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的想法不管是正確或錯誤，都有極大力量，遠超過一般人的認知。事實上，這個世界根本是由少數人主宰的。」——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 年，《就業、利率與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在房市泡沫破滅後，2008年美國經濟陷入1980年代初期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於是，誹謗葛林斯班似乎成了一種時尚。
畢竟，在那斯達克崩盤與房屋抵押貸款融資瓦解等危機發生時，他都是主其事者。接踵而至的金融市場動盪，致使經濟也陷入衰退。不過，2008 年的景氣下滑對美國家庭特別殘酷，到了2009 年時，問題更擴散到全球各地。
最新發展出來的認知是什麼？葛林斯班在他漫長的任期中因漫不經心而錯失良機。1 在2008 年時，世人對這位前聯準會主席觀感的轉變，著實引人注目。不過幾年前，葛林斯班還被封為聖人。
1997 年7月，他登上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Week ）雜誌的封面，但當國會議員約翰‧麥坎（John McCain ）投入總統選舉時，在競選初期鄙視葛林斯班的神聖地位。當被問及，他是否願意聘請葛林斯班第三度連任時，麥坎諷刺的說：「不管他是活著或已過世，都不重要了。
如果他已過世，那就把他扶起來，在他臉上戴一副墨鏡，就像電影『老闆度假去』（Weekend at Bernie’s）一樣。」2000 年春天，我曾在一個場合親眼目睹一場「葛林斯班偶像崇拜」大戲。
柯林頓總統在那一年4月主持白宮的「新經濟研討會」，大約有一百名經濟學家、華爾街分析師和科技公司大師級人物參加那場在白宮西側辦公室舉辦的全天候會議。
那一天柯林頓總統花了很多時間積極參與會議，這讓多數與會者（包括我）感到訝異且印象深刻。另外，比爾‧蓋茲（Bill Gates ）發表了一場生動且激昂的演說。不過，真正不可思議的是，葛林斯班在午後演說中得到的尊榮待遇。
當葛林斯班根據「科技分析師的盈餘預測」而預期未來幾年經濟將維持榮景時，與會的專家們幾乎全都由衷讚嘆他的說法。雖然柯林頓貴為總統，而蓋茲是個億萬富翁，不過，最終來說，葛林斯班顯然才是千禧年那場全天候的白宮社交場合裡真正的明星。
包伯‧伍沃德（Bob Woodward ）在六個月內完成了這個「加冕儀式」，《大師：葛林斯班領導下的聯準會與美國景氣榮景》（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於2001 年11 月上市，旋即成為暢銷書。這本書淺顯易懂，根本就把葛林斯班奉為天才。
但在威廉‧佛萊克斯坦（William A. Fleckenstein ）所著的《葛林斯班的泡沫》（Greenspan’s Bubbles，2008 年出版）書中，一切全部逆轉。在這本書中，葛林斯班被釘上十字架，被描寫成一個結合無知、自負、天真且有時懶散等特質的人。
當然，外界之所以改變對葛林斯班的評價，其中原因並不難懂。伍沃德在2000 年撰寫他的著作時，美國經濟正處於第十年的擴張，這是戰後最長的成長紀錄，且股價的漲幅也創下歷史紀錄。
相對的，2008 年時，經濟正陷入七年內的第二度衰退，房價的崩跌程度前所未見，股市也跌到谷底，市場平均指數跌回1996 年年底時的水準，也可以說，在那過去十二年間，人們沒有從股票賺到一毛錢。總之，結果非常殘酷。這一切的後果對葛林斯班聲望的影響，自然不言可喻。於是，神一般的葛林斯班變成代罪羔羊。
問題在於人嗎？不，是我們的焦點錯誤
葛林斯班領導的聯準會有犯下嚴重錯誤嗎？當然有。不過，儘管葛林斯班先犯錯，但後來伯南克也犯下許多決定性的策略失誤，那絕對不僅是小小的戰術誤謬。此外，聯準會的策略是依據主流經濟思想的中心信仰而設計，所以，葛林斯班和他的追隨者採用的策略也許真的很爛，但這些策略反映的卻是主流觀點。
誠如我們將在第13 章討論的，過去二十年來，主流經濟理論持續為聯準會政策背書。因此，象牙塔裡的經濟學家全都要為2008 年世界金融市場的亂象負起部分責任。
