话将会把她致于危险的境地。而这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个案。在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上称至少有一千多藏人已失踪。西藏紧急情况协调小组说至少有二百人身亡。
中国的媒体宣称，生活在流亡中的藏人示威者们与西藏没有联系，或是说他们不了解西藏。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西藏专家本应站在客观立场上的，竟然也踩到这条线上去了！他们的说法是误导性的。
带着别井离乡的悲伤，西藏人成批成批地逃亡印度的现象，自1959年开始以来从未停止过。每个月都有数百名藏人不顾危险地，去跋涉和翻越喜马拉雅山。那些躲过中国边防士兵枪击的人逃到了印度，有些甚至流落到波士顿(美国城市)。
这一新的西藏难民逃亡人潮，扩充并组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藏人流亡社团，分散遍布在世界二十九个国家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逃亡人口占多数的印度，其中大约有两万三千个佛教出家僧尼，一万两千位在西藏难民儿童村就读的学生（其中包括很多中共西藏干部的子女），是从西藏踏上了攸关个人生死安危的叛逆路途的。另外，新近的逃亡者已成为极其重要的流亡运动的领导者。例如，在三位最高级别的达赖喇嘛的秘书中，其中有一位就出生在西藏境内。而在由四十三位代表组成的国会(西藏议会)中，有十一议员是西藏本土生的。别的新逃亡者中还包括一位现任西藏青年大会总秘书长，还有两家藏人最大的新闻周刊的总编辑，以及很多在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藏语部，担任新闻工作人员的，从中国各大院校毕业的研究生。
随着西藏境内抗暴起义的扩展，新近从西藏逃亡出来人士们，带头在印度的达然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举行绝食，昼夜不停的上街游行等抗议示威活动。很多新来的学生和佛教僧侣都停止学习加入抗议的行列。参加者情绪激昂，有的昏厥过去，有的竟被送往医院就医。他们的抗议行为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他/她们得担心自己在西藏的亲人。
这一普遍存在的西藏民族心结，已超越地域的界限。正如每一场举行在西藏和中国境外的示威活动一样，无论从波士顿烛光抗议集会到达仁萨拉，或是利用奥运火炬的传递出现在新德里，伦敦，巴黎，旧金山和汉城的抗议，很清楚的一点是，新近逃离西藏的人士增强了抗议的规格。
日前，在西藏的藏人抗暴活动中喊出的统一口号如：“达赖喇嘛万岁！”“西藏属于藏人！”的回音响彻在世界各地，这并非是因为流亡藏人做了西方国家的非公开的代言人，其实上是因为境外藏人与境内藏人在共享着一条不可剪断连接点。
希望最近重新启动的藏人与中国政府代表间的对话，能促成那位身居波士顿的藏人，在再给他的母亲打电话时没有恐惧。不要像之前所进行的那六轮会谈，希望藏人在这次所发出的“要达赖喇嘛回家”的绝望的疾呼和祈求能得到实现。在这一天尚未到来以前，至少中国的媒体和那些西藏专家们，不要再以“流亡藏人对西藏毫无所知”一类的言辞蔑视他们。一个实实在在的连接点是存在的。当一个个无眠的夜晚与泪水在西藏侵蚀着无数的家庭时，这当然也是有关联的波士顿藏人和生活在世界各国中的藏人的真实情景。
洛布桑‧森盖博士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规划的助理研究员。自二零零二年起他在哈佛大学，先后举办了中国大陆学者与西藏学者间的六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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