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0日讯】随着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崩溃，半个多世纪以前中苏关系中的一些秘辛陆续解密。在俄罗斯中央档案局解密的档案中有“关于科瓦廖夫就中国问题给斯大林的秘密文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第一、二卷、“科瓦廖夫到中长铁路出差给莫洛托夫的报告”等秘密档案。
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0年间担任斯大林派驻中共中央特使和斯大林–毛泽东联络员的科瓦廖夫曾向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记者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披露了当年中苏之间的暧昧关系，回顾了高岗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走钢丝的险情。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二00五年第四期王丽华的文章和“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科瓦廖夫采访记中已有介绍。
科瓦廖夫原是一位铁路工程师，一九三七年担任苏联西部铁路局局长。卫国战争时任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付人民委员（付部长）、交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部长）。一九四八年起担任苏联驻中长铁路专家组长。中共建国后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为苏共驻华专家组负责人，直接向斯大林负责。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旬，科瓦廖夫（以下简称科）被斯大林召去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先给科看了一份电报。电报是中共中央发来的，毛泽东署名。请求苏共中央给中国派出一个专家小组，帮助解决经济问题，恢复己占领地区的铁路运输。斯大林代表苏共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专家小组负责人，于六月赴华上任。其对外公开头衔是“中苏共有中国中长铁路苏联部长会议代表”，以中长铁路作掩护，向中共提供援助。今后凡涉及中共的问题，尤其是毛泽东任何极小的动作和要求，科必须向斯大林单独报告，由斯大林亲自掌握。实际上斯大林要做中国的太上皇，通过科“垂帘听政”。中共建国后，科的公开头衔改为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科陪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代表团与斯大林就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些重大原则和国际问题进行了讨论。七月二十七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列席了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表态撤销了请求苏军出兵支援解放台湾的要求。高岗显得十分兴奋，要求发言。他除了完全支持刘少奇的发言外，他说他想发表些个人意见和建议。高岗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进而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的最可靠基地。高岗还建议苏联在青岛建立一个海军基地，驻在大连的苏军应增强和扩大。
苏方与会者对高岗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少奇则非常生气。这时，斯大林突然站了起来，出人意料地对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会场顿时起了一阵骚动，与会者都知道，张作霖出身土匪，后来投靠日本，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当上东北军阀。当日本发现他准备背叛日本投向美国时，便命令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把他涂掉，他乘坐的专列炸上了天。
会后科与刘少奇、高岗乘同一辆汽车返回下榻地。刘少奇在车上就指责高岗背叛，高为自己辩护。回到驻地，高岗用俄文很困难地对科说，他想在一个秘密场合向科报告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高岗称，毛泽东周围很多支持者受到托洛斯基的影响。他还提出，他要向苏方反映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中共某些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的虚伪态度和反苏行为的问题。
科认为事态严重，立即走到二楼，通过秘密电话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承认对高岗的批评是过于严重了些，但他说他必须这么做，否则中国领导人会误认为斯大林默认了高岗的观点，误读了形势。斯大林禁止科去听取高岗提供的情报。指科还要回到中国去工作，没有必要卷入中国人的是非争论中去。
斯大林很狡猾，他一方面指示科不要卷入是非之争，另一方面悄悄地另行派人听取高岗的陈述。三天后，高岗因身兼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和政委，公务繁忙，要先行回国，斯大林在孔扎沃乡村别墅为高岗举行了一个送别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斯大林充当和事佬，竭力调解刘少奇和高岗的矛盾，甚至建议他们俩人为友谊和团结干杯。刘少奇为了不使主人扫兴，显然很勉强地干下这杯酒。第二天早上，高岗搭机回国，中共代表团没有一人送行，高岗的情绪消沉，独自灰溜溜地返回沈阳。
那天晚些时候，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中解释道：“我那天对高岗的批评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大概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嘱托，高岗不久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付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在与科的多次谈话中经常强调支持高岗。但是科隐约感觉到，高岗头上似乎笼罩着阴影。
一九四九年九月，香港一个富豪代表团拜访了毛泽东，要求到东北老解放区去考察，毛泽东同意了。代表团回到北京后又见到毛泽东，并谈了观感。代表团夸奖一番东北的新气象后说，东北的秩序虽然很好，但感觉不到那里属于中国，受中国管辖，反而倒更像北方邻国。最令那些香港大佬惊讶的是东北到处张挂着斯大林相片，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相片。