簡單說，過去二十五年來，聯準會政策制訂者一直重複犯三個重大錯誤。他們對「剩餘」的定義太過狹隘，只著眼於薪資和物價；他們太過相信「市場判斷」的才能；他們高估自己單方面帶領美國經濟前進的能力，畢竟世界各國彼此融合的程度已今非昔比。
長期下來，這些策略性誤謬讓「剩餘」得以持續累積。追本溯源，若沒有這三個嚴重錯誤，就不會衍生2008 年的衰退和金融界的激烈緊縮。
然而，把這些過失全部歸咎葛林斯班，卻也是嚴重錯誤。
過去二十五年來，經濟多半能維持榮景，而他確實是其間的一個重要領導者。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在他任內，主流思想家全都信奉某個見解，而他的策略不過是那個見解的產物。
若不是如此，我們要如何解釋為什麼世界上多數人都歌頌他的作為，並信守他說的每句話？他一度被貼上「大師」的標籤，只因為這個世界認為他可以完美滿足全球經濟的需要。所以，問題出在衍生「葛林斯班所縱容的剩餘」的總體經濟基本原則。
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聯準會官員就很清楚他們的任務，1951 年到1970 年間負責管理聯準會的威廉‧麥切斯尼‧馬汀（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是這樣說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在晚宴氣氛正要轉趨熱絡之際收走雞尾酒缸。」換句話說，聯準會政策制訂者理當要負責控制整體經濟層面的「剩餘」。
他們有權力藉由緊縮或寬鬆信用情勢的方式來提高或降低經濟成長率。當然，多數人都希望成長率愈高愈好。所以，聯準會政策制訂者要在不製造剩餘（剩餘遲早會導致經濟成長受到阻礙）的情況下，盡可能實現最高的成長。
那麼，何不把利率維持在極低水準，讓經濟體系充斥資金，進而促使經濟盡其所能快速成長？沒有了理論的牽絆，我們大可以說如果聯準會讓經濟體系充斥資金，就會發展出「剩餘」。
一開始，這些「剩餘」看似討喜。然而，長期下來，過熱的經濟將會崩潰，進而起火燃燒。
為了解釋唯有保持長期可承受的速度才是正道，讓我分享我個人進行危險衝刺的一段親身經歷。
我三十幾歲時曾連續三年參加火努魯魯（Honolulu ）的馬拉松賽跑，第二次賽跑的成績是三小時又三十分鐘，那是我的最佳紀錄。我的平均速度是每八分鐘跑一英里。
因為馬拉松賽跑是從早上六點開始，這個時間氣溫還很低，所以我通常會以較快速度跑前兩英里的路程，大約是每六分鐘跑一英里。
不過，我第三次參加這個賽跑時，我感受到最不尋常的體驗，而且我把那次體驗當作一生的教誨。
那一次，我像往常一樣，一開始就先快跑。不過，有一位跑者很早就開始邊跑邊和我聊這個活動。她是個正式的馬拉松選手，因為第一次參加這裡的比賽，希望多了解當地的情況。
我對她的問題有問必答，漸漸的，我們愈聊愈開。這樣的情形大約持續了20 分鐘。那時，我發現我已經以每英里六分鐘的速度跑完第三英里。這時我突然靈光一閃，我覺得我以前可能是因為沒有勇氣跑更快，所以一直拒絕承認自己的馬拉松成績有機會更上層樓。
我想，也許以每英里六分鐘的速度跑完二十六英里是可行的。我滿懷期待，以為可以享受到再創高峰的喜悅，加上我也不想因大幅減速而在這個新朋友面前抬不起頭來，於是，我決定在我能力許可的範圍內，以每英里六分鐘的速度跑完整場比賽。
就這樣，我跑了超過十二英里。事實上，前面六英里的路程的確非常令人振奮。跟著一群慢跑精英快跑，並聽著身旁的那個「健談羚羊」叨絮著，一點也感覺不到明顯壓力，反而感到心曠神怡。
不過，這時，我開始感到疼痛，一開始並不明顯，後來疼痛變得非常劇烈。我的雙腳變得沉重，側身也開始痙攣，甚至連雙臂都開始抽筋。
當我們跑到中點，也就是約十三英里處時，我那位「即將消失」的朋友開心大叫：「還剩一半就到了，我們即將突破三小時紀錄！」但那時，我終於向現實低頭。
我尷尬的說：「親愛的，我沒有辦法，我認為我今天注定要花四小時了。」我停了下來，眼睜睜看著這隻羚羊用一種古怪的表情回瞪我，漸跑漸遠。我最後的成績是多少？很尷尬，是四小時又十六分。
不過，我也因此得到一些啟示。不要被「我可以一直維持最快衝刺速度」的想法給媚惑了。長期來說，唯有適當調整自己的步調，否則一定無法達到最理想的成績。@待續…
摘編自 《資本主義的代價》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