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不管是正确或错误，都有极大力量，远超过一般人的认知。事实上，这个世界根本是由少数人主宰的。”——约翰‧梅纳德‧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 年，《就业、利率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在房市泡沫破灭后，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1980年代初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于是，诽谤葛林斯班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毕竟，在那斯达克崩盘与房屋抵押贷款融资瓦解等危机发生时，他都是主其事者。接踵而至的金融市场动荡，致使经济也陷入衰退。不过，2008 年的景气下滑对美国家庭特别残酷，到了2009 年时，问题更扩散到全球各地。
最新发展出来的认知是什么？葛林斯班在他漫长的任期中因漫不经心而错失良机。1 在2008 年时，世人对这位前联准会主席观感的转变，着实引人注目。不过几年前，葛林斯班还被封为圣人。
1997 年7月，他登上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 ）杂志的封面，但当国会议员约翰‧麦坎（John McCain ）投入总统选举时，在竞选初期鄙视葛林斯班的神圣地位。当被问及，他是否愿意聘请葛林斯班第三度连任时，麦坎讽刺的说：“不管他是活着或已过世，都不重要了。
如果他已过世，那就把他扶起来，在他脸上戴一副墨镜，就像电影‘老板度假去’（Weekend at Bernie’s）一样。”2000 年春天，我曾在一个场合亲眼目睹一场“葛林斯班偶像崇拜”大戏。
柯林顿总统在那一年4月主持白宫的“新经济研讨会”，大约有一百名经济学家、华尔街分析师和科技公司大师级人物参加那场在白宫西侧办公室举办的全天候会议。
那一天柯林顿总统花了很多时间积极参与会议，这让多数与会者（包括我）感到讶异且印象深刻。另外，比尔‧盖兹（Bill Gates ）发表了一场生动且激昂的演说。不过，真正不可思议的是，葛林斯班在午后演说中得到的尊荣待遇。
当葛林斯班根据“科技分析师的盈余预测”而预期未来几年经济将维持荣景时，与会的专家们几乎全都由衷赞叹他的说法。虽然柯林顿贵为总统，而盖兹是个亿万富翁，不过，最终来说，葛林斯班显然才是千禧年那场全天候的白宫社交场合里真正的明星。
包伯‧伍沃德（Bob Woodward ）在六个月内完成了这个“加冕仪式”，《大师：葛林斯班领导下的联准会与美国景气荣景》（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于2001 年11 月上市，旋即成为畅销书。这本书浅显易懂，根本就把葛林斯班奉为天才。
但在威廉‧佛莱克斯坦（William A. Fleckenstein ）所着的《葛林斯班的泡沫》（Greenspan’s Bubbles，2008 年出版）书中，一切全部逆转。在这本书中，葛林斯班被钉上十字架，被描写成一个结合无知、自负、天真且有时懒散等特质的人。
当然，外界之所以改变对葛林斯班的评价，其中原因并不难懂。伍沃德在2000 年撰写他的著作时，美国经济正处于第十年的扩张，这是战后最长的成长纪录，且股价的涨幅也创下历史纪录。
相对的，2008 年时，经济正陷入七年内的第二度衰退，房价的崩跌程度前所未见，股市也跌到谷底，市场平均指数跌回1996 年年底时的水准，也可以说，在那过去十二年间，人们没有从股票赚到一毛钱。总之，结果非常残酷。这一切的后果对葛林斯班声望的影响，自然不言可喻。于是，神一般的葛林斯班变成代罪羔羊。
问题在于人吗？不，是我们的焦点错误
葛林斯班领导的联准会有犯下严重错误吗？当然有。不过，尽管葛林斯班先犯错，但后来伯南克也犯下许多决定性的策略失误，那绝对不仅是小小的战术误谬。此外，联准会的策略是依据主流经济思想的中心信仰而设计，所以，葛林斯班和他的追随者采用的策略也许真的很烂，但这些策略反映的却是主流观点。
诚如我们将在第13 章讨论的，过去二十年来，主流经济理论持续为联准会政策背书。因此，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全都要为2008 年世界金融市场的乱象负起部分责任。
简单说，过去二十五年来，联准会政策制订者一直重复犯三个重大错误。他们对“剩余”的定义太过狭隘，只着眼于薪资和物价；他们太过相信“市场判断”的才能；他们高估自己单方面带领美国经济前进的能力，毕竟世界各国彼此融合的程度已今非昔比。