毛泽东闻讯十分生气，当天就把高岗召来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议程只有一个，即讨论“相片问题”。香港资本家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东北地区到处悬挂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只有少数地方悬挂毛泽东画像。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一九四八年底，一个苏联新闻电影制片工作者小组来中国访问，他们感到在苏军解放沈阳后，看不到斯大林照片，觉得失望。在这种意见的影响下，高岗命令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赶制斯大林画像，并把它们张挂起来。另一种说法是高岗借此表达对毛泽东的不满。
政治局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凌晨四点左右，气氛紧张。高岗气势汹汹地跑出来告诉科开会的情况。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高岗，他把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加入苏联成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一事与东北不挂毛泽东像片联系起来。周恩来接着发言，指责高岗背叛，企图把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发言，只是在投票时，支持谴责“高岗路线”的决议，并同意把斯大林的照片从全中国拆除。科听了高岗的汇报，毫不犹豫地向莫斯科紧急报告。
第二天，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向科解释了照片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照片的质量太差，必须拿掉。最后，在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毛泽东就照片问题主动找科谈了一次话。毛泽东与科达成协议，在苏联军事部门、中苏合营工厂企业以及共产党、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会里的斯大林画像依旧照挂。
过了一天，斯大林发来电报，支持毛泽东、刘少奇谴责高岗。这封电报由科转交给毛泽东。科只给毛泽东念了前面一部分，谴责高岗的那一段没有念。有人发现科漏念了一段，将此事报告莫斯科。不久科收到斯大林一份措辞严厉的批评电报。科不得不再去见毛泽东，把电报全文念给他听。毛泽东对科的再次来访感到很高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在科陪同毛泽东去莫斯科的途中，在沈阳停车。毛泽东邀请科一起参观沈阳市容。沈阳市内所有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的半身像，毛泽东的像片几乎看不到，毛泽东见到这种情况似乎很不高兴。回到火车站，沈阳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高岗、林彪和东北工人准备了一车皮礼物送给斯大林，祝贺他七十岁生日。这节车皮拟挂在毛泽东专列的后面。毛泽东大为不悦，命令道：“把这节车皮卸下来，把礼品也卸下来。一半送到高岗家，一半送到林彪那里。对他们说，我已经准备了来自全国的礼品送给斯大林，东北至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高岗的致命一击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科已经开始准备送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形势报告，这份报告是科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最后写完的。科在报告中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国内外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上的实际做法，与斯大林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加以分析比较，从而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一九五0年二月，就在毛泽东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夕，斯大林将科批评中国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其他关于中共中央的重要秘密电报突然送给了毛泽东。斯大林还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宗交给了毛泽东。斯大林向毛泽东递送的重要机密文件是在米高扬配合下完成的。斯大林这一举措使毛泽东委实惊喜不己。
这样一来，科瓦廖夫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不久奉调回国。很久以后他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遇见米高扬，谈起此事，米高扬说他当时和现在怎么都弄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
高岗（1905-1959）陕西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出身。就读横山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时即参加中共地下活动，被开除学藉。一九二七年二月加入中共，长期从事农运和兵运。与刘志丹、习仲勋等共同创建陕甘宁边区。中共建国前后一度受到毛泽东重用，利用他抗衡党内刘少奇、周恩来等派系的崛起。一九五四年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另一派系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中，遭到毛泽东清洗，诬指成立莫须有的“高铙反党联盟”。
饶指饶漱石，曾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不服批斗，于当年自杀，死后未进八宝山，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周恩来指示树立无字墓碑，表示蔑视；亦有人以为这是周恩来做人圆滑之处，对高的评价留有余地。饶漱石开除党藉后遭软禁，文化革命中又遭逮捕，死于一九七四年。反“高饶反党联盟”是中共建国后第一场最大的党内斗争，邓小平在这次斗争中崛起，一度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
“高饶反党联盟”一案和高、侥的悲惨下场充分证明中共内部以及中苏两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内斗的残酷性。
@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