长期下来，这些策略性误谬让“剩余”得以持续累积。追本溯源，若没有这三个严重错误，就不会衍生2008 年的衰退和金融界的激烈紧缩。
然而，把这些过失全部归咎葛林斯班，却也是严重错误。
过去二十五年来，经济多半能维持荣景，而他确实是其间的一个重要领导者。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他任内，主流思想家全都信奉某个见解，而他的策略不过是那个见解的产物。
若不是如此，我们要如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多数人都歌颂他的作为，并信守他说的每句话？他一度被贴上“大师”的标签，只因为这个世界认为他可以完美满足全球经济的需要。所以，问题出在衍生“葛林斯班所纵容的剩余”的总体经济基本原则。
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联准会官员就很清楚他们的任务，1951 年到1970 年间负责管理联准会的威廉‧麦切斯尼‧马汀（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晚宴气氛正要转趋热络之际收走鸡尾酒缸。”换句话说，联准会政策制订者理当要负责控制整体经济层面的“剩余”。
他们有权力藉由紧缩或宽松信用情势的方式来提高或降低经济成长率。当然，多数人都希望成长率愈高愈好。所以，联准会政策制订者要在不制造剩余（剩余迟早会导致经济成长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尽可能实现最高的成长。
那么，何不把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准，让经济体系充斥资金，进而促使经济尽其所能快速成长？没有了理论的牵绊，我们大可以说如果联准会让经济体系充斥资金，就会发展出“剩余”。
一开始，这些“剩余”看似讨喜。然而，长期下来，过热的经济将会崩溃，进而起火燃烧。
为了解释唯有保持长期可承受的速度才是正道，让我分享我个人进行危险冲刺的一段亲身经历。
我三十几岁时曾连续三年参加火努鲁鲁（Honolulu ）的马拉松赛跑，第二次赛跑的成绩是三小时又三十分钟，那是我的最佳纪录。我的平均速度是每八分钟跑一英里。
因为马拉松赛跑是从早上六点开始，这个时间气温还很低，所以我通常会以较快速度跑前两英里的路程，大约是每六分钟跑一英里。
不过，我第三次参加这个赛跑时，我感受到最不寻常的体验，而且我把那次体验当作一生的教诲。
那一次，我像往常一样，一开始就先快跑。不过，有一位跑者很早就开始边跑边和我聊这个活动。她是个正式的马拉松选手，因为第一次参加这里的比赛，希望多了解当地的情况。
我对她的问题有问必答，渐渐的，我们愈聊愈开。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了20 分钟。那时，我发现我已经以每英里六分钟的速度跑完第三英里。这时我突然灵光一闪，我觉得我以前可能是因为没有勇气跑更快，所以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马拉松成绩有机会更上层楼。
我想，也许以每英里六分钟的速度跑完二十六英里是可行的。我满怀期待，以为可以享受到再创高峰的喜悦，加上我也不想因大幅减速而在这个新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于是，我决定在我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以每英里六分钟的速度跑完整场比赛。
就这样，我跑了超过十二英里。事实上，前面六英里的路程的确非常令人振奋。跟着一群慢跑精英快跑，并听着身旁的那个“健谈羚羊”叨絮着，一点也感觉不到明显压力，反而感到心旷神怡。
不过，这时，我开始感到疼痛，一开始并不明显，后来疼痛变得非常剧烈。我的双脚变得沉重，侧身也开始痉挛，甚至连双臂都开始抽筋。
当我们跑到中点，也就是约十三英里处时，我那位“即将消失”的朋友开心大叫：“还剩一半就到了，我们即将突破三小时纪录！”但那时，我终于向现实低头。
我尴尬的说：“亲爱的，我没有办法，我认为我今天注定要花四小时了。”我停了下来，眼睁睁看着这只羚羊用一种古怪的表情回瞪我，渐跑渐远。我最后的成绩是多少？很尴尬，是四小时又十六分。
不过，我也因此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我可以一直维持最快冲刺速度”的想法给媚惑了。长期来说，唯有适当调整自己的步调，否则一定无法达到最理想的成绩。@待续…
摘编自 《资本主义的代价》美商麦格罗.希尔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